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乱世出豪杰，改革出骗子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樊纲

　　改革是一种破旧立新的过程，旧的一套体制、规章以至于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正在解体、失去效力，而新的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规范还没有完全形成，还不完善，人们还不知道怎样在新的体制下保护自己的利益、谨防坑蒙拐骗。

樊纲：乱世出豪杰，改革出骗子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年月，骗子似乎越来越多了。搭个野班子，刻上几个“筹备中心”的图章，上上下下全国各地能卷走几十万；把头梳得溜光，一副金丝眼镜，一只密码提包，操上几句“广普话”，做港商状，便能弄到上百万的订单货款，然后逃之夭夭。小“托”小骗拖欠赖账之类已多到报刊都不愿再作报道的地步；假冒伪劣之多，以至于要成立“打假办公室”，还要来个“质量万里行”；甚至连政府机构内部都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无怪乎那么多人惊呼世风日下，有的甚至责怪搞市场经济搞得人们道德沦丧。

　　其实如果我们承认人非圣贤，承认总会有些人要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和制度上的漏洞，用各种可能的办法为自己谋取一份利益，就应该承认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骗子”多了一些是十分自然、十分正常的现象。

　　如果说“乱世出豪杰”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改革出骗子”。原因并不复杂：改革是一种破旧立新的过程，旧的一套体制、规章以至于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正在解体、失去效力，而新的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规范还没有完全形成，还不完善，人们还不知道怎样在新的体制下保护自己的利益、谨防坑蒙拐骗，经济生活当中就难免出现一些“制度真空”，可供“小人”们钻的空子也就会多起来。骗子多了，说明我们的改革正在深入进行，遍地铺开。骗子的个数衡量着改革的深度与广度。

　　信用、信誉、诚实、“保质保量”这些东西，不能仅当做一种“美德”来看，也得当做一种制度的“产品”来看待。经济学可以完全不承认、不依赖什么“为消费者负责”、“为他人着想”的美德，而只承认斤斤计较的利害得失。我们可以不去管古代的诚实与信用是怎么形成的，在现代商品经济中，信用不是因为其美好才被人们信奉，而只是因为它有用、有利，才被人们遵守。

　　其基本逻辑无非是：你想骗我，我也想骗你；你想骗我时我便想方设法防你的骗，我想骗你时便要琢磨着如何让防骗的你防不着我的骗；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骗到最后大家一方面被骗得越来越聪明，另一方面也骗得累了，才发现其实谁都不是傻子，天生被骗而不会骗人；大家费了那么多心思你骗我我骗你还不如谁都不骗更省事、更合算、更经济一些(节省“交易成本”)，于是大家偃旗息鼓，制定下一些共同防骗的规章制度以利于好好合作，人也显得诚实、讲信用、讲道德了起来。

　　事物发展的这一逻辑，一方面表明在新型的商业道德确立之前，总难免有一个骗子泛滥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有利于大家诚实合作的制度，往往正是在大家你骗我、我骗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骗人的，就有人要防骗，那防骗的过程，其实正是制度的形成过程。比如“合同”或“契约”就是为了防骗而产生的。最初大家可能都是君子口头协议，后来有人事后不认账，才发现得有“合同”这样一种事前用文字写下的制度。

　　怎么订合同，也是骗出来的学问，一笔买卖里可供钻的空子会有很多，一开始谁都不可能想得很全面，受了骗，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再订合同就会完善一些，于是乎合同的文本也就越来越长，条款越来越多，越来越细。

　　光有合同还不行，还得保证执行，不执行合同的人要是不受惩罚，合同不过是一纸空文，于是先是有了私人间的“械斗”或“私设公堂”，然后有了“要债公司”(黑帮团伙有时也起这种作用)，后来发现还是大家交点税，搞些社会的、公共的机构比较便宜，也容易较为公正，于是“攒”出了政府、法庭、警察之类的玩意儿，私人合同中的一些条款，也变成了大家共有的法律中的一些内容，免得每次都要重写一遍。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大大小小的制度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防骗而建立的。

　　我们的传统体制，是靠垂直的管理与监督来维持的，与之相适应的，大家都形成了对上负责、对上级诚实就是对人民诚实的道德准则。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后，经济主体多了，横向的经济往来多了，怎么向“别人”诚实的问题便突出了起来。旧的规则和旧的道德已不再适用，新的还有待建立，于是出现了骗子增多、“三角债”难清，“欠账的是爷爷，要账的是孙子”之类的事情。

　　所以问题不在于“道德沦丧”，而在于如何在新条件下重建“防骗体系”。在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其首要职能要由原来的“发号施令”，转变为“保护产权”，法律的设置和执法机构的加强，也要与此相适应。市场经济搞起来了，政府的职能与之不相适应，出现“政府缺位”，其他一些东西就会来“补位”，像“要债公司”、“家族势力”、“黑帮团伙”之类也会趁火打劫。

　　“保护产权”一事不由政府当做“公共物品”来加以提供，就会有人来当做“私人物品”来加以提供，同时就难免产生出许多副产品。我们已经有了政府机器，最好还是靠转变职能过渡到新体制，而不要再走一个漫长的重组过程。与此同时，各种民间的“防骗工事”，也需逐步建立、完善起来，像法律顾问、法律事务所、商业合同、“消费者协会”之类的机制，也起着防骗的重要作用。

　　在我们的改革过程中，随着骗子的增多，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民间机构的建设也在进行。我之所以对骗子增多这件事持乐观态度，根本上还是因为相信防骗的新规则、新体制以及新型的商业道德，必将在大小骗局之中诞生。虽然有国外一些现成的规则可供参考借鉴，但有中国特色的骗子总得我们自己对付，所以新体制有赖于我们自己在与各色骗子的周旋中逐步形成、掌握和应用。

　　我们谁都不是先知先觉，不受骗还不知防骗之重要，不受骗也就难以学会防骗，所以在一开始不可能把规则都搞得很完善、很精细，总要有一个过程。骗子一多，大家都引起重视，新规则才能普遍地形成；骗术越高明，规则才会定得越严密。你仔细观察一下，现在的骗子们其实骗术还很简单、原始，得手还太容易(体制的漏洞还太大、人们还太“傻”)，所以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来说，我们还和骗子们一样，都只是处在“初级阶段”。

　　(摘自樊纲著作《经济人生》)

　　(本文作者介绍：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