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家龙：荆州恩怨与民间商会的幕后(3)

　　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强势与悲歌

　　本刊记者：仲志远

　　“龚家龙实际上浓缩了1980年代至今一代民营企业家的类似经历”，一名与龚家龙相熟的业界人士向《资本市场》记者感慨，“他们目光敏锐，头脑活络，胸有韬略，会经营也擅长周旋于政商两界；他们一般都具有领袖型的草莽气质，会笼络人心并使之为己效力；当然也往往强势、独断，甚至力排众议，固执己见……”

　　“出身于草根阶层的民营企业家往往都具有多面的个性，既洞悉世事又人情练达，能屈能伸而且意志坚定。战争年代，他们不是将帅就是英雄；而到了和平年代，他们不是商界巨子就是资本高手……总而言之，他们不是业界翘楚就是天生奇才。以此来观照那些在各界呼风唤雨的成功人士就很容易找见其中的规律。他们善于利用一切机会亮出自己的能耐，也善于借势壮大自己，但也可能在阴沟里翻船，就像曾国藩说的那样：不信天不信地，信的是运气”，一名擅于观察的咨询界人士调侃道。

　　龚家龙最初在江汉平原崛起之时恰恰就是资源短缺的1980年代。他在2005年6月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就毫不忌讳自己当年倒腾紧缺物资的业迹，笑称自己是从“投机倒把”开始创业之旅的。

　　1988年，龚家龙开始组建自己的公司，并挂靠在荆州地区物资局。公司就在荆州与海南之间倒腾紧俏的石油液化气。这一十分凑巧的挣钱机会让他闯进了几大国有石油企业垄断天下的领域，并且开始面向社会集资槽罐车扩展公司的规模。

　　1990年代初，沪深两地的证券交易所开始发行

　　“红帽子”企业就拥有“红帽子”的便利。“但是，又有哪家企业没有得到过国家的支持和扶助呢？”2005年7月，龚家龙曾经如此反问过记者。不过，天发石油1996年12月在深圳交易所成功上市之后，龚家龙的战略扩展野心勃勃；在荆州市政府撺掇下，2000年他兼并了1996年5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活力28”集团，是非就开始与深沪股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命运也随之跌荡起伏……

　　在产权进退之时

　　“龚家龙应该算是比较具有战略眼光的一个企业家，腾挪于天南地北之间。1988年发迹于海南的石油液化气，1992年与东北的几大石油企业结成联盟，1994年入驻北京京城大厦设立天发投资控股公司，1996年天发石油深圳上市，2000年取得天颐科技在上海证交所的一席之地，2004年发起300多家民营石油企业成立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2005年组建长联石油控股公司，后来成为全国工商联属下光彩49集团的股东，跳出国门西进巴基斯坦寻找石油商机……但囿于官本文化的现实以及中国商业文化的局限，这也可能被人看作是眼高手低，——毕竟你想到的未必就能实现；再说，中国一直就有红顶商人的传统，看似缺乏独立人格，其实也是迫不得已；依附于政府既可以大获其利也难免是非缠身。——行走于政商之间仍然是一种现实策略”，一名业界好友这样评价。

　　“1990年代末，国内企业改革已经开始了国退民进的趋势。产权的界定虽然一时难以在企业与政府之间一刀划断，但的确有不少人就在官与商之间的身份变换中一飞冲天，凭空身家倍增。在这样的情势下，龚家龙不能不为此心动”，一名与记者相熟的企业研究专家分析道。

　　“2001年荆州市政府已经明确的产权界定文件显然为2001年至2004年龚家龙的迅猛扩张提供了一种动力”，一名为天发资产重组出谋划策的咨询人士说，“2001年至2006年荆州市政府的四次红头文件使企业产权的变更如此随意，这绝对是政府方面的责任，而且容易给龚家龙以及别人造成一种政府抢我东西的印象”。

　　2004年，荆州市政府强行将天颐科技划走让本来乐见其成的龚家龙大意失荆州。然而这一次转折也使他的龚家人马转移到了北京。凭借多年在石油业界的资历与声望，组建民营石油商会就成了他的重头戏，纵横捭阖于石油企业、全国工商联以及海外市场之间。石油商会在2007年1月的调查报告中如此评价：“从2004年至2006年，在创办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组建长联石油公司和展开巴基斯坦的民间能源外交方面，龚家龙功不可没。”

