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与商：离不开 靠不住

　　策划/本刊编辑部

　　报道/本刊记者 仲志远 杨光润

　　参与撰文/高超群

　　官府与企业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先秦以降，迄今为止，只有清末民初的一名实业家曾以六字箴言一语道破此中奥秘，那就是：离不开，靠不住。

　　2002年至2005年，短短三四年间，中国内地商界的一系列事件不由得不令你频频侧目回望。它们与沪、深、港三地股市乃至遥远的美国华尔街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在纵向上还可追溯到中国历代官府与企业的陈迹。

　　从龚家龙悬而未决的天发帝国到仰融一直无法置身事外的华晨汽车系，从顾雏军翻身落马的科龙到张海折戟沉沙的健力宝……，从改革前沿的广东佛山到中部欠发达地区的湖北荆州，乃至共和国的老工业基地辽宁沈阳……；从创业之初集腋成裘的实业拓展到后来纵横捭阖的资本博弈，抑或从资本腾挪起家到实业运作，然后再到资本的多极运动，产业与资本纠合生变，一干人马卷涉其中屡起吊诡，将中国内地产经界与资本市场拨弄得风生水起……

　　颇富传统意味的企业往往与政府有着纠缠不清的产权之争。它们多半创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为地方政府创造了不菲的税收，做大之后声誉日隆，借助于政府之力上市圈钱，从此迅猛扩张，驰骋于数个行业之间。然而，也恰恰就是因为政策渐变，1990年代初期的改制以及后来产权的争夺，日积月累的纠葛使之成了百足之虫。即便企业主导者的资本运作有天纵之才，在地方政府的掣肘之下，大体也难逃败走麦城，甚至锒铛入狱的结局。

　　龚家龙：

　　拉锯之中另寻出路

　　文/本刊记者 仲志远 北京、湖北荆州报道

　　2002年至2005年，短短三四年间，中国内地商界的一系列事件不由得不令你频频侧目回望。它们与沪、深、港三地股市乃至遥远的美国华尔街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在纵向上还可追溯到中国历代官府与企业的陈迹。

　　从龚家龙悬而未决的天发帝国到仰融一直无法置身事外的华晨汽车系，从顾雏军翻身落马的科龙到张海折戟沉沙的健力宝……，从改革前沿的广东佛山到中部欠发达地区的湖北荆州，乃至共和国的老工业基地辽宁沈阳……；从创业之初集腋成裘的实业拓展到后来纵横捭阖的资本博弈，抑或从资本腾挪起家到实业运作，然后再到资本的多极运动，产业与资本纠合生变，一干人马卷涉其中屡起吊诡，将中国内地产经界与资本市场拨弄得风生水起……

　　颇富传统意味的企业往往与政府有着纠缠不清的产权之争。它们多半创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为地方政府创造了不菲的税收，做大之后声誉日隆，借助于政府之力上市圈钱，从此迅猛扩张，驰骋于数个行业之间。然而，也恰恰就是因为政策渐变，1990年代初期的改制以及后来产权的争夺，日积月累的纠葛使之成了百足之虫。即便企业主导者的资本运作有天纵之才，在地方政府的掣肘之下，大体也难逃败走麦城，甚至锒铛入狱的结局。

　　资紧缺是1980年代的一个特征。那时，龚家龙就从“投机倒把”开始了他的创业，什么赚钱就倒手转卖什么，十几年的经历使后来“下海”的龚家龙对倒卖物质情有独钟。

　　1988年5月18日，龚家龙贷款20万组建荆州地区生产生活资料产品经销公司(荆州双生公司，天发集团的前身)。

　　企业注册性质不明

　　“注册一个公司很容易，那个时候没有民营企业的概念，不是全民所有制就是集体所有制”，2005年6月25日，龚家龙接受《资本市场》采访时对记者说。“双生公司”当时注册的就是全民所有制，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微不足道的疏忽竟为其公司性质究竟是国有还是民营的反复辩解埋下了祸根。

