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全球化对世界贸易和金融产生重大影响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陈广垒

　　过度全球化不但对世界贸易和金融产生重大影响，也重塑着各国政治生活。

　　一、极右翼正在登上历史舞台

　　“9·11事件”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从政治维度看，西方发达国家中反对国际主义、精英政治建制派和大规模非欧裔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等政治主张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radical/extreme right wing populist party）不但作为独立的政治选举力量在时隔80年后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并日趋活跃，而且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角逐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欧洲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法国，成立于1984年且长期反对欧盟和欧元的极右翼政党-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作为一种新兴政治势力日益活跃，并且在议会和总统选举中表现不俗。例如，在2014年5月份召开的议会选举中，民族阵线得票率近30%，轻松超过右翼保守派-人民运动联盟（UMP）和奥朗德总统所在的中左翼执政党-社会党。民族阵线领导人勒庞（Marine Le Pen）表示，“人民发出了响亮而清晰的声音...他们不再希望由境外的人来领导，由非经选举产生的欧盟执员和技术官僚来领导”；“他们希望免受全球化的冲击，夺回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在经济政策方面，勒庞也强调社会正义，要求进行税制改革和国家干预受到威胁的行业。

　　在英国，2014年议会选举中长期呼吁脱欧的独立党得票率超过工党和保守党，这为2016年6月英国脱欧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在德国，极右翼政党-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AfD）强调德国利益，鼓吹欧元区应当一分为二，并有可能成为战后首个进入议会的极右翼政党；在荷兰，反伊斯兰教及反欧盟的极右翼政党-自由党(Freedom Party)也在议会占据重要席位；丹麦极右翼政党-人民党(People's Party)、意大利极右翼“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和匈牙利极右翼政党“更好匈牙利运动”（Jobbik）等也纷纷在议会选举中崭露头角，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波兰和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以及芬兰、瑞典和瑞士等发达国家，极端民族主义也开始渐露机芽。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虽然由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Martin Schulz)领导的中左翼社会党获得大多数席位，但据路透估算，持欧洲怀疑论立场的党派席位仅随其次，且差距缩小。极右翼政党在议会中席位的大幅增长，使其与主张欧洲一体化和开放移民政策等的中左翼执政/联盟政党正在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结合持观望态度的中右翼政党，欧盟前途开始变得扑朔迷离。

　　在美国，特朗普（Donald Trump）竞选团队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被任命为白宫首席策略师，标志着极右翼民族主义势力正在从政策边缘走到核心位置，其所控制的新网网站Breitbart News屡次发布极具煽动力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例如，班农声称，西方“正处在一场针对伊斯兰法西斯的全球战争的开始阶段。”这与刚去职且好战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弗林（Flynn）将军的观点是高度吻合的。在日本，在日本，极右翼的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更是一贯地否定南京大屠杀和反对外来移民，并在2012年企图收购有争议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称为尖阁诸岛（Senkaku），而右翼的安倍晋三（Shinzo Abe）政府则持续推动修宪。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也都开始出现极右翼言论。

　　更为重要的是，具有天然的理论共性联系的极右翼势力正在呈现出联合态势。在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后，2017年1月，欧洲最知名的极右翼政党领导人齐聚德国科布伦茨市，声称欧洲也将经历像去年11月美国大选时撼动美国、英国选民选择退欧时撼动英国的那种政治地震。其中，勒庞表示“我们正经历一个世界的终结和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界的诞生。2016年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觉醒的一年，我相信，2017年将是欧洲大陆同样觉醒的一年。”史蒂夫·班农也正在通过所控制的新闻网站与对伊斯兰和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怀有敌意的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建立起联系。

　　总之，在时隔80年后，我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正在泛起新一波更大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及政治势力崛起，并开始对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尤其需要注意的是，2017年是欧盟重要成员国如法国、荷兰和德国等大选年，这将对欧洲一体化乃至欧盟的命运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但是，无论大选结果如何，极右翼作为重要的政治势力，正在登上历史舞台，这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二、极右翼势力的出现具有深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

　　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有其深刻内在根源的，是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变迁的直接产物。极右翼主张的反对移民、反对伊斯兰和极端民粹主义倾向等是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保守主义运动的自然延续，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快速发酵并呈现联合之势。