　　龚家龙主导的长联石油开始与全国工商联所属的光彩49集团组成战略联盟，筹谋在天发集团债务重组完成后，将生物柴油与石油批发、零售等产业链装入长联石油；再与各地石油企业交叉持股，借助光彩49集团的平台募集民营石油产业基金，整合提升民营石油企业的力量，力争与三大国有垄断石油集团并驾齐驱。

　　“在所有的民营石油企业老总当中，我的思想与见解肯定是老大”，2005年6月龚家龙就向记者作过如此表示。“在石油商会会长的位置上，龚家龙就像在他天发集团那样强势显然是行不通的，不过，哪一家企业的老总又能够做到完全彻底的民主而不独断专横呢？石油商会是在他天发集团失势的背景下运作的，如果换作是前几年，财大气粗的时候再过分一点都是可以理解的”，陕西一名石化公司的老总评价道。

　　龚家龙因天发集团产权争执失利而进京再次创业，是在没有大资本支持的困难条件下开始的。商会的调查报告认为，“两年多来，石油商会成为会员最多、地方分会发展最快、向国家反映石油业反垄断意见最尖锐、在国内外联络石油界企业最广泛的大型商会，龚家龙作为会长是功不可没的。在建立长联公司的问题上，商会内部出现过不同意见，但作为会员之间的自发组织的投资行为，长联石油迅速创办，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使之很快成为民营石油产业反垄断的旗帜”。

　　2006年4月，在全国工商联胡德平副主席的主持下，龚家龙率领石油商会开展巴基斯坦的民间能源外交，推动民营石油和能源企业走出国门寻找石油商机；石油商会特为此举办了中巴能源论坛；2006年6月，石油商会的部分会员在上海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穆沙拉夫总统，洽谈瓜达尔港的炼化基地事宜；2006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为中国民营企业投资巴基斯坦的合作项目签字，“石油商会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调查的结论说，“龚家龙会长在北京的再次创业中，虽然存在一些工作方法上的欠缺和问题，但他对商会的贡献，对民营石油企业反垄断的推进，对中巴两国的民间石油外交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的”。

　　在传闻与调查之间

　　龚家龙被湖北方面监视居住之后，坊间各种传闻甚嚣尘上。石油商会特别调查小组就各方人士可能的6种猜测进行了调查，认为都有很大疑点，而且“明显存在办案不公的种种迹象，怀疑是另有产权争夺的隐情而先抓人再查证”。

　　一是职务侵占、海外转移资产、侵吞国有资产等。调查报告认为，“这些罪名将因为当地政府2001年以来所发的四个红头文件而产生前提动摇，它将把法律争论焦点集中于政府与民企的产权纠纷之中，成为争议很大的罪名”。

　　二是28亿多元的银行债务问题、违法借贷、银行骗贷与损失责任等。调查认为，“目前的天发集团银行债务，一半以上是收购兼并时从政府手中带来的历史债务，如若深入追究可能涉及很多政府的失误与问题，与龚家龙无关；而天发集团在2003年的鼎盛期，生产经营急需资金，不会存在违法借贷问题，也不会对银行进行骗贷。而整个28亿无银行债务的损失责任，很容易转到政府抢夺产权行为的头上，龚家龙很难承担具体责任”。

　　三是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调查认为，“由于2004年以后的产权纠纷责任转至政府，近乎瘫痪的天发集团占款不还，存在着充足的理由。另外，天发集团为两家上市公司贷款提供了巨额担保，致使总值8亿多元的优良资产被查封、质押和抵押。这些情况证监部门十分清楚。即便如此，2006年10月开始，两家公司的还款计划都已送交证监会，而天发石油的还款计划已获证监会批准，天颐科技的还款计划因政府阻挠而晚了十天，但也在12月7日送入，且还款的总资产价值还高于欠款总额。至于大股东挪用资金问题，是全国上市公司共有的现象，不该对民营企业进行歧视性的、不公平的随意惩罚”。

　　四是虚假财务报表。调查称，“这个问题应该说是2004年以前的历史，而在此期间，公司已被证监会查过多次。到了2005年和2006年，两大上市公司已严重亏损，公司报表没有做虚假利润的必要”。

