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连奎：中国不存在大规模减税空间 必须有增有减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高连奎

　　我们认为中国的财税改革的正确方式是应该“有增有减”，特别是应该在不加重企业和居民负担的情况下，科学改革，从总体上增加财政收入，以达到税收的公平和整个社会的更加公平。

　　当下中国减税虽然已经成为共识，但是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大规模减税的空间，目前中国每年的财政利息支出在5000多亿，每年财政赤字超过2万亿，中国累计政府债务达到几十万亿，如果继续减税，中国政府以后利债务利息的支付都将变的非常困难，如果因为财政债务利息支付而大幅挤压了政府投资的空间的话，最终也得不偿失。

　　比如中国修建京沪高铁的总投资达2209亿元，而目前中国每年的财政利息支出就可以修建超过两条京沪高铁，修建一艘航空母舰仅需要几百亿元，中国每年的财政利息支出就可以建造十艘以上的航空母舰，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到了压缩债务的时候了。

　　我们认为中国的财税改革的正确方式是应该“有增有减”，特别是应该在不加重企业和居民负担的情况下，科学改革，从总体上增加财政收入，以达到税收的公平和整个社会的更加公平，下面是我们根据“新财税主义”经济思想提出的财税改革方案：

　　“六增六减”的财税改革方案

　　1、 增加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须品税收

　　中国应该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品制定不同的税收标准，我建议将各种产品分为“生存必须品“，享乐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三类，应该提高享乐型产品和奢侈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须品税收。

　　奢侈品税收的征收应该改变现在按品类征收的方法，改为按品牌征收，主要做法是对各类商品进行品牌认定，一旦被列入奢侈品品牌目录，则征收更高的税收，很多品牌可以全品牌直接划入奢侈品的行列，比如奔驰、奥迪、宝马等豪华汽车，苹果手机以及一些名牌服饰、珠宝，化妆品等，这样划分之后增税的空间非常大，既可以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也可以增加大量的税收，而那些生存必须品可以实行普通的税收，甚至适度减税、免税。

　　在经济学上，奢侈品不符合价格曲线，增加税收并不一定降低销量，奢侈品认定对商家也有好处，等于是对商品品质和定位的背书，商家也不一定反对。

　　有人认为现在中国奢侈品的价格已经比国外更高，但这是商家的定价策略所致，而非税收所致，而且现在这些产品虽然价格很高，但是人们消费热情却不降低，所以增加税收也并无不可，至于海外购物也可以通过补缴税收解决。而海外购物基本以小件商品为主，大件商品，人们还是本地化购买。

　　2、增加成熟工业品税收，适当降低高科技产品税收

　　笔者建议将工业品分为成熟工业产品和新型科技产品，对于成熟工业品则可以适当提高税收，因为成熟工业品需要投入研发的费用非常少，只有生产费用，而新型科技产品则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而且需要面临全球技术竞争，可以降低税收，鼓励创新。

　　比如一个手机技术不成熟时可以卖一两千，技术成熟后可以卖两三百，比如一台冰箱价格不过一两千元，而一个小小的手机也一两千元，这就是成熟技术产品与非成熟技术产品的差别。 成熟产品，价格极其低廉，可以适当多征收税收，高科技新产品研发投入大可以减税促进其技术成熟。

　　3、增加机器密集型产品税收，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税收

　　对于产品，我们还可以分为机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减税，对于机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增税，因为根据经济学规律，对于那些已经实现机械化大生产的产品，劳动生产率变的非常高，价格也变的非常便宜，即使适度提高征税标准，价格也可以承受，比如一台电视机1000元，征税50%，价格升高到1500元，人们照样可以买的起。

　　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服装、鞋则可以降低税收，比如一双女士皮靴的价格比一台彩色电视机的价格还要高，其背后原因就是因为电视机是机器化生产，而皮靴更多需要手工劳动，因此对于服装、鞋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就可以减征税收，比如中低端餐饮和理发等行业也可以降低税收，比如服装费用在现代人的生活开支中占比很大，很多白领人群极易成为“月光族”，就是因为服装、餐饮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或服务在其生活中的开支占比过大。

　　4、 增加专项服务收费，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公共税收

　　笔者建议中国将税收分为公共税收和专项税收两大类，应该增加专项税收的比重，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能用专项税费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再用公共税收，政府提供的专项服务可以适当收费以与公务员的工资支出进行平衡，政府在特定领域的专项建设也可以通过专项税收加以平衡，这样就可以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从而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 城市建设、公共服务有关的项目，可以适当增加费用，另比如可以通过增加燃油税以支持城市道路建设，而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公共税收可以适当降低，以保护企业生产的积极性。