　　（一）全球化、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与极右翼势力

　　20世纪80、9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政策开始转型，即从凯恩斯的积极干预政策转向哈耶克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尊重市场、减税和主张自由贸易等经济政策成为主流，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但是，在经济增长同时，社会贫富分化差距不断加大，过度的金融全球化正在撕裂西方民主社会的，并加大也已存在阶级鸿沟，并加深身份认同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竞相实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所引起的资产价格又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这又引起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升温。我们看到，无论是特朗普喊出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还是欧盟解散论调，实质上都是对现行全球化及其代表的国际主义理念的反思。

　　虽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出现强劲复苏，但欧洲和日本经济时至今日尚未走出经济增长低迷和“通缩”泥淖，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居高不下，且在新兴市场国家崛起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在欧洲，特别是欧元区，经济增长更是受制于各国政府的政治纷争而难以提振。近二十年代，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家庭数量不断下降到不足50%。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的调查显示，70年代以来第一次出现收入较低与较高的人数之和超过中产阶级。

　　经济增长低迷和收入分配不平等不但造成身份焦虑，也造成左派主张被唾弃。在全球化浪潮下，发达国家较高收入者成为赢家而广大普通白人成为输家，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对个别群体的负面影响被有意识地忽视。正是这些年龄较大、教育程度较低、非城市居民的白人男性成为民粹主义乃至极右翼崛起的民众基础。例如，Betz（1993）认为，被边缘化的蓝领工人、教育程度较低的年轻人和失业者是最重要的极右翼支持者。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经济痛苦并不是主要原因，如Knigge（1998）；Swank等（2003）认为全球化是否诱发极右翼政治势力还与国家福利政策相关。

　　（二）精英政治和身份焦虑与极右翼势力

　　西欧极右翼政党崛起是与现实政治机会结构、党派组织以及选民的偏见、信仰和观感等变迁相关的（Rydgren，2007）。Oesch（2008）认为，经济因素不是主因，社区和身份认同问题更为重要；相比之下，排外甚至仇外的民族主义者更加偏向于极右翼思潮，极权主义者则不尽然都是极右翼。

　　在经历“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后，发达国家在70年代普遍面临“滞涨”困境，保守主义复兴运动兴起。David Frum认为，“右翼死亡论”已经终结。保守主义的核心原则是认为主张有限政府反对移民、尊重宗教传统和家庭、崇尚个人自由。正如里根总统所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之道，政府就是问题。这才有80年代以放松管制为标志的经济自由化运动。这也标志着战后以来左倾化政治运动开始走向终结，具有怀旧色彩的民族主义或本土主义不断崭露头角，一些中左翼政党和人士（如法国总统候选人菲永（Francios Fillon））也开始走向极端。在美国，41%美国人认为将自己描述为保守的，而标榜为自由派的不到20%。从美欧右翼乃至极右翼构成看，阶级不再是决定性因素，价值观成为主导性因素。但是，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着极右翼政党的崛起。

　　过度全球化不但对世界贸易和金融产生重大影响，也重塑着各国政治生活。我们看到多元文化主义正在走向极端，甚至开始危害到公民权利，对“政治正确”的厌恶致使身份政治开始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冲击下，害怕被外国人压榨或者奴役，或者失去国民、社会或宗教归属感等导致欧洲传统执政的社民党或者基督教民主党逐渐失去人心，而精英政治腐败更是推波助澜。以美国茶党或欧洲绿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势力在这方面是高度一致的。

　　（三）移民与极右翼势力

　　移民问题引发的本土主义从来都是政治问题，但在全球化下移民问题更加凸国民身份认同焦虑，并成为政治议程的中心问题。Ivarflaten（2003）认为，与经济变化和精英政治相比，移民（含难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问题更为重要，也是促使极右翼联合的共同诉求。英国知名智库Chatham House在对欧洲十个国家一万多位民众调查后得出结论，高达55%的欧洲人拒绝新的伊斯兰国家移民进入自己国家。

　　从移民政策看，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战争等造成中东局势不稳定，并蔓延到北非，不但成为移民最主要来源地，也成为极端恐怖主义输出地。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代表的极端恐怖主义行为正在成为欧洲“新常态”，如法国尼斯惨案（死亡80人）和德国柏林圣诞市场新年惨案（死亡12人）。这一切又引发对欧洲特别是德国现行“接受难民无上限”的移民政策的反思。总之，大规模移民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相结合使移民政策成为重要政治问题。

