意见领袖丨张化桥(知名金融、投资研究专家)
中国的次贷(小微信贷、普惠金融)的高峰期在2010-17年,比亚、非、拉国家晚十年左右。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国政府对此类外国投资者的限制。而中国只是在2009年才大量批准成立小贷公司。其实,在另外的第三世界穷国,这个行业已经于2009-10年就爆雷了。只是国内媒体报道太少而已。
标志性事件包括:
(1) 2011年3月,孟加拉国政府从格莱珉银行开除了尤努斯,列举了两个原因:他他的法律问题和违规行为(挪威政府基金曾指责他挪用资金),他到了退休年龄。
(2)在此前两年内,厄瓜多尔的人民起义,全部都拒绝归还小微信贷,并封锁公路,政府支持了借款的人们。小贷公司亏光了。
(3)此前的两年,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大量欠款人自杀、起义。印度一个州Andhra Pradesh 政府颁命,要求所有的小贷公司只能回收贷款,不能再放款。采取的形式是逼着它们重新登记。由于它们不能再放新款,于是借款人也拒绝(或者无力)归还已有的债务。整个行业在这个州全部死亡。
深切地感受着中国次贷金融行业的痛苦,我们认真读了3本2012年出版的关于普惠金融的好书。本章不求系统性、完整性,只求简单介绍其中两本书中与中国相关性比较高的内容。
Hugh Sinclair 在非洲和拉美几个国家的普惠金融机构和荷兰的普惠金融基金公司工作过几乎二十年。他的结论,我们大致归纳如下:
(1)世界范围内的普惠金融(包括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都是以支持微型企业家(穷人)为口号的。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借钱人都把钱用在了消费上。钱在同一个口袋里,怎么分得开呢?而且,穷人的生活坎坷多,动不动就遇到了困难,怎么能保证买米的钱不打酱油呢?
(2)并非每个穷人都会经商、愿意经商、经商能成功。微型企业大量重复、同质化竞争,很快就把那一丁点可怜的商机变成了红海。
(3)任何企业都有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微型企业无技术、规模不经济、承受不了任何风险,因此死亡率奇高。
(4)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穷人用那么高的利息(比如年化20%以上)借来的钱满足消费欲望,会不会在贫困的陷阱中越陷越深呢?最终的结局是大面积违约,既伤害了借钱人,也伤害了放贷者。他说,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但是小微企业贷款在授人以渔的同时把借款人锁定在债务之中了。
(5)穷人不被银行所覆盖,必有经济原因。那些抱着浪漫和民主情怀的普惠金融人士想填补这个空缺,但很快就发现了什么叫基本面。
(6)储蓄是脱贫的必要条件,虽非充分条件。克制消费欲望和消费性借贷是国家繁荣和家庭繁荣之必需。
(7)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是打工,而不是蚂蚁般的重复性创业。大工业化是社会脱贫之路。在这一点上,韩国成功了,中国有了一些成功,但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失败了。
(8)储蓄不光是一个文化和习惯问题,也受到基础设施的影响。政府应该创造条件,帮助穷人克制消费、增加储蓄,付给他们公平的利率,才是真正的积德。可惜的是,那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良心大大的坏了:不断地以通胀的方式剥削贫困的储蓄者,而且让人们失去了储蓄的兴趣和动力。这让贫困得以固化。Hugh Sinclair 讲了一个实在的例子。非洲很多地方的农民要步行二十公里才能找到一个银行分支机构,这就不利于储蓄。把那么辛辛苦苦挣得的钱放在家里,自己和配偶一不小心就把它花掉了。人总是需要一个东西来抵抗诱惑的。
学者周琼在一个题为”随经济发展,小微企业占比会减少吗?” 的财新博文中说,发达国家的小微企业在所有企业中的比重跟穷国差不多高。她得出结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降低小微企业和自雇人员的比重。我们完全不同意她的结论。原因是,
(1) 穷国的大量劳动力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态,比如,那些站在马路边希望帮你提行李、擦鞋,打扫卫生、做装修的劳工,还有农村的闲置劳动力根本不是“小微企业”或者“自雇人员”的统计数据的一部分。因此,穷国的数据低估了事实。
(2) 发达国家有大量的软件开发人员(码农)、医生、律师、自媒体、各种经纪人员选择自雇,或者开办小微企业。这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好。可是,穷国的小微企业和自雇人员往往是被迫的。如果能得到大企业的稳定工作,特别是成为公务员,他们立刻就可以放下目前的存在。所以,怎么可比呢?