　　1991年，双生公司向荆州地区财政局上缴了200多万，龚家龙遂将公司独立出来，自己任总经理。

　　1992年，天发改做石油终端销售。

　　1996年12月17日，饱受《人民日报》社论抨击而大跌的股市转好，当日上市的“天发股份突然成了中国第一支窜红的股票”，募集到8个多亿，使之很快便可转投到其他行业，扩张之势迅猛。

　　上市改变了天发集团的命运，员工由200多人膨胀到鼎盛时的2万多人；然而，一系列产业拓展为其带来了不堪重负的债务。掌管全局的龚家龙为自己“上就上个大项目，办就办个大产业，当就当个大龙头”的理念踌躇满志。

　　1997年，天发集团除了固守其原有的石油终端销售以外，又向农副产品深加工领域急剧扩张，在荆州市沙市区三湾路一带占地六七百亩，开工建设的厂房也投入了使用。

　　1998年底，龚家龙将集团拆散，分别以石化(天发股份)、农业(天荣农业)、造纸(帅伦纸业)三大板块重新组建天发集团，各自平等，由“湖北天发集团公司”控股，龚家龙执掌帅印。

　　现实之困与产权之争

　　天发集团的黄金时代就在1996年至2001年之间。两大政策硬伤将其逼进了腹背受敌的困境，一是石油垄断紧缺，二是银行资金吃紧。

　　1998年，两大国有石化集团借成品油市场整顿之名而使石油垄断愈演愈烈，天发集团只好求助于湖北省政府、国家商务部，争取了近5年，直到2003年以后才相继获得成品油的批发经营资格。

　　从1997年开始，荆州市政府国企改革先后将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划拨或者转卖给天发集团。天发集团因此兼并了10个国企、4个造纸公司，禀承政府指令的收购与兼并使之愈加不堪重负。

　　半推半就所收购的国企拖累了天发集团。在被荆州市政府强行收回天颐科技之前，天发集团拥有总资产69亿。正常的流动资金每年不少于20个亿，负债率在51%-52%之间。2004年以前没有欠过银行一笔利息。2004年，国家调控银根紧缩，银行纷纷上门收债。荆州市工商银行首先发难，中行、建行尾随其后。

　　作为荆州的利税大户，”国家没投一分钱”，龚家龙说,”现在天发还养活了将近一万职工，承担了国企22亿元的历史债务”。

　　龚家龙与荆州市之间的宿怨似乎无从化解。荆州市国资委、湖北省国资委将其定性为民营企业、非公经济，因为国资委没有持股；而荆州市委组织部则确认天发为国有企业。虽然不是国家投资、控股的国有企业，但确实享受过各级政府乃至政策的支持，改制、重组、收购、上市，资本结构经常在变，产权一直无法明晰。

　　龚家龙似乎对旷日持久的产权争端早有预料。在等待有关方面的公正裁决的同时，他已经另寻出路。2005年6月29日，由他担任董事局主席的”民间石油旗舰”——长联石油控股有限公司宣告问世。组建民间石油商会、筹措石油基金让龚家龙无暇南顾。

　　天发集团已经成了荆州市的马蜂窝，谁也不敢捅破；天发集团已经是绑在荆州市政府身上的定时炸弹，谁也不敢引爆。

　　(详情参见《资本市场》杂志2005年第7期报道《民间石油崛起》)

　　龚家龙的天发集团注册时挂靠在国有单位的名下，这为他后来争取自己的权益留下了纠缠不清的后患。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在企业与政府之间游刃有余，所以，尽管其企业已经岌岌可危，政府还是不遗余力地出手相救，这是龚家龙与其他企业主导者的命运截然不同的原因。

　　然而，缺乏企业家自身的信用担保，缺乏银行资金的持续投入，天发集团仍然挣扎于生死的边缘。如何厘清企业家的个人努力与政府政策效应的各自绩效，如何使企业家与政府权责分离、产权明晰，使企业家力挽狂澜，使再度走向新生，这仍然是政府与官员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仰融：