　　5、个人所得税地方化，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加纳税群体，成为支撑地方财政的重要税种

　　在中国，土地财政日益枯竭，不能再支撑地方政府的财政，我认为应该用个人所得税来代替土地财政，中国个人所得税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在美国个人所得税也是第一大税种，中国现在个人所得税之所以征收有限，主要就是由于全国实行统一的标准，导致对大城市白领人群不公平，遭到这些人的反对。

　　中国个人所得税不应该再一刀切，应该地方化，因为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工资水平不同，物价水平不同，大城市工资高，但是消费也高，小城市工资低，但消费也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地方人大确定，将个人所得税变成一个支撑地方财政收入，服务地方建设的一个重要税种，这样就可以弥补地方土地财政枯竭后的政府支出问题。

　　6、降低能源、资源税，开征“超额资源税”

　　资源、能源的价格关系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因此在资源税和能源税上可以降低征收，但是我们可以开征“超额资源税”，对于那些占用社会资源远超社会平均水平的群体进行额外征税，当然在实际征税中可以根据行业不同，采取不同的税收名称，比如在房地产行业我们就可以称为“超额房产税”，中国的房产税一直有征收的必要，但是一直没有落地，就是因为房地产税这个名称本身就容易遭到抵制，如果采用“超额房产税”则可以非常容易的取得民意的支持，也更加科学。

　　新财税改革措施的创新之处与落地方案

　　以上财税改革措施是基于新财税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新财税主义的创新之处在于对不同产品进行了科学分类，并在现有的增值税、所得税体系之外开辟了一种新的税收思想及征收路径，不同的产品类别实行不同的差异化征收，而且不影响企业家的利润，这种差异化的税收靠现在最核心的增值税和所得税体系是无法实现的。如果针对不同的企业征收不同的增值税和所得税损害的将是企业家的利润，对企业家是不公平的。

　　因此我们建议在普遍降低增值税和所得税两个点的基础上开始征收“产品销售税”。销售税的征收方式可以借鉴现在中国烟酒等行业消费税的征收方式，由经销商缴纳，厂家代为征收，在这方面，中国有着非常完整的税收实践，可以很快的落地实行。

　　中国进行财税改革的迫切性

　　1、赤字财政难以长期持续

　　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全面城市社会转型的时期，政府在城市建设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只会增加，很难减少，2016年中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2.6万亿，并且今后财政赤字只会增加，很难减少，改革财税体制迫在眉睫。

　　2、土地财政难以持续

　　中国本来就是低税收国家，只是靠政府出售土地，财政才得以维持，2013年4月，IMF世界经济展望发布了IMF成员国一般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数据，中国在188个IMF成员国排名第146位，属于低税国家，但由于中国以前有土地出让金弥补政府财政不足，所以低税问题没有暴露，但随着土地出让金的减少，税收不足问题将暴露的越来越严重。

　　3、分税改红利已经吃完，中国需要“新税改”

　　中国上一次大的财税改革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中央连年财政赤字，国家财政运行状况极其困难。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曾主持了中国的“分税制”改革，中国靠这一改革，一段时间内满足了政府财政支出的需求，但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一改革的红利已经结束，中国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对财税体制进行大的改革，目前急需要进行第二轮的财税改革，才能适应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然中国税收不足的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

　　5、要建成世界最先进的中国模式，就必须建设世界上最先进的财税体系

　　世界竞争从根本上看是政府的竞争，是国家治理模式的竞争，国家治理模式在经济方面最核心的就是财税模式，包括社会保障模式、经济调控模式等都是财税体制的衍生物，因此一个国家能否引领世界发展，能否成为世界其他国家争先效仿的对象，关键就是看这个国家能否创造出一套适应时代发展的最先进，最科学，能够解决时代问题的财税模式。世界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八年，人类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一危机的根本办法，这是因为大家没有看清这次危机的本质，也就不会提出有针对性的主张。

　　新财税改革的实践建议

　　1、中国应该启动财税侧的改革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工作已经完成，中国在进行供给侧改革更多注重的是产业层面，可操作空间也非常有限，况且如果没有政府财政支持做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主张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无法实现，因此我们建议将下一步改革的焦点转到“财税侧”改革上，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2、对新财税主义改革措施进行前期论证

　　现在中国需要对品牌进行认定，可以提前对那些比较公认的奢侈品牌增加税收，业可以对行业进行分类，对一些成熟工业品和机器密集型产品进行税收增加的探讨与试验。

　　3、可以建立地方试点，摸索可行性方案

　　可以在一个地方进行理论实践，在实践中摸索可行性与实践方案，理论只有用到实践中才可以检验其真正的价值。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治理研究项目负责人，中国新财税主义三十人论坛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