她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承认:
发达国家的“20%的小微企业是为了追求自由,希望工作和生活达到一种平衡。大部分小微企业属于熟练工匠型,占比在 70%左右。例如,律师开办律师事务所医生开办诊所,手艺好的人开店帮人打家具,会照相的人开办婚纱照相馆”。
储蓄的妙处
在非洲很多地方,储蓄者不仅不得利息,而且还要反过来给银行(或者互助协会)支付相当高昂的费用,保管费用。很多小额贷款公司也可以合法地吸收储蓄。即使这样,作者也认为是积德的,因为贫穷的农民最终有了积蓄。这是脱贫的关键一步!
1991-94年,张化桥在澳洲的堪培拉大学当讲师时,一个老讲师退休前才付清他的23年期的按揭贷款。他高兴地说,每个月让银行从工资中自动优先扣除按揭的本金和利息,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这逼迫自己只能在剩下的钱上做预算。否则,“我到退休时也攒不了一分钱。今天多喝一杯啤酒,明天买件夹克,钱就没有了”。这是一个简单而难忘的故事。不仅是穷人,甚至中产阶级都需要一个强迫自己储蓄的东西。
小微信贷和消费信贷(不管是低息,还是高息)都是合法的生意,就象卖烟酒和化妆品一样,就是一门生意,不可将它浪漫化。
政府真正想帮助穷人脱贫的话,就必须创造大量的、稳定的工作机会。大工业,也只有大工业,才能做到。在发展中国家,就业压力本来就大,而人工智能及自动化的未来又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使得大量的、稳定的工作机会愈加重要。
2009年9月22日,世界上主要的普惠金融的基金公司和资金提供方(BlueOrchard, responsAbility, Triple Jump, Calvert Foundation, Kiva and Deutsche Bank) 发了一封公开信,敦促尼加拉瓜政府维护法治和金融秩序,保护契约,“以便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为尼加拉瓜人民谋福利”,这里,问题的关键显然不是法治和金融秩序。当穷人被高利贷剥削得没有出路时,起义不是很正常的吗?法治只有当人们解决了温饱之后才有可能。书中说,
The MFIs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panicked, and the funds were powerless...They returned to their investors, tails tucked firmly between their legs, and started making up excuses about the “ever-present risks of lend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ir investors just sighed, figuring that this was just part of the lending to the poor, without much understanding of the idiocy that had actually taken place...
战乱后的尼加拉瓜只有五百多万人,但是2010年前后,普惠金融机构逃避当地政府的利息上限(太容易了),发放了五亿多美元的所谓普惠贷款,大量穷人在循环贷款中爬不起来了,只好起义,庞氏骗局结束了。普惠金融机构安排让警察逮捕Jalapa 市的30个欠款人,激起了暴动。人们封锁了十公里长的泛美高速公路,示威游行。市长Omar Gonzalez Vilchez 表示支持欠款人。全国的微贷欠款人都拒绝还钱。奇怪的是,为了选票,各地的政客都选择了支持穷人。整个国家的微贷企业死光了。他们主要的资金来源于瑞士和荷兰的一些基金。
It was the poor, their beneficiaries, who had rebelled. The same people who had featured so prominently in their own websites and marketing materials.