　　汽车梦断产权之争

　　然出走美国而且已经蛰居三年之多，仰融——华晨中国的前董事长，华晨汽车系的创始人——仍然与其国内的部下保持着多线的联系，影响力似乎还不减当年，问题就看你搭在哪一根线上。《资本市场》记者自9月起借道深圳，由其昔日部属的渠道代为联系，帮仰融打过官司的两名律师也极想抛出背后的内幕，但未获首肯，一切按兵不动。

　　起诉

　　2002年6月3日，仰融突然出走美国。随后就传出他与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爆发的股权官司，在百慕大、美国等地起诉辽宁省政府掌控华晨中国。

　　股权之争缘于仰融与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陈年老账。

　　1991年2月，仰融担任董事长的华博财务公司注册于香港。7月，其与沈阳金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及海南华银信托有限公司在沈阳组建了中外合资企业——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为谋求海外上市，华博财务于1992年初在百慕大群岛设立了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CBA)，100%控股，然后将沈阳金客的股权资产注入其中。

　　1992年4月29日，华博财务与海南华银、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中国金融学院四家发起成立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除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的10万元以外，其余资金则出自华博财务。仰融将华晨中国的股权改为基金会持股，却未与基金会签订任何股权转让文件。

　　1992年10月9日，华晨中国在纽约华尔街上市，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持有39.4%的控股权；而同年7月，仰融运作沈阳金杯汽车在上海证交所上市；1999年10月，华晨中国又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数家公司的股权也挂靠在基金会的名下，各自的投资及权益仍然未予确认。

　　2002年3月，国家财政部以文件将华晨的产权划归辽宁省。辽宁省政府组织工作组全面清查、核查、接受华晨资产，将华博财务的所有投资及相关权益认定为国有资产而全面接管。

　　焦点就是”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所持的股权。

　　2002年9月27日，仰融通过华博财务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12月2日，北京市高院驳回此案，并将此案移交辽宁省公安厅查处。

　　2003年1月，仰融在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汽车(CBA)等七被告；8月，仰融在美国联邦哥伦比亚地区法院就辽宁省政府提起诉讼。结果均告失败。

　　缘起

　　将仰融置于尴尬境地的据说是财政部企业司2002年3月11日的一纸公函。随后，仰融所掌管的上海、香港、纽约三地的6家“华晨汽车系”上市公司就在命运的风口浪尖上跌完。

　　自1991年至2002年间，仰融先后以投资、新建、参股、收购等手段，掌控了6家上市公司以及200多家汽车领域的控股或独资公司，拥有了单一的整车厂，以及零部件企业和分销服务体系，逐步在中国汽车业界取得了一席之地。

　　2002年，仰融与英国罗孚公司洽谈，组建合资企业，投资18亿美元落地宁波，甚至投资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

　　仰融计划将宁波作为零部件采购基地和中华轿车制造基地，沈阳仍然作为客车基地；而据媒体披露，仰融不仅有投资宁波以及杭州湾大桥等基础建设项目，还斥巨资成了广发银行的大股东，参与民生信用担保公司，并涉足生物医药、航天科技等领域——构建一个大的华晨系，或者说是华晨帝国；而辽宁省政府仅仅希望华晨汽车集团重点生产华晨宝马、中华轿车、金杯客车以及多功能越野车，带动丹东、大连、锦州等省内城市的汽车及零部件工业。

　　仰融跨出辽宁落脚宁波，此举无疑激怒了辽宁省政府，辽宁方面动用政府资源，迅速组建“辽宁省接收华晨集团国有资产工作组”。

　　2002年10月18日，辽宁省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名向已经逃离的仰融发出了批捕令。

　　裂变

　　仰融出走以后，辽宁省政府悉数接管了华晨中国的所有股权与权益，将其变成国有企业；而华晨接收工作组的副组长、时任辽宁省省长助理、协管全省工业事宜的杨宝善负责全局(2004年4月，杨宝善出任华晨集团董事长)。