　　五是长联石油欺骗股东集资。调查认为，“长联石油成立后，各方股东在现金出资上并不踊跃；而到了正式发照之时，所有股东都被正式告知可以退股转让。2006年9月、10月间，原有几个大股东大多提出转让，新股东购买股权的价款已经支付。目前，现有股东已进入平稳合作期，公司正在等待光彩49集团的战略重组。如按商业欺诈起诉，多数法律专家认为十分滑稽，不仅无法定罪，而且很难收场”。

　　六是瓜达尔港开发区的涉外违法问题。调查宣称，“在石油商会与巴基斯坦的民间外交中，巴方在龚家龙会长的策划推动下，同意将10000平方公里交给石油商会，建立全面开放的能源经济开发区。龚家龙从国家建立中东能源走廊的战略角度出发，认为开发瓜达尔港可以聚合伊朗、沙特与印度的资本，并借此打通中国与中东的能源走廊，改变世界石油的控制格局。因此，未经工商联及国家有关部门的同意，以长联石油名义与巴方签署合作协议。但如果是为此事影响国家安全，应该首先通知工商联有关领导，不应如此办案”。

　　调查报告认为，“与上述违法办案与犯罪疑点相对应，产权争执的政府方正在紧锣密鼓地抢夺产权。据我们最近得到的消息，政府已在监视居住地逼龚家龙将产权转给荆州市建设投资公司，而且开始与银行直接进行债务重组谈判。还有传闻称，武汉市政府已接管了与天发集团存在严重交易冲突的企业与地产。这些迹象都能清楚反映当地政府对天发产权的青睐，同时不排除有人为掩盖政府四次抢夺产权造成不利局面的真正原因而竭尽全力将龚家龙作为替罪羊的可能”。

　　平心而论，龚家龙的六大传闻都有很大疑点，容易混淆视听。石油商会的调查报告站在其自身的立场上认为，“目前，我国社会仇富心态浓重，惩治民企原罪之风越刮越强，由争夺产权的一方政府办案，更有执法不公的可能。为此，这一全国上下人所共知、国内国外高度关注的著名民营企业家案件，应该由证监会与公安部直接办案，由国家银监会与工商联法律部实施资产债务重组，以便公开公正地解决刑事与民事的不同问题，避免利益冲突的黑箱操作”。

　　在政商之间的行走

　　“198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存在以国退民进和国退洋进为标志的两大路径，其中的产权变换在收购与兼并行为中与政府的碰撞最为激烈”，一名专事企业并购的刘姓律师对记者说，“产权纠纷的根源就在于大政府时代政府主导了一切资源。纯粹的国有企业可以享受到国家政策的各种利好，譬如上缴税收、上市指标等等，所以只有挂靠国有单位的企业才能得到近水楼台的便利。到了国退民进之时，产权的界定就成了一大难题。可以说，龚家龙事件仍然是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延续。”

　　“龚家龙虽然有相当的能耐，其经营的天发集团也曾经是湖北的一杆大旗，但也的确获得过政府方面的不少扶助。在2001年的产权界定文件里，荆州市政府索要一定的补偿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点，至少从表面上来看，龚家龙还是没有异议的，但2004年的政府官员换届就推翻了原有的决议，这对于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来说，是不公平的；个别官员的意志凌驾于政府的结论之上实际上就是对政府形象的贬损，而现在湖北省政府出面将龚家龙监视居住又将意欲何为呢？如果真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按照先取证调查再拘捕的法律程序来吧”？一名企业研究专家直率地向记者表示他的看法。

　　“天发的债务只有我一个人说得清楚”，龚家龙在2005年6月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曾经这样坦言。“可以说，龚家龙难免有他的个性缺陷，或者独断专行，或者恃才放旷，或者对官商之间的利益潜规则领悟得不够，但这根本不足以影响他经营企业的能力，何况任何一个出自草莽的企业领导者都有他自身的性格棱角呢”！陕西的那名石化公司老总抱怨。

　　2006年12月17日，138家民营石油、成品油经营企业组成的“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在京成立，挂靠在国资委名下的中国商业联合会。刚刚从工商联石油商会退会出走的会长赵友山向记者表示，在“和谐石油”的目标下，不会对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构成威胁，同时也希望能早日与外资、国资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其言辞的乖巧，似乎就想体现一种“民不与官斗”的生存智慧。与龚家龙纠结力量西进巴基斯坦的举动相比，这是否显示了某种悲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