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贸易战 “以牙还牙”不是上策

　　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张茉楠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

　　作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可以凭借对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和服务的贸易反制，拥有与美国谈判的地位。因此，中国采取“以牙还牙”“争锋相对”的政策并不是上策，中国需要建立新的对冲风险的战略框架。

　　中国需要推动新一轮全球化、以全球价值链重塑为契机全面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也需要更好地贡献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这样的“公共产品”来创造新的全球化净收益。

　　美国正式开启了“特朗普时代”。“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是以“美国优先”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因此，无论是就业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能源政策以及外交政策无不与所谓的纠偏“全球化轨道”为出发点，重构全球秩序与格局。未来无论特朗普的施政纲领还有多少不确定性，但特朗普是带着对“全球化”的“怨恨”和“愤怒”，以反建制、反主流的角色上台的，这不仅预示着全球层面由此引发一场经济结构的再造。同时，也意味着全球将面临不得不面对以强硬的保护主义和资源要素流动壁垒为特征的逆全球化的冲击。

　　“逆全球化”及其根源的主要观点

　　这些年，“逆全球化”风潮愈演愈烈在全球范围内不乏其基础。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全球化导致重要的结构性变化，这些转变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并不相同，那些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导致“利益分配”不均，特别是所谓的“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矛盾是全球化逆转的重要推动力。

　　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和成熟的工业化国家眼中，发达经济体内部逐渐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不断向国外转移，造成本国产业空心化趋势。这些都使得以传统农业和传统制造业为代表的“旧经济部门”利益受损，部门内出现利润下滑和失业率增加。

　　理论界对“逆全球化”的根源也有分析。国际学者哈罗德·詹姆斯坚信制度是导致全球化逆转的罪魁祸首。在他关于上一轮全球化的研究中，他找到了显示“钟摆运动”逆转开始的重要信号。国际金融秩序的失灵会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商品和人的跨国自由流动对各工业国生活水平和工作机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会激起人们对自由贸易和移民的强烈政治反弹。

　　有的研究从金融资本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扩张集中在两个具体的领域，一是快速飙升的联邦债务，二是以次级贷款为代表的住房贷款抵押证券。联邦债务的居高不下与二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制度缺陷有直接关系。这个金融秩序隐含的流动性创造机制中的“铸币权”问题，正是金融虚拟经济助长了美国政府对政策自主性强烈的选择偏好，并导致了美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萎缩以及“产业空心化”问题。

　　而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和后发国家也持有“逆全球化”的主张。他们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部分生产国，在这一全球分工结构中都获得了较大部分的实际利益。消费国得到了全球供应的廉价商品，生产国实现了产能、技术、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但更多依赖资源出口的资源国和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国并未享受到这种红利，主要表现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增长低迷、资源透支、效率低下、产业不振等问题。

　　受此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特别是全球需求的萎缩和增长低迷导致全球存量市场资源进一步收缩，在经过长期由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推动的经济增长之后，各国政府在经济困难时期越来越多地寻求保护本土产业。近年来出现的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分离主义在内的“逆全球化”，甚至是“去全球化”的现象，不仅影响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合作，也导致全球贸易增长受到重创。WTO的一项统计研究表明，WTO成员国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推出了2100多项限制贸易的措施。美国更是高举保护主义大旗，数据显示，2015年实施贸易保护措施624项，为2009年的9倍。其中，2015年美国采取了90项贸易歧视措施，位居各国之首，成为限制贸易自由化最激进的国家。

　　然而，我们不仅要问，现在全球的问题是“全球化”导致的危机吗？“逆全球化”、重归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就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吗？事实证明，金融危机已经过去9年，但全球并没有真正从危机中走出来。长期以来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国际贸易年均增速为世界经济增速的1.5—2倍，而愈演愈烈的保护主义直接导致这一“引擎”开始严重放缓、停滞，甚至面临“熄火”风险。

　　根据《全球贸易增长报告》，1990—2007年全球国际贸易增长6.9%，2008—2015年平均增长约3.1%。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不仅低于GDP增长率而且只有后者的8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项测算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每增长1%能为贸易带来2.5%的增长，而近年来，同样的经济增长只能带来0.7%的贸易增长。更令人尤为担忧的是，如此低迷的全球贸易增速在过去50年里仅遇到五次，分别是1975年、1982年、1983年、2001年和2009年（正好对应着经济危机期间），然而这一次却是连续四年低于3%的水平。

