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20法则认为，少量的原因、投入和付出将获得大量的结果、产出和回报。按字面意思理解，它的含义是，例如你工作中80%的收获来自于你所投入的20%的时间，那么实际上，占我们工作投入主体的4/5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这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情况截然相反。
因此，80/20法则认为，在原因与结果、投入与产出、付出与回报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失衡。80/20关系提供了衡量这一不平衡的较好基准：一种典型模式将向人们展示80%的产出源自20%的投入，80%的结果归因于20%的原因，80%的回报归功于20%的努力。
在商界，许多有关80/20法则的案例已经得到了验证。通常，20%的产品创造了80%的销售额，20%的客户资源为企业带来了80%的收益。这就是说，20%的产品或客户资源通常能占到一家企业利润的80%。
在社会生活中，80%的罪行是20%的罪犯所为，20%的驾驶员引发了80%的交通事故，20%的已婚人士的离婚概率达到总离婚率的80%（那些不断再婚又离婚的人扭曲了这一数据的真实性，并使人们对婚姻的忠诚度持悲观态度），20%的儿童得到了80%的可用教育资源。
在家庭生活中，20%的地毯利用率高达80%，80%的时间里你穿的是所有衣服中的20%。此外，如果你遇到入侵警报，20%的可能性因素会引发80%的错误警报。
内燃机是对80/20法则的极好诠释。在燃烧过程中，80%的能量被浪费掉，只剩下20%的能量产生动力，而这20%的投入却收获了100%的产出。
帕累托的发现：系统性和可预见性失衡1897年，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发现了揭示80/20法则的范例。他的发现被冠以多种称呼，包括帕累托法则、帕累托定律、80/20准则、省力原则、失衡原则等。在这本书里，我们把它称为80/20法则。这一法则潜在地影响了许多成功人士，特别是商界精英、计算机专家和质量工程师。这一法则曾帮助人们塑造了一个现代化的世界。然而，现在它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伟大的秘密。即使是那些能理解并运用80/20法则的行家们，也不过仅仅发现了它的冰山一角而已。
那么帕累托到底发现了什么呢？在偶然对19世纪英格兰地区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模式进行观察后，他发现被抽样调查的人群里，少数人占有了大部分的收入和财富。也许这还没什么值得惊讶的。但是，他同时发现了另外两个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事实。其中之一就是，某一群体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即总相关人口的百分比）与这一群体所享有的收入或财富之间存在一种恒定的数量关系。简而言之，如果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那么你便可以确切地推测出10%的人拥有65%的财富，或者说，5%的人拥有50%的财富。其中，百分比并不是关键，关键是相关人群的财富分配呈现出一种可预见性失衡。
另一个让帕累托激动不已的发现是，在他观察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国家的相关数据时，这种失衡模式持续性地重复出现。不管是观察英格兰地区早期的数据还是其他国家同时代或更早时期的可用数据，帕累托都发现了这一反复出现的相同模式，而且极其精确。
这是一种奇异的巧合，还是一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发现？ 如果把这一模式应用于财富或收入之外的其他相关数据，它是否还会发挥同样的作用？帕累托是个了不起的创新者，因为在他之前，还没有人考察过两组数据的相关性——在这一案例中，帕累托将财富或收入的分配与工薪阶层或财富所有者的数目进行了比较，并且对比了这两组数据间的百分比。（现在，这一方法已经非常普遍，而且借助这一方法，商学和经济学都实现了重大突破。）
遗憾的是，尽管帕累托认识到了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和广泛适用性，但他并没有对此做出很好的解释，而是转而研究一系列颇吸引人但却异常杂乱的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以研究社会精英为中心。晚年，帕累托又摒弃了这些社会学理论，归附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具有重要意义的80/20法则也因此沉寂了一个时代。尽管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学家认识到了这一法则的重要性，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同时代但风格完全不同的理论先驱才开始推动80/20法则迅速发展。
1949：齐普夫的省力原则哈佛大学语言学教授乔治·齐普夫（George K. Zipf）便是其中之一。1949年，齐普夫发现了省力原则，这实际上是对80/20法则的再发现和详尽阐述。省力原则认为，各种资源（人力、物力、时间、技巧以及其他任何生产资料）都存在一种进行自我调整以实现工作量最小化的趋势，因此，大约20%~30%的资源占到与这一资源相关生产活动的 70%~80%。
