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迁到通州能治好北京的病吗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江濡山

　　北京和全国的权力中心在聚扎在四环以内；教育、科技、医疗、人文等核心资源聚集在四环以内；各大交通枢纽秘织在四环以内；各类重要的商业及服务业商圈深陷在四环以内。诸多有形无形资源都集中在四环以内，单独把北京市政府搬迁到通州区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政府迁到通州能治好北京的病吗

　　最近海内外“议论纷纷”的一件事情是：“北京市政府要搬到通州了。”我觉得，北京市政府搬到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要搞清楚一个最最基本的问题：北京到底属于谁的--名义上属于谁的、实质上属于谁的？其次再考虑北京市内的权力中心到底落脚到哪里？北京市政府搬离市中心后能不能解决已经非常严重的“城市病”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我想，无论对于北京市的最高管理层还是在北京生活的每个市民而言，对内着眼于优化城市功能及并改善市民的生活品质、对外着眼于城市定位及形象品牌，展示首都的人文风貌，这应该是北京城市建设发展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说到底，北京市首先属于为北京市建设发展实实在在做贡献的每个自然人和法人，其次属于一直生活居住在北京市的市民，再次属于为首都及全国人民服务的国家及北京的权力机关及公务人员，最后属于全国人民。

　　与很多人一样，我很多年前就在北京买了房子，但我不属于北京人，因为北京的“包容量”确实有限，容纳不了很多类型的人，我一直持有低人一等的暂住证，时不时在这里混迹一段时间，但是我自认为自己为北京所做的贡献也不小，我每年大概有一半时间在这里生活居住。人是一个很容易积累情谊的动物，时间久了，就会对自己居住生活地方产生情感依赖，我和我的很多“北漂”的朋友们，对北京的情感也就渐渐浓厚起来，并亲眼目睹了并持续关注着北京的快速发展和畸形成长。

　　我们虽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没有参与权，而且不在能够参与北京建设发展的特殊平台和频道上，所以面对北京的很多建设发展的败笔和瞎折腾只能“空悲切”，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态度也只能是：淡然处之、欣然接受和无奈选择。

　　我经常到世界各地飘离不定地做我的所谓的事业，走到哪里就给那里做些微不足道的贡献，我在其他一些国家临时访学一年半载，可以享受到那个国家和城市公民最基本的福利，但那里不属于我，我的心和躯体属于中国，有时自认为属于北京。

　　现在，整个中国都沉浸在“甜美的中国梦”之中，那么在中国大梦境中，“北京梦”该如何合作做呢？也就是说，既正视现实、又面向未来的北京城市建设发展都低该咋整呢？在我看来，有以下8个问题，值得思考。

1、北京城市病的核心病因在哪里？

　　北京城市管理运行最明显的病态特征是：低效率高成本，低承载多功能，低产出高污染。这一病态的根源在于：北京和全国的权力中心在聚扎在四环以内；教育、科技、医疗、人文等核心资源聚集在四环以内；各大交通枢纽秘织在四环以内；各类重要的商业及服务业商圈深陷在四环以内。诸多有形无形资源都集中在四环以内，单独把北京市政府搬迁到通州区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2、权力中心如何“迁出”？

　　把北京市政府东迁到通州，这不叫“权力中心迁出”。如果真要把权力中心迁出，就必须在“京津冀”大蓝图上绘制“北京梦”：把北京市政府各个部门及其他四大班子全部迁到六环以外；而且应当把中央及国家机关及各部委办局全部搬到六环以外。惟有如此才能达到“通过权力中心的迁移”减轻城市运行压力。

　　发达国家的政治权力的权威性及影响力，要比中国小很多，他们在工业革命后期的城市化升级进程中，都把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远离”经济及商业中心，远离人口密集区。比如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和美国首都DC华盛顿。而中国的权力中心的一大核心职能是直接配置经济和社会资源，因此必然导致全国各地的“跑部钱进”、“跑步开会”和“跑步办事”---这些特殊的动能如果与北京作为一个独立运行的城市的诸多功能混杂于一体，不乱才怪呢。

3、北京城市化发展的诸多失误到底该埋怨谁？

　　改革开放三四十年来，北京发展最大的败笔在于：稀里糊涂地快速城市化、稀里糊涂地快速产业化、稀里糊涂地遍地商业化，这一切的背后是稀里糊涂的房地产业快速扩张。虽说曾经有过不少纸上谈兵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流于形式的五年发展计划(规划)，但并没有真正静下心来科学合理地研究规划全国人面向往的首都，到底在全球化进程中、在全国大棋局、在国家战略层面、在北京市民现实生活中，扮演何等角色。

　　当然，有不少人认为：北京有北京的难处，位于皇城根下、中南海“海滨”，时时事事得听中央的，很多事情受制于中央一些部门的制约。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但这并不构成自身战略性失误的主要理由。很多过去的事情，或许不去深究会更好一些，但是当下和今后，显然没有必要再“得过且过”了，因为如今在北京城活生生的几千万人，谁心里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都格外关心。

4、“大大”对北京市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针如何落地？

　　一场又一场企图“偷天换日”的“雾霾”，把包括中央及北京市各级官员在内的数千万市民笼罩在恐怖的“仙境”之中，民众与日俱增的呼吁和压力，使中南海高层高度重视“北京病”到底该如何诊治。