　　仰融之后，华晨中国的高管离职风波时时不绝于耳，捕风捉影的传闻也甚嚣尘上。9月中旬，《资本市场》记者亲赴沈阳，周旋于辽宁省政府和华晨汽车之间，获得的消息令人沮丧。华晨集团董事长杨宝善则刚刚离任——据说是主持华晨一年来毫无成效，退出后就进了辽宁省政协，但政协方面证实，其尚未赴任；华晨集团总部从其驻扎的丽尊大酒店撤出一个多月之后就不见了踪影，连其中层管理人员也不知其现在究竟在何处办公，需要用电子邮件联系之后才能答复记者。

　　熟悉华晨的人士说，金杯海狮的市场已经饱和，而中华轿车屡出故障。记者亲眼所见到的是华晨金杯公司院内广场上停满了缺少市场需求的轻型客车。业内人士说，华晨中国现在已经陷入了质量低劣、销售锐减、盈利倒退的境地。

　　辽宁省国资委官员表示，华晨汽车集团属于中外合资企业，不是国有资产，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而经贸委的官员则表示不太清楚华晨汽车究竟归属哪个部门的职责，所以无法提供情况。偌大的一个省政府，居然无人对此表态；而省府官员走马换将，进出华晨中国如同走亲访友。新华晨的汽车版图现在只剩下沈阳的金杯客车、中华轿车，以及与宝马集团合资的华晨宝马。另据有关人士透露，辽宁省政府其实与仰融一直保持着畅通的联系。

　　迟迟不见回复的仰融，也许正在隔岸观火；远走高飞已三年的仰融，不知道此刻还在想些什么？还有什么值得他牵挂？

　　华晨中国前后命运的巨大反差似乎可以说明，金融家与企业家之间的角色转换同样需要政府方面的鼓励与扶持。金融家固然有投机的因素，而且投身于实业之后难免还有贪大求快之嫌，但其个人的权益仍然应该予以肯定，不能轻率地以一纸公函便将其个人为利益的努力抹去。

　　将政府推上法庭，与之对簿公堂，说明企业家已经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然而中国一向有轻视法治的传统，而且任何一届政府其本身并非具体人格的代表，败走麦城已经是可以预料的结局；反思的倒应该是政府方面，在确保个人私产的前提下正本清源，将企业的产权作出明确的界定，方可使企业家抛却疑虑，贡献社会。

　　科龙：

　　夭折的产权死结

　　文/本刊记者 仲志远 北京报道

　　台双门冰箱就在广东佛山顺德市容奇镇(曾改为容桂镇，后改为容桂街道办事处)一家乡镇企业的几位师傅手中敲打出来，随即通过了香港的技术鉴定。

　　这家乡镇企业就是珠江冰箱厂，科龙电器的前身。容奇镇当时拿出了9万元作为试验经费，创业者凭借手锤、锉刀、万能表等简陋工具拼装出了中国内地最初的三台双门冰箱。

　　当时，生产冰箱需要获得国家的许可才能取得原材料的供应。珠江冰箱厂借当地政府之力挂靠在广东省机械厅，声誉鹊起之后跻身于国家42家冰箱生产厂家之列。

　　两次上市与政府控股

　　1991年，珠江冰箱厂年产量达到48万台，高居全行业之首。创业者潘宁为董事长兼总裁，镇干部徐铁峰为法人代表。公司资产折算为股本后，80%为容奇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持有。

　　1994年，珠江冰箱厂改名为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科龙在香港做了一次成功的私募，筹到近4亿元，与三家外资机构合资另行组建了广东容声集团冰箱有限公司，各自生产家用冰箱。

　　1996年4月，容奇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将其所持的科龙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容声集团；5月，科龙与容声合并，原容声冰箱外资方的权益全部转换为科龙电器的股份，容奇镇镇政府绝对控股。

　　1996年7月，科龙电器以H股上市香港，发行4.5959亿股，筹得近8亿元人民币。容声集团取代容奇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持有的科龙股份41.96%。1999年7月，科龙电器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A股，募集资金10.6亿元。