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国一直没有成为世界普惠金融机构的主战场。我们能想到的只有三个机构。一是北京的中合农信,二是在内蒙古赤峰市等地的Accion International。三是巴黎的 Microcredits 在成都和绵阳的美星小贷。
在欧美,有些非盈利组织的众筹网站,比如 Kiva.org 和MicroPlace 专门为穷国的普惠金融机构/小贷公司筹款。欧美的很多老百姓轻信他们的宣传。可是,由于坏帐多、费用高,这种网站的资金成本一般很高(10%以上)才能生存下来。而它们所支持的那些普惠金融机构/小贷公司经常把放款利率定在50%以上,甚至80%以上。这样的高利率是发达国家的善男信女们所不知道的,也是这些众筹网站不愿意承认的。
很多机构直接为众筹网站Kiva捐款,包括微软、摩根大通银行、谷歌等。与全世界绝大部份普惠金融机构一样,Kiva声称违约率低于2%。你不得不想,世界上的坏人都去哪儿了。众筹的善男信女们不拿利息,但是承担违约风险,而Kiva的下家们(普惠金融机构)用50-80%的利率放款。这样的借款人能够脱贫甚至繁荣吗?
新瓶装旧酒?
很多普惠金融机构是盈利性组织,有些还成了上市公司 (印度的SKS, 墨西哥的 Compartamos)。但相对于普惠金融,现在全世界时髦的金融科技行业会不会是新瓶装旧酒?
John Hatch FINCA 国际(世界上最大的微贷公司之一)的创始人公开说,微贷的90%实际上用在了消费上,而不是投资上。这跟世界范围内微贷/普惠金融的宣传以及贷款申请书上所说的用途(小微企业)完全不符合。多数小微企业贷款实际上被吃掉了,买了电视机,归还了另一个高利贷。
挪威政府的外援基金投资了孟加拉的格莱珉银行之后,发现尤努斯违规挪用资金。此事在世界媒体上弄得沸沸扬扬,差点闹出大官司。后来大家通过外交途径私了。
全世界的微贷行业和普惠金融行业的共同问题:共债,负债率太高,欠款人的还款能力太弱。真正的API (每周或者每月的等额本息还款)还款一般都高于30%。小贷公司本身也是中小企业,也十分脆弱:成本高、规模小、专业能力差、内鬼多。
对于小微企业贷款或者消费金融来说,尽职调查多多少少有些煞有介事。尽职调查的成本太高,你怎么可能认真地做呢?说到底,信贷还是要有抓手。小额贷款(特别是无抵押的)的抓手是什么呢?名声?形象?如果一个穷人能从每个地方借三千元,而到50个地方借钱,这十五万元的总数就足够抵销面子的压力,鼓励他违约。即使尽职调查可以了解一个人的还款能力,但是怎么才能知道他的还款意愿呢?
联合国宣布2005年为普惠金融年。可是,2011年,Time World 的一篇文章的结论是,普惠金融在扶贫方面的整体影响为零。联合国有个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专门衡量国家的综合福利。2001年,尼加拉瓜是世界106位。2009年在疯狂的普惠金融席卷之后,它掉到了124位。而孟加拉国也从132位掉到了146位。
当然这不是一个科学的研究方法。你也许会说,“如果没有普惠金融,这些国家可能更糟糕!” 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但是把百万、千万的人民锁定在效率低下的分散经营之中,支付这么高的利率,能脱贫吗?在未做研究的情况下,好心的人们认为穷人有很多投资机会和经商的主意,只是没有资金而已。一旦你给他们贷款,他们的美梦就会成真。
还款的连坐制
Hugh Sinclair 还说,普惠金融行业监管不足, 为了保证还款而实行的连坐制很伤人。欧美投资机构的人们并没有做艰苦的思索和调查研究,却满足于在研讨会上、宴会厅里被这些令人感动、兴奋或者暖心的词句所击败了:“为村姑企业家赋能”,“穷人的尊严”,“创业天才”,等。female empowerment, human dignity, harnessing entrepreneurial spirit。
他还认为,设定贷款的利率上限看起来违反市场原则,但是有积极作用。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过度的金融应该把放贷利率打下去。这对穷人有利。有些地方,比如玻利维亚,放贷利率确实从1998年之前的30%降到了2005年的21%。但是在其它地区这种趋势并不明显。为什么?作者没有给出象样的解释,而只是说,也许放贷机构之间有勾搭。我们认为很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借款人们的地位、能力和文化水平太低,不会争取低息;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太差,因此饥不择食;借款人也许隐隐约约有一种不想归还贷款的意思;他们也许带着一点点希望,神奇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带他们出苦海。