　　在这一大背景下，习近平多次切身深入北京市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考察研究，并召集多方面专家学者商讨北京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及发展方向问题。因此提出了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思路，并进而提出了北京市发展的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城市。

　　这段表述中已经没有了“经济中心”的提法，很显然，最高决策层这一提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推敲的，也是站在国家战略高度考量的。然而，对于北京市而言，这一定为到底如何落地、如何积极作为，不仅需要明朗的态度和勇气，更需要胆识和策略。比如：总书记提出：北京要健全城市管理体制，并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这两句话如何科学有效地得以实现呢？显然需要科学审慎论证。

5、去“经济中心”的经济发展怎么搞？

　　北京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两大因素支撑：一是国家级大型企业集团的贡献，比如国资委[微博]旗下的一个大公司的分公司，若注册在北京某个区，一年税收贡献就可以达到几十个亿；二是聚集全国最有经济实力的投资者和消费者，比如：全国前200名的各行业富豪、名人，都在北京有居所并较长时间生活居住于此。如果北京“去经济中心”的功能后，该怎样谋划面向未来的经济发展呢？

　　在我看来，这需要做好三方面大文章：

　　一是做透“疏解非首都的核心功能”这篇文章，也就是与此相悖的所有产业统统移出去，把宝贵资源留给与未来功能相符的产业形态，这本身就为产业形态升级拓展了空间；

　　二是全面优化与首都发展战略相一致的城市管理运行机制，该修修补补、该动动手术、该推倒重来的，都应该果断推进，从客观上优化功能、从主观上强化机制；

　　三是全面优化资源结构，并做好空间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的结构分析和优化整合。这三点且不可蛮干。因此，下一步，对于稳扎在北京的央企总部、CBD大佬企业、百年老店等，哪些该留哪些该出，需要审慎定论。

6、如何优化并感控北京的城市人口结构及规模？

　　去年以来，北京市各级政府花费了很大的气力和代价，也采取了不少“策略”和办法，强势压缩北京的外来人口。其理论根据是：北京城市承载能力有限，外来人口太多，必须把不适宜的外来人口清理出北京市。而且给各个区县下大达了清理任务，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拆违”力度很大，但是并没有把该清理的人口清理出北京。

　　我并不是说北京压缩并严控人口规模的做法不对，而是首先要认识到“人口结构比人口规模更重要。”一个城市的健康运行，是建立在合理结构的人力资源配置的基础上，这是市场化规律的结果；如果不优化调整城市功能、不考量人口结构而以行政举措强势“赶人”，就会破坏人口结构的平衡，这对城市健康运行而言是一个硬伤。

　　因此，如何在保障合理的动态的人口结构的基础上，合理控制人口规模才是上策。去年以来，我在北京周边郊区做过5次实地调研，发现京郊农村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近郊区，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严重匮乏。

　　有两个特征很明显：一是多数家庭只剩老年人务农，子女都到市区打工了，因此老人种地，要么是瞎玩、要么是抛荒和半抛荒；二是很多果园及农家乐，雇佣的是外地农民打理土地。

　　北京各领域的服务岗位的劳动力，都是外地打工者；北京各个创新公司的从业者，也大都是混在北京的大学毕业生。这一人群到底如何管理，需要科学、开放的思维和办法。比如：把外来人口当做人力资源管理，政府与其偷偷摸摸“挤兑”人家，不如纳入人力资源档案，有效配置并提供配套服务和管理。

7、北京在“京津冀协同规划”到底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据悉，日前北京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北京市委书记在会上表示：要牢牢把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坚定不移地疏功能、转方式、调结构。其实，中央在研究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过程中，河北、天津都有不少特殊的“诉求”，恨不得从北京身上多切几块肉、多多刮几桶油，并不断造势，比如：河北省保定市曾扬言要做北京副中心，而北京市官员又公开说：通州是北京市的副中心。

　　不难看出，在京津冀一体化政策推出后，北京市开始面临来自中央的压力，因为北京的事情已经不仅是北京的事情，还是京津冀的大事，更是中央的要务。若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如果北京自身的作为不够积极超前，中央可能会打出更硬朗的牌。在我看来，北京在大旅游、大消费、大生态、大农业、大金融、大科技、大商务等方面，大有可为的事情非常多，应该借势中央东风，做好造福子孙后代的北京梦。

8、北京的交通与京津冀一体化交通如何对接？

　　近年来北京城市交通发展迅速，主要体现在地铁建设通达的覆盖区域非常大，快速扩张的交通布局已经导致了不少人口布局的夹生饭。但是，若要从京津冀发展大战略的角度来看，整个京津冀大手笔的城际轨道交通，如何与北京交通枢纽对接？北京居民的大消费、大物流如何与北京现有资源有机结合，而不至于“流失”，这已经成为北京高层思虑的要害问题之一。

　　很显然，京津冀各自缠在各自的利益立场审视国家的大布局，肯定各有各的心思，所以，酝酿及决策机制比问题本省更重要。现在正值北京研究制定未来五年发展规划的关键时期，至少应从两个方面运筹：一是国家层面的京津冀交通规划如何与北京功能定位及城市健康运行的交通网络合理对接；二是北京的城市功能“疏解”与优化，如何与京津冀互补，使彼此相得益彰。

　　(本文作者介绍：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高级研究员，政府及财团大型投资项目顾问，产业项目风险及可行性评估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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