　　短短3年内，科龙电器两地上市，筹集资金近20亿元。容声集团(容奇镇镇政府的壳公司)绝对控股之下的科龙电器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虽然上市后容声集团所持股份被不断稀释，但其所代表的仍然是科龙电器控股股东的意志。容奇镇镇政府一直都是科龙电器的幕后掌控者。

　　政企一体与科龙衰落

　　“科龙问题的根子是产权体制与潘宁创业团队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至今仍这样认为。周教授两次亲历科龙调查，也与科龙的管理层作过直面访谈。10月13日，在回答《资本市场》记者的询问时，他口气依然一贯自信，“你看看我写的评论就知道了”。

　　据周其仁教授回忆，潘宁曾向其抱怨：在香港就不必应酬官场，不需要结识官员，百分之百的时间可以用于研究市场、业务。而据记者了解，容奇镇镇政府假容声集团之手控股科龙电器，镇干部既任职政府部门，又坐享集团红利，职务也在集团与政府之间来回转换。乡镇企业领导必须时时周旋于官场。1999年，潘宁离任，科龙电器急转陡下，日甚一日。

　　2000年，科龙电器陡然报亏6.78亿，据说原因是行业竞争激烈、产品价格大跌。实际上却另有隐情。原科龙电器的法人代表徐铁峰1995年转任容奇镇副镇长。2000年2月，容奇镇与桂洲镇合并后担任容桂镇镇长，却与新来的镇委书记心存芥蒂；6月，徐铁峰辞去镇长职务，改任科龙总裁，后任董事长。

　　徐铁峰上任后推出价格战，因操作失当损失惨重；第一次质量事故接踵而至，回收冰箱逾万。科龙A股与H股跌幅猛烈，当年报亏。

　　2001年，科龙再度报亏15.57亿。连续两年报出巨额亏损，高达22亿之多，科龙被扣上了ST的帽子，引发了深、港两地股市不小的震动。若第三年继续亏损，则科龙电器必定退市无疑。

　　容桂镇镇政府迫于情势只有改制，但出售科龙遭到徐铁峰等管理层的反对；镇政府于是绕过徐铁峰，秘而不宣地与顾雏军展开了谈判。

　　2001年10月，顾雏军领衔的格林柯尔受让了容声集团所持有的科龙电器20.64%的股权，成了科龙电器的第一大股东。

　　2002年度，科龙电器突然扭亏为盈；2003年又罕见地处理了挂账三年的累计亏损；2004年，科龙电器重新返亏，新亏6833万元，同时被审计师出具“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05年5月，中国证监会进驻科龙，立案调查顾雏军。

　　容桂镇镇政府当初在众多的买家中选择顾雏军，据说是因为他愿意背负容声集团欠科龙电器的12.6亿元巨款；而徐铁峰将其掌握两者关联交易的内幕通报给香港联交所，这一临阵反击使顾雏军不到四年的科龙生涯当即成了葬送自己的滑铁卢，而创始于1984年的科龙电器也因7月29日顾雏军身陷囹圄而在9月9日转入海信之手。

　　看得见的手

　　科龙发轫于乡镇企业，镇政府最初不过出资9万元，虽然后来得益过地方政府的诸多保护，而且在政策的变幻中屡承东风之惠，但始终离不开创业团队的苦心经营。一旦创业者离任，公司就被政府全面接管，以至于股权转卖失手之后濒临关门倒闭之虞。——政府主导了企业的一切。这种情形在全国不是惟一的案例。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如此，创业者无法主导企业的命运，企业在政府的耳提面命之下究竟会出现何种结局呢？科龙仅仅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而且还可能只是惟一的选择。由此可以想象，政府官员出任企业之职，股权任其转手倒卖，官员随时的干预仍然难以遏止。如果不中断政府之手时不时的掣肘，那么，无法独立经营的企业其命运仍将一再重演。

