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还需要劳动力红利吗？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沈萌

　　虽然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并不均衡，东中西部发展速度和质量有较大差距，中西部广大地区可能还需要继续仰赖劳动力红利来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但不能以此作为禁锢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性转移的窠臼。

今天的中国还需要劳动力红利吗？

　　近年来，受此前全球性金融危机余波未尽的影响，世界经济一直处于低迷不振，使得以中低端制造业出口为引擎的中国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而上一轮四万亿资金刺激所形成的严重过剩产能，如今也抑制了再次以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实施空间，因此中国政府寻求通过削减过剩与落后产能、清理僵尸企业，来实现新旧经济增长动能迭代置换、推动中国经济产业以中高速向中高端转型升级，这也就是目前所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不仅仅要提升市场供给的规模、还要调整市场供给的结构，从粗放式、低附加值、高耗能迈向集约式、高附加值、环境友好。

　　虽然目前这场声势浩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焦点集中在产业经济领域，但劳动力端也必然会伴随产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根本性变革，即中国劳动力市场也需要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中低端制造业仍然占据中国产业经济的较大比重，因此具备中低端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也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最大群体，而当一系列削减产能、清理僵尸企业、产业转型升级的措施加速实施时，旧有的劳动力供给就难以满足现时改革的需求，所以如何改善劳动力技能的中低端供给与中高端需求之间的错配矛盾、如何提升现有劳动力的技能素质势必成为经济决策者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现有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有几方面特点：一是劳动力主要来源是脱离农业生产、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二是大多数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较低，且更多技能培训机会有限；三是劳动力集中从事中低端的生产制造业和服务业，且生存环境较差；四是现有劳动力生产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很低。因此当中国经济不再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不再以出口加工为依赖时，就会产生严重的劳动力供需不平衡，大量旧有产业劳动力的需求极大萎缩、同时新兴产业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又无法满足。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当下，中低端劳动力或面临失业窘境。

　　以目前在煤炭钢铁行业进行的过剩产能结构性改革所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看到，仅这两个行业未来几年就会产生几百万的分流人员，这部分分流人员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为其创造足以自保的就业机会，很容易激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但在国内外两个市场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时，如何创造出这些就业机会？现在看仍然缺少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只是煤炭钢铁两个行业，而中国目前还有水泥、玻璃、造船等更多的过剩产能行业，未来也肯定会有更庞大的分流群体亟待解决新的就业。

　　而在另一方面，随着工业机器人的大量应用，低附加值生产制造业的用工需求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既受到订单放缓的竞争压力，也面临“机器换人”的挑战，中国已经成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大国，在东南沿海地区，企业也在积极采用效率更高、综合成本更低的工业机器人取代招工难、成本逐年上升的普通劳动力，毕竟工业机器人不会抱怨24x7的工作时间或是恶劣的工作环境，还不需要不断上涨的工资，企业不仅可以大幅降低人工失误率、也可以在能源等附加成本方面获得极大改善。

　　可以说，中低端劳动力市场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邻国日本已经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而开始尝试推动“机器工人”、“机器农民”的大规模试验应用，而在欧美像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运送物品、机器人仓储搬运等也方兴未艾、逐渐繁荣，以往记忆中大多人声鼎沸的场合，如农田、生产线、港口、仓库、快递，有可能很快就会无人化、自动化。

　　2015年10月，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出现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上。本文作者以《中国不缺人口，缺的是教养》为题，指出劳动力红利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中国人不该一直拿命换钱，引起广泛热议。

　　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政府时下力推的，像高铁、核电等核心装备制造业，都属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与过去像服装、钢铁（建筑用）、轻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天壤之别，当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逐渐加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逐渐减小时，必然会产生大量就业机会的重组和劳动力市场供需的变化，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富余劳动力不可能完全转移至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因为后者并不需要同等规模的劳动力、也不是所有劳动力都可以满足后者的要求，而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市场需求也决定了不可能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部劳动力都转移至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当中。

　　根据统计数据，中国劳动力人口如今已经开始每年减少，因此部分经济学家开始鼓噪要加大中国劳动力供应、完全开放人口政策、恢复中国经济的劳动力红利，其实这种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判断是片面的。

　　首先，中国劳动力规模的绝对值仍然是非常庞大的，即使每年减少数百万人，也不过是不足1%的变化、中短期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次中国劳动力现今的核心问题是供需不匹配，是中低端劳动力供给与中高端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劳动力结构“质”的问题，而非“量”的问题。

　　再次劳动力红利原本就只是并只能是经济发展中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和选择，并非一成不变的发展基础，像日韩在二战后的高速发展时期同样是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红利，但当日韩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后，其经济主要推动力就从劳动力红利转变为知识红利，另一方面目前大力倡导劳动力红利的国家大多是经济水准严重落后于中国的第三世界国家，如南亚、东南亚或中南美洲等地区。

　　虽然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并不均衡，东中西部发展速度和质量有较大差距，中西部广大地区可能还需要继续仰赖劳动力红利来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但不能以此作为禁锢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性转移的窠臼，因为即使劳动力价格再低、也难以与工业机器人进行综合成本的比较。

　　近期，中国政府一方面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转移消化一部分存量和增量劳动力，另一方面开始倡导教育多元化、持续化、专业化，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传统模式，向学术教育、职业教育等多层次教育体系发展，为实现劳动力的终身学习奠定基础，只有劳动力不断提高自身技能、适应不断提高的市场需求，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实现劳动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劳动力市场的彻底变革是决定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作者介绍：香颂资本董事，多年从事企业金融服务与兼并收购的交易撮合，具有丰富的区内及跨境资本市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