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的改革比权威人士更管用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牛华勇

　　在嘈杂的政策争论中，我们甚至有点忘记了，只有真的改革，才是安度难关的良药。我们面临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改革来解决的，只要改革事业没有终止，我们的希望就没有失去。

　　从L型走势到权威人士

　　这不是一个谈论改革最好的时机。

　　因为相比那些人们渴望改革的年代，今天无论是在硬件、软件、财富还是国际地位上看，都已经是完全不可比了。人们，包括执政的人们和所有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普通人，大都已经不再急于考虑最基本的温饱问题。正相反，很多人都深深地自豪于，我们比其他国家以更快的速度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如外交部长在反击加拿大女记者提问时候所透露出的情绪，也是部分国民情绪的反应。

　　然而，这又是谈论改革的一个最好的时机。

　　古人所讲的：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在大家都不想讲、不愿讲、不好讲的时候你出来讲一讲，就算是没有什么作用，至少也可以显示一下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吧。

　　作为一个非权威人士，其实是没有能力去判断政策的好坏的。说起来惭愧，毕竟天资不够，作为一个学习经济学多年的人，一直也没有弄清楚，用怎样的模型才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因此不敢印证权威人士斩钉截铁的那些结论，哪个政策对了，哪个政策错了，这一侧有用，那一侧没用这些高深莫测的话。只能是根据自己有限的理解力，瞎胡乱猜测。

　　看上去大家都很焦急，既然权威人士都出来喊话了，恐怕经济形势不是太好。经济形势好不好，照理说，也用不着权威人士喊话，大家都是泡在这个大池子里头，水凉水热想必每个人心里头清楚。

　　经济形势不好，于是人们的脾气也就都不好，砍医生的、抓嫖客的、考大学上访的、怕下岗的，把每天的自媒体搞的好不热闹。财经新闻也不肃静。虽然财经新闻看懂的人少一点，但买了股票的人并不少，他们不见得清楚复杂的资本市场理论，但清晰地知道割肉的滋味。眼见着主流媒体连续几个月都说要涨，当时那想法，就是不下点血本怕是赶不上这一拨了。于是，后来的故事就耳熟能详了。

　　故事到这里，没有办法继续了。想一想，国家形势那么好，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从中美对话到一带一路，从东海立威到南海建岛，从全球投资到全民创业。想不通这么大好的局面之下，到底是什么原因，竟然让我们的经济走势变成了权威人士口中的L型。

　　不说破的勇气

　　可以说，权威人士的讲话，不无道理。只是，我们不知道权威人士自己是不是清楚，以中国目前的体量和发达程度，已经不再是某一位权威人士讲话就会上下联动、上街传达的时代了。权威人士的能量，早就从渗透到内心，变为印刷于纸面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权威人士并不是神话的主角——比如，就在几个月前，权威人士不但没有能够救市成功，还毫无价值地葬送了自己并不富裕的公信力，扔出去一个以不懂业务著称的战友。

　　事情正在向着这样一个方向演变：文件里的措辞越来越有创意，越来越振奋人心，越来越专业——甚至出离专业——权威人士总能够在众多的含义清晰的经济学用语中，创造出几个语意模糊的高大词汇，再把这些词汇迅速地推广成为谁也不清楚含义但全民都在参与讨论和解释的热点。

　　这是多年来社会治理的一种高明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向公众灌输一些新鲜的词汇，这些词汇的确切含义要足够模糊，这样才能给政策以辗转腾挪的空间。这在经济学界，甚至都不是什么秘密，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从来也没有人清晰地描述过，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到底是怎样的？要达到一种怎样的状态？确立一种怎样的机制？形成一种怎样的结果？但我们的确有人在不停地强调：我们面临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改革来解决的，只要改革事业没有终止，我们的希望就没有失去。

　　或者说，对于经济改革，全社会最大的共识，就是改革本身，而不是向什么方向改，具体怎么改。三十多年以来，改革一直是全民共同的期待，也是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前进的基本力量。既然改革还在进行，我就可以选择继续期待，总有一天我设想的理想生活就会到来了。在改革这个基本的逻辑下，无论左派右派，无论五毛美分，都在计算相同的事情——工资、存款、住房、汽车、医疗、养老，没有几个人去考虑问题的终极答案。只不过，有人认识的改革，是自由市场；有人认识的改革，是全民免费医疗。

　　对于一个尚未形成共识的事情，往前推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共识呆在模糊地带，不要说破。因为一旦说破，就只有停下来吵架一件事可以做了。