　　在移民政策最为激进的德国，2015年夏天德国联邦政府对蜂拥而入的难民潮失去控制，德国民众对保守的基民盟/基社盟（CDU/CSU）联合执政联盟的默克尔（Angela Merkel）政府的信心首次破灭，而默克尔政府的支持率一直与民众对恐怖主义袭击的担忧明显正相关。在2016年12月份德国柏林圣诞集市恐怖袭击发生后，欧洲议会议员(MEP)、极右翼仇外政党德国新选择党(AfD)的领军人物之一Marcus Pretzell宣称，“这些人都是默克尔害死的！”残酷的政治现实迫使默克尔政府悄悄实施快速遣返难民的“16点计划。”

　　在美国，敢于“政治不正确”的特朗普倡导反非法移民尤其是反伊斯兰政策，自然从内心深处唤醒普通民众的意识并得到较为广泛认同。这或许与反精英主义结合共同将其送入白宫。

　　总之，为占领道德到底而实施的“政治正确高过国家安全”的移民政策使得欧洲普通民众普遍反感现行建制派的政治正确。

　　此外，传统媒体信用坍塌，流传于纳粹德国时期的“说谎的媒体”（Lügenpresse）论调尘嚣至上。例如，无论台上台下，尽管因其不实言论被送以创纪录的“皮诺曹”称号，但特朗普炉火纯青地运用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嘲弄政治正确，其绕开传统媒体“守门人”手段被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者竞相运用。

　　因此，8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低迷的经济增长、民众对全球化及其组织（如欧盟）的日益失望、错误的移民政策和日益严峻的宗教恐怖主义袭击（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诸多因素，最终造就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崛起，并不断增强极右翼运动信心，而媒体信用的坍塌则进一步助长极右翼政治势力。

　　三、西方发达国家极右翼如何影响未来世界格局

　　发达国家极右翼政治势力崛起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三个方面。

　　在政治影响方面，发达国家极右翼政治势力崛起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其开始在议会和（联合）政府中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种新型政治势力不但会影响到现有中右翼或中左翼执政党，而且可能会造成政治动荡，并借助制定或者修改法律实现其政治主张。如果极右翼的政党在法国、荷兰和德国等登台入室，欧盟和欧元区或将成为历史，作为世界政治力量重要一极的统一的欧洲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性或将不复存在，民族利益或将占上风。20世纪30年代极右翼上台导致的世界大战或许就是前车之鉴。

　　在经济影响方面，发达国家极右翼政治势力崛起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逆转或将成为现实，而贸易保护主义及其引发的贸易纠纷将成为常态，并伴随以“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这也意味着战后基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自由主义国际体系行将崩溃，开放、自由和基于规则的世界经济秩序将被以实力取代，并成为决定势力范围的主导性因素。

　　在社会影响方面，发达国家极右翼政治势力崛起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对移民政策的反思及其调整。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需要做出相应地调整，并需要深刻反思现行移民政策对人口构成、工作机会减少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和种族冲突等现实影响。这一切还取决于欧洲和美国等民众对安全和人权等问题的权衡。

　　总之，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崛起标志着一股新兴政治力量正在登上历史舞台。然而，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崛起也并不可怕，击败或者消散极右翼思潮应当以争夺庞大且脆弱的选民为出发点，而且政治建制派也应当加大对内部腐败的惩治力度，并持续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增长和加大培训力度等有效措施。例如，30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或许是有益的借鉴。中左翼执政当也可以像奥地利那样将极右翼政党吸收进入联合政府，让其用实践来证明其治国能力而不是在局外鼓噪。

　　在民主、自由和平等成为世界主流趋势下，极右翼政治势力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现行政治体制的制约。我们应当高度关注但不是回避或者有意无意地忽视极右翼政治势力及其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影响。就像20世纪30年代伟大的作家茨威格（Zweig）所认识到的那样，国际化与狭隘的民族本能间是存在鸿沟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清醒地认识到这种鸿沟是始终存在的，并采取有效措施去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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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O一七年三月九日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