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0亿减税传递的中国之声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陈志龙

　　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需要轻税薄赋的轻松环境，以此来改造着产业布局和投融资方式，营造活力充沛、百舸争流的商业氛围。政府用财政手段而不是用强刺激方式，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和结构性改革，是以“再平衡”方式努力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需要。

9000亿减税传递的中国之声

　　春节前夕，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全面推开营改增、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显著减轻企业税负。“营改增”全面完成后，如果进一步优化增值税税率，整个营改增实现的减税规模将达9000亿元左右。

　　另财政部消息称，从今年2月1日起，我国有3项政府性基金起征点降为零或停征，7项整合归并，同时教育费附加等3项政府性基金的免征范围进一步扩大。财政部测算，2016年各项清理政府性基金举措将为企业和个人减负约260亿元。另外，官方明确传递信息，关于职工五险一金缴交比例偏高的问题已引起高层关注，今年有望对这一块进行减负。

　　伴随2015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至6.9%，“中国经济硬着陆”“做空中国”的唱衰论卷土重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形势下，如何改善营商环境，提振企业家对未来的信心和投资积极性。政府降低税费是政策工具箱里的一个重要选项。

　　在多个省市试点营改增基础上，今年将其作为今财税体制改革开幕的重头戏，这对激发市场活力，调动各方积极性意义重大。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一些困难，是结构调整、新旧动力交替的必然。

　　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领传统制造和消费模式升级，也需要轻税薄赋的轻松环境，以此来改造着产业布局和投融资方式，营造活力充沛、百舸争流的商业氛围。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下，政府用财政手段而不是用强刺激方式，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和结构性改革，是以“再平衡”方式努力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需要。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我国税收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其目的是要消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税收制度障碍，总体上减轻生产性服务业相关产业链的税负，避免重复征税。营改征增试点最早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开展试点，同年10月1日首批扩大试点到包括江苏在内的服务业较为发达的8个省市。

　　3年多的试点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按照试点方案，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增值税，不再缴纳营业税。应税服务范围具体包括：交通运输业、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在现行增值税17%标准税率和13%低税率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等适用17%税率，交通运输业适用11%税率，其他部分现代服务业适用6%的税率。

　　营改增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三年多来，通过不断扩大试点范围已取得积极的减税成效，特别是在传统制造业较为低迷的形势下，营改增对推动现代服务业崛起和经济转型升级意义重大。结构性减税效应明显放大。“营改增”的本质是结构性减税，许多省市的试点效果来看，它进一步规范了税制，在试点行业内基本消除了重复征税，实现税负公平和区域整体税负的下降。

　　2013年底，江苏省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试点满9个月时，共计减税95.54亿元，减税面达96.61%。其中试点纳税人减税38.86亿元，非试点纳税人减税52.73亿元，应税服务出口企业免抵退税额3.49亿元，应税服务出口免税减免税额0.46亿元。从企业个体看，全产业链抵扣减轻了大部分企业税负，增加了企业利润，增强了发展活力和后劲。

　　一些物流行业的税负呈逐月下降趋势。随着减税面逐步扩大，对扩内需、稳增长产生积极拉动作用。据测算，江苏试点行业纳税人年税负将净减少150亿元左右，在经济增速趋缓形势下起到了积极的托底作用。随着今年营改增的全面推开，对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对推进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和消费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重要作用。

　　一段时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急剧动荡，给全球经济脆弱的复苏笼上阴霾。危机的根源还在于实体经济出了问题，加之连续多轮全球性货币放水导致的大水漫灌后遗症开始突显。走出危机的治本之策是各国加强协作和对话，推进结构性改革。

　　差距是在困难中拉开的，困难的形势下，哪一个国家对自己的问题认识得最深刻、反省得最彻底，改革策略最完备，改革决心最坚决，就可能率先走出危机和困局。中国领导人一再向世界传递明确的信号，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在市场变得异常复杂时，决策部门头脑要清醒，密切监控市场变化，正确研判评估复杂态势可能的潜在发展方向和后果，既要做最好的努力，也要做好长期打硬仗的准备。同时积极与市场沟通对话，有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危机管理预案。

　　最近，大家比较容易把当前形势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提并论，当时周边国家货币贬值凄风苦雨，中国的外汇储备十分有限，香港又受到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当时全世界的目光都盯上中国。

　　当时出口也非常困难，有人建议用一次性贬值的办法刺激出口，但决策者最后否决了这种做法，在财政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加快退税进度，以遏制出口下滑。朱总理在一份批示中明确表示，“人民币贬值不可取，这将影响对整个金融的信心，微调当然是必要的。”在多个国际场合公开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本币汇率稳定的基石由此奠定，这为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金融的全局稳定埋下了伏笔。

　　18年过去了，我们再次面临历史性的抉择和考验。面对各种担忧和现实的困难，必须传递坚如磐石国家意志和坚定的反危机决心。面对资本市场的动荡，决策层已传递清晰的信号，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银行体系、汇率市场一样，是经济运筹的协调中枢。

　　它既是大国战略的核心，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关键。我们不能容忍市场过度波动对系统性金融安全构成的威胁，在市场失灵自我纠错机制和有效自我约束能力丧失时，必须果断干预，努力实现“在线修复”。1998年香港狙击索罗斯的战役启示我们，不能迷信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时刻该出手时就出手，如果犹豫不决，可能殆误战机，事后补救成本更高。

　　面对汇率市场的急剧动荡，在复杂形势下，我们一再强调不以邻为壑，不搞竞争性贬值。而是以更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加快自身结构性改革来推动经济复苏，这体现的是一个大国经济体负责任的态度。“一个具有坚强变革意志和纠错韧性的转型中大国，所拥有的雄厚资源和政策弹药，使其足以掌控局面”，“做空中国者终将败于市场”。这都传递出清晰明确的“中国之声”，对投机者是有力的震慑。

　　在动荡的时空中，这些黄钟大吕之声是要仔细听，听仔细，行动时要以迅雷不极掩耳之势闪电出击。任何恶意做空者想与拥有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第二大经济体交火，那是以卵击石，不自量力，关键是看技术上和战术上怎么打。

　　(本文作者介绍：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财经作家。微信公众号njchenzhi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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