亚非拉的穷人与中国人一样,非常渴望稳定的生活,渴望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这与他们的苦难经历和社会动荡有关。这也是他们为什么把公务员的工作当成最高境界:不光是人们所说的公务员可以有机会贪污,和凌驾于别人之上。
另一个作者David Roodman 说,
(1)每个小微信贷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喜欢用故事来表达他们:前者讲贫穷的村民因为借了小贷而养猪或者卖水果,从极端贫困中爬出来了,或者让孩子上学了。后者讲恶霸催收逼着他们卖掉了破房子,举家无居所,孩子被迫退学等。而真实的世界是两者结合。
(2)政府要努力为穷人提供三个东西:安全的储蓄机构,便宜而实用的保险,以及方便而快捷的支付。要淡化贷款。(我们的评论:中国的网上银行、支付宝、微信支付这一类的基础设施对穷人的用处极大。)
贷款是个双刃剑,容易加大穷人的风险。穷人的收入本来就太低,而且不稳定。如果要求每月或者每周还款, 那就太难了。借款连坐制的要求太苛刻。小微信贷并没有(也不可能)带领百万、千万的穷人走出苦海。有限的小微金融资源必须用来建立公共金融机构和制度。要脱贫,就必须搞大工业,也只有大工业才能提供大量的、稳定的工作机会。
(3) 关于小微信贷的各种实证研究(随机分析或者非随机分析)是有问题的。比如,2005-07年间,如果你研究美国的住宅按揭贷款对借款人的影响,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你会怎样评论按揭贷款行业对人类的福利和国家发展的影响?
在穷国,借了小微信贷的人们在几年后比未借的人们有明显的不同吗:收入、住房等? 也许其它的因素起了作用,比如他们原本的条件就不同:村里的路、个人的聪明程度和商业技能等。这方面的证据一直不足。有不少小微信贷确实用到了生意上,但成功者不多。
尤努斯确实是小微信贷行业的伟人。可是社会的进步与公平、公正、自由密不可分。如果尤努斯年轻时选择了从政,他对孟加拉国和世界贫困国家的贡献也许更大。
麻省理工学院的Amartya Sen说,人类和社会的福利不能光用收入来衡量。即使小微信贷不增加穷人的净收入,可是它给穷人的提供了全新的腾挪空间,在教育、医疗、自由等方面。一句话,小微信贷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赋能,empowerment。但是David Roodman 认为信贷就是加杠杆,因此有其危险性。
印度政府不准小贷公司吸收储蓄存款,这是个巨大的错误。吸储与放贷可以完全做到两条线,吸收的储蓄可以完全转给为储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或者由授权的小贷公司保管(但是不能用来放贷)。在金融机构网点严重不足的穷国,比如拉丁美洲和非洲,很多小贷公司有权吸储,效果不错。中国也有类似的机构。我们在本书的另外地方专门介绍石家庄的宜农科技,它在全国各地为村民收集存款,交给镇上和县里的银行网点。宜农科技不做任何信贷业务。
David Roodman 的有些段落太美妙,我们必须录下来。他说,“人们用各种逻辑证明小微信贷行业需要更多的资金。但是资金流入已经太多,而不是太少。我们容易忘记一个真理:所有信贷市场的特点是亢奋与萧条的交织。如果你增加信贷供应,你总能找到需求,因为借款人可以借新还旧。
“换言之,小微信贷就象处方药一样,在小剂量时有好处,但是滥用则很危险。即使一个贷款公司控制好放款额度,整个行业也难以控制了。共债太多怎么办?这会产生泡沫,会威胁行业的持续发展”。
If companies try to sell much credit, demand can seem to keep up with supply for years. Oversupply covers its own tracks as people use new loans to repay old loans. Put otherwise, microcredit is a prescription drug - useful in moderation, but dangerous in large doses. Moderation is tough because it calls for cooperation among competitors: even when individual lenders exercise discipline in how much they lend to a person, an industry with several lenders can collectively prescribe an overdose...