　　本世纪以来全球经贸体系早已出现新的结构性变化

　　事实已经证明，用保守思维对付开放的世界注定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本世纪以来全球的经济和贸易体系正在出现新的变化，其主要特点就是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中间产品贸易增多，全球生产由跨国投资驱动、服务贸易对生产网络的运转发挥重要作用使其早已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

　　当前，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全球经济体系与其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分，不如以全球生产者和消费者来划分。全球生产和贸易模式正从最终品贸易转向价值链贸易。在新的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产品流动，尤其是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实质上是参与全球生产的一个过程和流转环节。

　　全球价值链革命造成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迅猛增长，这意味着与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外需”已经截然不同，在这种新价值链模式下，产品生产已经具有了“世界制造”的意义，“世界制造”正在取代“美国制造”“德国制造”“中国制造”，成为新的大趋势。

　　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依存度大大提高，一国产业结构必须在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互联互动中进行，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动态调整和升级，也因此才能获得资源整合、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全球共同发展的红利。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环节，以及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对全球贸易存在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这意味着中国不但没有压缩，反而给其他经济体创造了更多的贸易机会。

　　从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到跃居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既是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的参与者与受益者，更是贸易全球化的直接推动者。据IMF发布的数据，从2009年至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都在25%以上，而且中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已经上升至13.8%。

　　与之相反，2008年之后，一方面，美国举起保护主义大旗，数据显示，2015年实施贸易保护措施624项，为2009年的9倍。其中，2015年美国采取了90项贸易歧视措施，位居各国之首，成为限制贸易自由化最激进的国家。另一方面，美国大力实施“本土化制造”，但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依旧徘徊不前。

　　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数据，自2008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滑落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也显示，其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自2015年四季度以来已连续三个季度下滑。2007—2014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0.5%，远远落后于1995-2007年间1.4%的水平，这意味着“回归本土”战略对提升经济产出和要素效率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中国需要积极引导并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

　　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参与全球化所获得的红利是显著易见的，而未来中国应该在全球化格局中处于何种位置，应该扮演何种角色，不仅将决定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势必影响未来全球化的走向。

　　从中美可能爆发贸易战的角度看，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一旦出现报复性贸易战将导致两败俱伤，并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创。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即使发生短暂的贸易战，美国私营领域也将失去130万个工作岗位，占私营领域总工作人数的1%。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只拥有为期150天的提高关税15%的权力，美国国会对于提高关税的否决作用不容忽视。作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可以凭借对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和服务的贸易反制，拥有与美国谈判的地位。因此，中国采取“以牙还牙”“争锋相对”的政策并不是上策，中国需要建立新的对冲风险的战略框架。

　　毋庸置疑，当前，全球政经格局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新的调整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冲突与博弈正是这一变化的突出表现。根本而言，商品、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繁荣的基础，一切阻碍这种要素自由流动的无异于是对全球化的巨大挑战。因此，当特朗普逐步兑现他在竞选时宣扬的修筑边墙、撕毁贸易条约、大幅提高关税的各项“承诺”时，并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注定全球范围内的摩擦、冲突、碰撞将前所未有。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包括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以及“一带一路”“亚太自贸区”等在内的全球化进程。特别是中国政府提出“三个共同体”论，即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责任共同体注重中国与利益相关者都有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与繁荣的责任，在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中责任共同担当；命运共同体强调人类社会在全球化时代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各国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同呼吸，共命运；利益共同体强调尊重彼此利益，共生共赢。“三个共同体”论反映了中国希望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新思维。

　　笔者认为，“逆全球化”冲击对于积极倡导“全球化”、主张构建“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挑战，但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中国需要推动新一轮全球化，以全球价值链重塑为契机全面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也需要更好地贡献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这样的“公共产品”来创造新的全球化净收益。

　　从这一点来讲，“特朗普主义”下的逆全球化冲击既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但也很可能为全球带来一次重大变革的机遇。在全球结构和秩序重建和重构过程中，那些真正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潮流和规则，以及价值主张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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