齐普夫利用人口统计学、文献学、语言学知识及行业行为来展示这一失衡模式的持续性重现。例如，他分析了1931年费城20个街区的结婚证发放情况，发现70%的姻缘是在那些相距约6个街区的人们之间结成的。
此外，齐普夫还用另一法则证明杂乱无序的合理性，从而为散乱的书桌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即使用频率较高的东西更靠近我们。因此，聪明的秘书早就知道常用的文档不必归档的道理。
1951：朱兰的关键少数原则与日本的兴起推动80/20法则发展的另一位先驱是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生于1904年的罗马尼亚裔美国工程师约瑟夫·摩西·朱兰（Joseph Moses Juran）。他是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间质量革命的幕后功臣。在他口中，80/20法则有时叫作帕累托法则，有时叫作关键少数原则，并成了追求高品质产品的同义词。
1924年，朱兰加入西屋电气公司（Western Electric），即贝尔电话公司的生产分支机构，开始了他的工业工程师生涯。之后，他成为业内第一位质量管理咨询师。
他的伟大成就在于结合其他统计学方法，运用80/20法则发现产品的质量缺陷并提高其可靠性，改进其品质。
正如朱兰对质量损失所做的观察一样，经济学家帕累托发现财富分配也是不均的。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他的例子：比如犯罪行为与罪犯的分布、意外事故与危险活动的分布等等。帕累托的不平衡分布规律同样适用于财富分配和质量损失分布。
但是，当时没有一个美国大企业家对朱兰的理论感兴趣。1953年，他应邀赴日本讲学，却引起了强烈反响。于是，朱兰留下来帮助一些日本公司改进了它们产品的质量和品质。也只有在1970年之后，当日本工业发展对美国工业构成的威胁日益明显时，西方国家才开始重视朱兰的理论。随后，朱兰得以回到美国，推动美国工业界开展了他曾在日本进行的改革。在朱兰的倡导和实践下，80/20法则成为全球质量管理革命的焦点。
20世纪60~90年代：运用80/20法则取得的成就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是最早、最成功发现和运用80/20法则的公司之一。正是在IBM的带动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大多数计算机系统专家都熟悉了这一法则。
1963年，IBM公司发现，一台电脑大约80%的工作时间是在执行大约20%的程序代码。该公司立即更新了它的操作软件，使这20%的程序代码更易于操作、更人性化。通过这一改革，在大多数应用领域，IBM公司的电脑比其竞争对手的产品更加高效、快捷。
其他研发第二代个人电脑和应用软件的计算机公司，像苹果、莲花和微软等也在研发过程中运用了80/20法则。这就使得它们的电脑产品更便宜也更好用，从而极大地方便了新一代客户，包括原先对电脑敬而远之的“电脑盲”。
80/20法则何以如此重要80/20法则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它的反常规性。我们习惯于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同等重要。例如，所有的客户都同样重要，每一笔生意、每一件产品、每一份销售收入都很有价值，所有的公司职员几乎都无可替代，每一所大学都很优秀，我们所度过的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都非常重要，对我们而言所有的朋友都是有益的，我们也应当对所有的咨询或者来电一视同仁。此外，所有问题都有一大堆原因，因此没有必要区分其中一小部分关键性因素；所有的机会都大致同样宝贵，因此我们不应当放弃任何一个。
我们习惯于认为原因或者投入与结果或产出之间是成比例的。我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事情的因果会有一个相对的平衡——有时的确如此。但是，这种深入人心的“50/50谬论”却极不准确也极具危害性。80/20法则主张，当我们考察或者分析因果相关的两组数据时，最有可能得到的结论是存在一种不平衡模式。这种不平衡可能是65/35、70/30、75/25、80/20、95/5、99.9/0.1，或者是这些数据之间的任意一种组合。不过，进行比较的这两个数之和却未必等于100。
80/20法则还认为，当我们知道了原因和结果间的真实关系后，我们很可能会惊讶于它们之间存在的巨大的不平衡性。不管这种不平衡性达到何种程度，它都超出了我们之前的预期。主管们可能早就预感到经营某些产品会比经营其他产品更赚钱，但当了解其中真正的差异之后，他们仍会感到非常惊讶甚至哑然失惊。再比如，教师们可能认为他们班上大多数违纪或者逃课行为是一部分学生干的，但如果认真分析记录，就会发现违纪行为与违纪学生数量之间的不平衡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我们有时也会感到某些时段比其他时段可能更加宝贵，但如果我们计算一下投入和产出就会发现二者的差距异常巨大。
为什么我们需要关注80/20法则？因为不论你是否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这一法则在我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理解80/20法则可以使我们对身边的事情有更深入的认识。
摘自《80/20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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