　　“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不争论”，“步子再大一点”，这些看上去并不怎么高深的大白话，每一句，都是几十年的血泪史总结出来的，看似朴素，实则不可动摇。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就是建立在这些巧妙的钢丝绳上的。邓小平理论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凯恩斯经济学、斯大林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之间建立了一种沟通的桥梁，使得彼此对立的学说，成为可以取长补短的共同体。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逻辑，先开放部分人或者部分地区尝试，如果尝到了甜头，就在更大范围推广，但如果遇到了问题，就尽快把它忘记。每个人都要不断地尝试，才有可能在竞争中出人头地。改变利益分配的，是新增的财富，原有的蛋糕切割方式不变，新增加的部分要归于找到新方法的人，无论这个人是勤奋，还是投机。

　　现在的问题是，治理社会不公与增量改革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我们面临三个选择：第一，继续模糊，不理不问；第二，理清是非，划定边界；第三，纸面理清，心知肚明。

　　中国人是足够聪明的，我们五千年的斗争经验绝对不是摆设，没有什么是在二十四史里找不到的，知道怎样的由头才能冠冕堂皇，知道怎样的规则才能令到自己获利最大。可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如果我们做出来的选择，与1572年的大明和1796年的大清如出一辙，那就不要指望历史不会再重演一遍。

　　所谓人性

　　不幸的是，改革时代大部分的不快乐，都是我们自我限制、自我膨胀和自我戕害的结果。一句话，我们只能安于困苦时代的勤劳，却无法享受富足时代的平静。贫穷的背影尚未走远，那些积弊几千年的恶习，立即就跳出来手舞足蹈了。

　　一直以来，改革有两条平行向前的线路，一条在庙堂之上，一条在巷口田间。庙堂之上正襟威仪，巷口田间悠然自得。两条线路，虽偶有交叉，但总是各有所用、相得益彰的。庙堂之上讲的虽都是文成武德，但我们这些凡俗人等，大喊小喊，喊与不喊，倒也无伤大雅。甚至偶尔还可以私下吐吐槽，发泄一下，心照不宣——大家都明白口号归口号，日子归日子的朴素道理。因为我们无比清楚一点：口号是用来归化人心的，而日子却是人心最终安放之处。

　　这是中国改革最为伟大的逻辑，因为它既合传统，又通人性。但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这一逻辑的重要性，可能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有人自信到了认为自己有能力改变这一规律了。

　　现代的经济学理论，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东西，如果不是借用了数学家们用希腊字母建设起来的壁垒，这几乎就是贩夫走卒们的真实生活——在这里，利润通常比美德重要、有用通常比好看重要、解决问题通常比长篇大论重要——经济学家们把这称为市场。市场绝对不是什么高尚的组织，但它顺应了人性的方向。

　　人性到底是怎样的，其实我完全没有办法说清楚。但有些东西，无论古今中外几乎是没有怎么变过的，比如说，涨工资大家都会开心，而降薪水人们就会生气；领导表扬就有使不完的干劲，领导批评了就会像泄了气的皮球；拿到心爱的玩具就会开怀大笑，丢了好玩的东西就会泣不成声。在我看来，这些就是经济学理论所赖以生存的人性，这些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根本无需专门思考。因此上，那些所谓的大道理、大政策，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说白了，就是要顺应人性，而不是压制人性。

　　几千年前，人们尚且知道大禹治水的道理，想把河流治理好，要疏导，不要堵截。

　　如今之际，显然是有人已经到了弄不清人性的地步了，以为有些明显违背人性的政策会受到人们的欢迎。也可能是，有人完全看透了那些乌合之众，知道他们为了短期利益，会压制和出卖自己的人性。于是就给人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有了足够多的钱，就可以轻易地收买和压制人性。

　　这个游戏我们搞了太久，不好玩了。自嬴政始，先有汉武帝，又有唐太宗，甚至到康乾盛世，早就是个腐臭的烂局了，到现在竟然还有人在前仆后继，乐此不疲。市场化的改革，就是要把中国从这个走不出的圈子中，慢慢走出来，不求有神奇的跳跃，但求有一点点的变化。顺应人性，从善如流。做到这一点，就不用再怕各种东西方的什么反对势力，也不用再处心积虑编织各种没人信的故事，渲染诡异的气氛。因为人性的想通，是不分彼此的。

　　这，才是真正的道义最高点。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南方研究院执行院长，双志精英会联席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