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神咖啡馆与周恩来

　　文/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 唐双宁

　　周恩来旅法期间，应该是经常光顾“花神咖啡馆”的。巴黎市政府为“花神咖啡馆”所立的纪念牌上写到：“政治家如托洛茨基和周恩来经常在这里做客”。

　　编者按：201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日。为了深切缅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弘扬周恩来精神，新浪财经将陆续配发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歌颂周恩来的优秀作品以飨读者。

　　第一期：唐双宁：用周恩来精神打造企业文化 

　　第二期：诗靠什么写艺术家靠什么打动人

　　花神咖啡馆与周恩来早期旅法革命活动考

　　巴黎市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巴黎郊区的加朗内——科隆贝小镇、布伦森林、雷诺汽车厂、法国中部的布卢瓦镇等等，是有文字记载的周恩来早期旅法期间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戈德弗鲁瓦街17号，这座周恩来当年居住的小旅馆，1979年在时任巴黎市长的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主持下，举行了周恩来雕像的揭幕仪式。

　　在一块墨绿色大理石的周恩来雕像下面，刻着邓小平亲笔书写的“周恩来”三个大字和1922－1924周恩来在此居住的文字介绍。这是目前国内已知的唯一一处被当地政府立牌纪念的周恩来在欧洲进行革命活动的纪念地。

　　2008年，笔者赴法公务活动之余，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意外地又发现了一处被巴黎市政府立牌纪念的周恩来旅法革命活动旧址——花神咖啡馆。

　　花神咖啡馆(Le Cafe de Flore)位于巴黎第六区圣日尔曼大街172号，建于1887年，因当时门前装有一尊古罗马女神Flore的雕像而得名。从开业之初，“花神咖啡馆”就与政治家、文人结下不解之缘。

　　19世纪末，保皇派的“君主体制拥护者”曾定期在此聚会；20世纪初，以莫拉斯为代表的新保皇党在此成立“法兰西行动组织”；致力于发现“潜意识心理”的“超现实主义”，于1917年在此诞生(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发起人阿玻利奈尔、苏波和布列东经常在此会面。就是在花神咖啡馆的一张圆桌上，阿玻利奈尔为“超现实主义”命名)。

　　20世纪40年代风靡一时的“存在主义”也在此酝酿产生(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特在此创作了《存在与虚无》，加缪和西蒙·波娃也经常在这里写作)；而现代派绘画大师毕加索，更是喜欢在夜晚走进“花神”……

　　周恩来于1920年12月13日乘坐法国波尔多号邮船抵达马赛，随即去巴黎；1921年1月5日他又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达伦敦，住在罗素广场附近的伯纳德35号；因英国生活费用昂贵，周恩来2月上旬又转回法国，在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语。

　　1922年3月初，周恩来由巴黎迁到柏林郊区的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并经常往返于法、德、比等国之间；1923年夏天，周恩来回到法国，住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旅馆里；1924年7月，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国工作。周恩来旅欧历时三年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是在法国度过的。

　　周恩来旅法期间，应该是经常光顾“花神咖啡馆”的。巴黎市政府为“花神咖啡馆”所立的纪念牌上写到：“……政治家如托洛茨基和周恩来经常在这里做客……”。现在，人们已经不能考证周恩来一共去了多少次花神咖啡馆，在花神咖啡馆做了些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花神咖啡馆”亲眼目睹了周恩来由一位爱国青年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的历程。

　　周恩来到法国后，怀着探求真理、振兴中华的抱负，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西方书籍，既读过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又读过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如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等，还对鼓吹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合作”的“费边社会主义”产生过兴趣。

　　克鲁泡特金(1842－1921)是俄国革命家和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我的自述》讲述了他作为一个贵族子弟，从倾向进步、抛弃“世袭亲王”继承权，到参加反沙皇运动的革命历程。克鲁泡特金主张，进化的重要因素是合作而不是竞争，因此人类社会应该发展成分散的、非政治的、合作的社会，人们不受政治、宗教、军队的干预，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他提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消除私人财产和不平等的收入，按需分配，主张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主张对监狱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费边(约公元前280年－前203年)是古罗马军事家，五任执政官。他在与强敌迦太基人的战斗中，采取“迁延”战术，避免正面决战，在山区与敌周旋，伺机袭扰，消耗和疲惫敌军，使其无所施展，最终以弱胜强，史称“费边战术”。

　　后来人们把费边精神归纳为“渐进主义”，进而引申出“费边社会主义”。19世纪后期，费边社会主义流行于英国，鼓吹阶级合作，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采取渐进措施对资本主义实行改良，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并成为英国工党的政治理论基础。

　　旅欧期间的周恩来，正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研究比较，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使他最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身信仰。而在周恩来对形形色色的“主义”进行比较的过程中，相信“花神咖啡馆”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人”之一。

　　1921年3月，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巴黎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建党发起小组之一，因此周恩来也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周恩来等开始筹建共青团性质的共产主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大约在1921年底，周恩来与赵世炎、李维汉(时为新民学会会员)在巴黎的一个旅馆会面，共同讨论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事宜。

　　1922年3月初，周恩来与张申府等由巴黎迁居柏林，与原在德国的中共党员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共党组织，并经常奔波于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之间，积极开展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个空地上，由赵世炎主持会议，周恩来(代表柏林)、李维汉(代表工学世界社)、刘伯坚(代表比利时)等23人参会(一说18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组织章程，确定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党部设在巴黎意大利广场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旅馆里。