他还说,”人们把信贷(和其它金融服务)用于小微企业,可是大家最好清楚地看到,小微企业只是一种自足自给的生存,而不是爬出贫困的梯子”。
跟Hugh Sinclair 相比, David Roodman 对小微信贷行业的观点更加中性,也就是不那么负面。他认为,在这个三个方面需要系统的分析:
(1)小微信贷究竟能否帮穷人(和小微企业),
(2)它会不会把穷人(和小微企业)锁定在(甚至推进)债务陷阱,
(3)小微信贷对于社会的运转(social fabric)、制度、文化究竟有无好处。
2010年,他和同事做过统计数据的分析 randomised controlled study, 而不是光划几条曲线,列几个表格。他们也评估了其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性。也就是说,综合起来看,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好象互相抵销。英国金融时报立刻发表文章说,“搞了半天,小贷就是这么回事”? 波士顿环球日报说,“天啦!在投入几百亿美元和授予了一个诺贝尔奖(指尤努斯)之后,综合效果是零?”
这对于当时还很时尚的小微信贷行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作为还击,欧美六大小微信贷基金,如Accion International 联名发表了六个成功脱贫的例子(每家出了一个)。但这不能取代系统的研究,因为即使你列出一百个成功的例子,反对者也可以列出更多反面的例子。所以,统计学的研究更严谨。不过量化分析的数据也经常不真实、不准确。花里胡哨的数学容易掩盖常识和判断,比如,统计学上有相关性的两个变量是否一定有因果关系呢?他说,Correlation is not the same as causation.
有趣的是,在十年后的今天,这六大小微信贷基金的反驳文章以及他们提供的成功案例都从他们各自的网站上抹掉了。我们想看看,未果。为什么?你可以猜。我们的猜测是那些成功的小贷客户都...倒闭了。小微企业的存活率,你是知道的。
对比研究
Roodman 说,为了研究次贷(小微信贷和消费信贷)对穷人的影响,抽样调查或者访谈都有片面性和不准确的问题。所以,研究人员必须估算这些穷人如果不借次贷会是怎样的,即measuring the world as it isn’t.
为了对比一下借小微信贷和不借小微信贷对家庭生活、收入的影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到印度的海得拉巴市(Hyderabad)跟一个小贷公司Spandana合作,对一个街区的人发放小贷,但是对另一个街区的人不放小贷。但是,这种研究是否有代表性、能否在其它地区复制这个实验,都不肯定。比如,在小微信贷的圣地,孟加拉国,几乎每个家庭都可以借到小微信贷。研究员们无法进行“借与不借”的实验。中国也是如此。
你不得不问,小微信贷如果没有出现的话,孟加拉国政府和民众是否会因为就业的压力和谋生的需要,而被迫办起了大工业,甚至发动了革命,或者出现了大移民潮。小微信贷究竟是害了他们(让他们苛且偷生),还是真的帮了他们。同样,从业人员和金主们喜获经营牌照时,是否曾经想过,这个牌照同时也是亏损的门票、上吊的绳子?
十年前,融资担保公司惹人嫉恨,因为它们的杠杆十倍,中小企业为了从银行贷款,常常需要一个担保公司出具担保,做背书,它们“凭空”收取2-3%的担保费,简直是印钞票!可是,大家忘了,这是刀尖上舔血。后来,整个行业上万家融资担保公司绝大多数壮烈牺牲了,现在剩下不到二百家。
过去十年,小额贷款行业也是一样。利率似乎很高:年化20-40%。也惹来卫道士和无知的评论员漫骂。但是,很快,九千多家小贷企业就剩下的大约一半,而且剩下的也大都是断胳膊残腿的。
从2018年开始,P2P 和助贷行业也滑到了这个泥潭中。社会上一片谴责,大家毫无感激之情:政府对业内的企业吆五喝六,连这个行业的最大受益者群体也忘记了感激之心,而大打便宜拳。谁是受益者?那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出资人,那几千万借款人。P2P平台和助贷机构提供的是一个额外的选择,经常也是雪中送炭。
(本文作者介绍:知名金融、投资研究专家)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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