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投资仍是银行一笔不错的生意

　　文/新浪财经金融e观察(微信公众号：sinaeguancha)专栏作家 王剑

　　我国基建欠账仍很多，只要项目选得合理、融资手段合理，我们大可不必把基建投资当作洪水猛兽。而对于银行，这仍是一笔不错的生意。

基建投资不是洪水猛兽

　　一、投资或已加大

　　今年以来，宏观经济增速依然继续下行，大家又开始企盼国家做点什么。后来，新闻慢慢就来了：

　　8月5日，有媒体报道，国开行、农发行向邮储银行定向发行专项建设债券，总金额超过1万亿元，所筹资金用来建立专项建设基金，再以股权方式投入作为资本金，参与地方基建投资。投向主要是保障房、水利、城市管廊、燃气等民生项目。

　　9月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各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有不同程度下调。

　　10月15日，央行[微博]公布了9月信贷数字，9月信贷增量1.05万亿元，高于前几个月，且对公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均较高。但企业领域并无复苏迹象，所以信贷增长可能来自基建投资。

　　10月19日，统计局公布了前三季度经济数据，GDP增6.9%，固定资产投资增10.3%(均下滑)，但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增18.1%，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差距继续拉大，其中水利、公共设施、运输等行业投资增速都较高。1-9月固定资产投资的到位资金增6.8%，其中国家预算资金增长20.5%。

　　种种迹象表明，政府在进一步加大公共投资来稳增长，并且找到了新的方式筹措资本金，即政策银行的资金。

　　二、公共投资利弊

　　因为2008年11月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产生了一些负作用，因此市场对政府公共投资的态度非常复杂，有点“怕他不来，又怕他乱来”的感觉。

　　政府公共投资这码事，本身是天经地义的。小到村落，大到国家，总会有很多公共建设和支出，比如路桥建设、养老扶贫、国防等，这些东西都是必需的。

　　做这些事要花钱，村子里有村民义务劳作的公田作为经费来源，现代国家则用公共财政，主要来自税收。也就是宣传口号所说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有些公共建设支出很大，先用税收攒钱太慢了，则可先借债办事，然后再用税收慢慢偿还。于是成了“用之于民，取之于民”，次序倒置。

　　凯恩斯则提出来，在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时(根据马克思的经典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逃不出需求不足的周期)，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基建投资来创造需求。如此，公共投资又多了一层含义：它可以救经济(本质是在需求不足时帮助消化过剩的供给，请记住这句话，是消化供给，后面会用到)。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搞公共投资消化供给，但投资也不能乱搞，而应该投些被社会所需要的公共项目。如果单纯为了消化供给而搞了些没用的公共投资，那本质上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买走过剩产能”，必然是浪费。

　　所以，总结一下最为理想的公共投资拉动经济：

　　政府合理征集民众的钱，用来投资于公共项目(可消化过剩产能)，这些建设是有用的，能使百姓受益。

　　所以，基建要搞好，关键是上图中的三个箭头不能乱套：消化产能(政府购买创造需求，消化过剩的供给)、惠及民众(建设项目是对民众有用的)、合理融资(融资手段要合适)。

　　当然，现实与理想总有差异，会有各种现实问题。

　　比如，“四万亿”的时候，背景是西方发达国家发生金融危机，订单迅速消失。危机来得非常突然，沿海省份有些外向型企业突然间发现海外订单消失了。当时经济增长对出口依赖度较高，引起市场和高层的担忧，不得不迅速决策(可能是事后才发现自己反应过度了)。

　　在匆忙决策的情况下，上面图中的三个箭头都出现问题：

　　1、项目真的惠及民生吗？

　　措施的出台很突然，中央及各地都没有储备太多基建项目(建设项目从前期调研到分析立项都需要时间，哪怕画图纸也需要时间)，却突然让各地方政府上报。有些地方政府也没储备项目，于是临时编造，甚至有时是捏造，发改委则加速批准。所以，项目不是全是有用的。

　　2、投资有合理的融资方式吗？

　　这些投资要地方政府来做，但国内没有成熟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当时，在旧预算法下，地方政府不能发债，更没有市政债，只能让平台公司充当融资主体，主要通过贷款(平台贷)、发企业债(城投债)来融资，这种融资方式利率高、期限短，与公共投资项目的长期性、低收益性并不匹配，也不可能拿税收慢慢还。因此，还款来源只能是卖地。

　　3、投资消化了过剩产能了吗？

　　除了公共建设外，四万亿期间上马了大量的产能。所以，这违背了“公共支出来消化过剩的供给”的初衷，而是通过刺激，建造了更多的产能(供给)，为将来更严重的过剩埋下伏笔。

　　当然，“四万亿”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并不是像某些评论所认为的那些一无是处)，但上述几点，确实是“四万亿”实施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总之，因为事出紧急，迅速决策，而地方政府融资机制、基建项目都没准备，所以导致了一些负面的效果。