　　会议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化名乐生)任书记，周恩来(伍豪)负责宣传，李维汉(罗迈)负责组织。8月1日，机关刊物《少年》创刊，周恩来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先后在该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失败了么》等文章。10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会议，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上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1923年1月初，李维汉回国向中共中央做了报告。1月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收到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中国代表陈独秀(时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回信，建议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把“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2月17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42人(代表着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留学的72名“少共”党员)正式接受了该建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选举了新的执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

　　1923年夏天，周恩来从德国回到法国，住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从事党和团的工作，并经常到学生和华工比较集中的拉丁区和近郊的小咖啡馆演说或写文章(到“小咖啡馆演说或写文章”有据可查，推断“小咖啡馆”很有可能就是“花神咖啡馆”。根据笔者研究，巴黎的拉丁区位于五区、六区之间，而“花神咖啡馆”位于第六区的圣日尔曼大街上，地点基本吻合。另，“花神咖啡馆”的露天座区也是传播思想与文化的“理想讲堂”，如阿玻利奈尔就曾每周二在这里宣讲“超现实主义”)。此间，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主要是同“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

　　旅欧青年中的无政府主义派在1921年秋成立了“工余社”。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曾经是“工余社”的主要成员，陈延年(化名林木)还当过《工余》月刊的编辑。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周恩来认为他们毕竟是要革命的青年，要用中国革命的实际教育和争取他们。1922年，“二陈”被争取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并现身说法，教育争取了其他工余社员。到1923年末，中共旅欧组织在与无政府主义派的斗争中已取得决定性胜利。

　　旅欧青年中的国家主义派在1923年成立了以曾琦、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他们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在于“多数国民无国家之自觉心”，否认和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对国家主义派，周恩来先后在《赤光》(1924年2月1日《少年》改名《赤光》，周恩来任主编，李富春、邓小平负责编辑及刻版)上发表了《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等30多篇文章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国家主义派后来堕落到带领法国警察抓捕共产党员的地步，曾琦、李璜回国后还公然与军阀孙传芳相勾结。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1922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做出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与此同时，国民党也意识到旅欧华人中聚集了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是一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1922年8月，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委派王京歧作为全权代表，赴法国筹备组建国民党驻欧支部。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与王京歧取得了联系，竭力帮助他开展筹备组建工作。1923年3月10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举行会议，以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以及旅欧共青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议。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在里昂召开，旅欧共青团员80多人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周恩来被选为执行部总务主任(即秘书长。李富春被选为宣传主任)，并在执行部部长王京歧回国期间代理其职务，主持工作。

　　会后，周恩来被委任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李富春、聂荣臻也积极参与筹建工作。1924年1月17日，国民党巴黎通讯处成立，聂荣臻任处长。在周恩来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先后在德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国建立了支部，朱德担任了国民党德国支部的组织主任。

　　旅欧期间，周恩来一边做工和为媒体撰写文章，一边腾出大量时间和精力考察欧洲各国的社会状况。周恩来同国内媒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1年1月，在伦敦期间，周恩来就频繁深入工厂、矿区和码头，广泛搜集各种资料，为天津《益世报》撰写长篇通讯，详述英国一战后的失业状况，评论英国的机构和议会民主。1921年2月28日，4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到中国驻法使馆前抗议“停发维持费”遭法国警察毒打和驱散。3月，周恩来撰写了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报道了斗争始末，在《益世报》上发表。1921年6月，周恩来撰写了通讯《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向法国借款并购买军火打内战，寄回国内发表，引起了很大反响……

　　旅欧期间，周恩来同法共、德共保持密切联系，同第三国际和苏共(联共)的旅法代表亦有较多接触。周恩来亲自联系各方，取得帮助，使中共旅欧组织得以派出数批学生去苏联学习。旅法期间，周恩来还结识了胡志明(时名阮爱国)，并从此建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厚情意。旅欧期间，周恩来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们回国后，有些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张伯简、刘伯坚、熊雄、孙炳文、郭隆真等，有些则一直担任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如朱德、邓小平、李富春、蔡畅、李维汉、李立三、陈毅、聂荣臻等。

　　旅欧尤其是旅法期间的一系列学习、考察与斗争，使得周恩来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日臻成熟，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见解，(一)明确地提出了要用社会主义来救中国，并指出信仰区别于迷信，信仰共产主义就要付诸实践。(二)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军阀和列强，新旧军阀均不可靠，革命只能靠“全中国工人、农民、商人和学生”的联合，全中国的劳动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是革命的最可靠主力。(三)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周恩来创造性地指出不是“铁板一块”，而要区别对待，其中间分子同情革命并有可能参加革命。(四)主张建立“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中共旅欧支部专门设有“军事部”，而当时其他各地党组织甚至中共中央都还没有设立。旅欧期间，周恩来公开号召用“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有训练的革命暴动”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组织革命政府”，成就中华民族“独立的伟业”。(五)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即第一步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第二步才是“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周恩来甚至在《赤光》上发表文章预见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终将爆发。

　　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国内革命以广东为根据地蓬勃发展，急需大批干部。1924年7月31日，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国工作，结束了长达三年半的旅欧生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评价他：“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周恩来旅欧历时三年半，其中至少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法国度过的。根据仅有的资料推断，在法国期间，周恩来很有可能经常去花神咖啡馆的露天座区演讲或者撰写文章。可以说，“花神咖啡馆”见证了一代伟人周恩来由一名“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的民族主义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位“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的历程。

　　历史记住了周恩来；历史也应记住“花神咖啡馆”。

　　回国后，笔者怀着兴奋、崇敬的心情，将“花神咖啡馆”的照片冲洗出来，送给了中央党史办和周恩来总理亲属。相信，“花神咖啡馆”因为周恩来的名字，将会为更多的中国人所关注、所向往。

　　原文刊于2010年1月13日《光明日报》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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