　　事情是要做的，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没做好，那么我们理性的做法不应是说不要做了，而应说下次充分准备，把事情做做好。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不要公共投资了，而是要更好地投资，避免再次出现问题就好。那么啥是“更好地投资”？无非是把资金的来去两端把握好，也就是融资手段要好，投资方向要好。

　　三、投资方向

　　某些发达国家，基建非常完善了，他们是很难用公共投资来拉经济的。但看看我国，谁也不能否认，可投资的基建领域还很多。

　　最为直观的，先看路桥这些最基础的市政建设。我们到各大中小城市里走走，很容易发现坑坑洼洼的马路。比如，这张来自新闻的图片，温州市区里的某条马路，也是我们亲眼所见……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很普遍，都是基建的欠账。

　　这还只是看得见的东西。还有很多看不见的地方(或是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也需要投资。

　　比如，最近热门的城市地下管线。城市地下管线是指城市范围内供水、排水、燃气、热力、电力、通信、广播电视、工业等管线及其附属设施，是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线”。但我们都还记得，我国城市地下管线如此之差，京城大雨也能淹死人。这些东西没有富丽堂皇的外表，充当不了“形象工程”，所以在市政建设当中一直不被重视，欠账很多。

　　还有就是污染治理，也算是公共投资。这一块的欠账，就更不用我多说了，看看窗外河道里的水质就知道。

　　再放眼到广大农村，很多农用水利设施，大部分修建于1980年代之前，后来对这块投入有所忽略，设施都已老化失修。这也是一块欠账，而且事关农业生产，至关重要。

　　此外，神州大地幅员辽阔，交通是个大问题。所以，高铁建设的空间也还非常大。将来低空开放了，通用机场建设投入也很大。

　　举了这么多例子，是想说明，我国基建潜在空间还很大，以前的基建历史欠账也很多，可投资、该投资的名堂多得是了！所以，比起基建完善的发达国家， 我国还是可用公共投资拉经济，不必把基建投资当洪水猛兽。

　　投资实施后，一方面消化水泥、钢铁这些基建材料的产能，解决部分就业，另一方面也能带动环保等新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良好基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好处，让民众切身受益，比如城市路面平整不用担心自己爱车受损，农业水利改进促进农业生产，地下管网完善，不用再担心淹死在市中心……

　　关键是，发改委要把好项目审核这一关，不能再像“四万亿”时那样，投一些无厘头项目(类似山寨白宫之类的建设)。

　　可现实很骨感，如何把关是个大课题，涉及很多方面因素。准备好的项目都需要时间，所以基建不能一口气大上马。对此，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四、融资手段

　　基建投资还得考虑的另一问题，是如何融资。

　　公共投资，大多是周期长、收益率低的项目，很难商业化运作。所以才需要政府来投资。政府的钱，最终都是来自于黎民百姓。

　　国际上通行的融资工具，是债券，包括专项债券(专门为某一项目而发行)和市政债券(不特定项目)。我国《预算法》修订前，地方政府没有发行债券的权力(部分省级政府有试点)，所征得的税收又一大比例上交中央，所以只能通过卖地收入、平台公司融资等方式融资。

　　而周期长、收益率低的项目，最好使用期限长、利率较低的融资工具，最典型的就是高等级债券。比如，由省政府出面发行长期债券，或是如本文开头新闻中那样，由政策性银行出资，然后把资金分配给各地，作为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有了资本金，银行等商业机构，也可给予一定的配套贷款。

　　此前，由于省级以下地方政府不能发行长期债券，也没有很成熟的上下级政府资金分配机制，所以县市级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融资平台筹集资金。这导致风险、期限各种错配，最后才导致了令人担忧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而如今，省级政府已有发行债券的权限，更为规范，总量控制，所以情况已有所转许多。部分存量地方债务还由省级债券置换，有积极意义。

　　当然，在投资启动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仍然有很高的融资需求，在建的重要项目也要续建，短期内还是得依靠平台融资，彻底实现债务规范化也需要时间。对此，我们只能给予一些耐心，逐步实现规范化。

　　五、结论

　　我们不必因为“四万亿”负作用还在，就把公共投资当做洪水猛兽。只要融资手段合理，投资方向合理，那么就不用过度担忧。

　　对于国家来说，确实很多领域公共投资有欠账，加大投资弥补欠账，使公共设施更完善，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保障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开展。

　　但投资对经济的效果，更多只是“托底”，缓解下行过程中的痛苦。不能过高希望，更不可能指望靠此重启一轮增长周期。

　　而对于银行业来说，目前正是信贷需求不足的时候，公共投资过程中配套以商业银行信贷，也算是拿到一块还算不错的业务(目前来看资产质量还不错)，构成利好。

　　所以，我们仍可期许基建投资的出手，不必讨论要不要做，而需关心如何做好。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CFA持牌人，曾供职于浙商证券、光大证券研究所，担任金融行业分析师，2015年7月加盟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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