　　健力宝：

　　强势政府时时出没

　　年产值逾60亿元，成了国产饮料的第一品牌；然而健力宝管理层的股权一直无法解决，与1993年以及1998年的两次上市机会失之交臂。

　　1997年，健力宝渐露颓势。健力宝的广告费仍然高居亿元之多，而产品开始滞销。1999年，健力宝产销的下滑速度加快，身在国企，尽管李经纬使出了全身解数也无济于事。据知情人透露，三水市政府这一大股东与李经纬的管理层一直以来貌合神离，酝酿健力宝股权出售时，就根本没有理会李经纬。与政府之间糟糕的关系，无意间加速了健力宝的衰落。

　　李经纬难免有自己的个性。1980年代以来国企改革放权让利，健力宝贡献了巨额的利税，政府方面除了初始的投资与利润提成以外，并未追加过任何资本性质的投入。

　　2000年，三水市政府力推国企产权改制，健力宝是当地最后一个堡垒。李经纬曾经多次与政府协商各种改制方案，包括由自己的创业团队进行管理层收购，然而一切努力均无结果；2001年7月，三水市委市政府90%的领导表态：变卖健力宝、退出国有股，但不能卖给李经纬团队。

　　三水市政府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李经纬创业至此17年，贡献巨大也并未获得合法的回报，制度上的缺失埋没了企业主导者的功绩，这也是他后来被查出经济问题时获得人们广泛同情的原因之一。

　　政府强行接管 股权轮换频繁

　　李经纬及其团队被抛开之后，三水市政府与20多家战略投资者接洽密谈，但这些被拉郎配而来的公司不是被政府的行政意志就是被健力宝的巨债吓走。素昧平生的张海倒成了三水区政府的惟一“救星”。

　　2002年1月15日，三水区政府向张海的浙国投转让健力宝75%的股份，作价3.38亿元。1月16日，张海入主健力宝后任董事长与总裁。执掌两年便拖欠了大量上、下游供货商与经销商的应付账款。在三水区政府看来，健力宝急需新的战略投资者。

　　2004年11月16日，汇中天恒公司董事长李志达斥资2亿元，从私人股东张海、祝维沙、叶红汉的手中闪电收购了健力宝91.1%的控股股权，据称，收购协议签署之前，三水区政府并无异议。

　　2004年12月6日，三水区政府(只占10%股份的小股东)从半路上杀出，组织“健力宝复产协调领导工作小组”，率当地公检法执法人员强行驱逐刚刚入主22天的新股东——汇中天恒公司，并注册成立三水健力宝贸易公司，以“体外循环”的方式接管并运作健力宝而不承担任何旧有债务。健力宝之乱至此愈加繁杂，几成死结。

　　2005年1月，佛山市政府出面化解纠纷，而三水区政府起初拒绝，后又在谈判期间将“复产小组”掌握的健力宝方面的人员与资产重新安排。谈判随之破裂。后来也屡陷僵局，三水区政府在高层的压力下微妙虚与委蛇。

　　3月24日晚，就在“健力宝事件”接近尾声之际，张海被佛山警方拘留审查，涉嫌挪用巨额资金。后来的调查显示，张海坐镇时将健力宝作为自己的取款机，透支信用资金10多个亿，挪用资金5个多亿，导致健力宝停产关门。

　　眼下，健力宝集团的整个业务都已被健力宝贸易公司全面掌管，健力宝贸易公司已经由先前的体外循环公司转而凌驾于整个集团之上了，而其100%的股权辗转之后被曾经现身的统一集团接手，汇中天恒退居第二大股东。

　　——频繁的股权仍在演进，但笑到最后的究竟又会是谁呢？悬念未解之时，谁都无法预料。

　　国企老板怎拗得过政府

　　与科龙不同的是，健力宝是一家纯粹的国有企业；而与一般国有企业不同的是，它曾经兴盛过很长一段时间，闯出了自己的品牌与知名度，积累了自己的无形资产，却因为创业者的政府关系而对企业的处置草率。诚然，创业者有他自身的缺陷，但政府在产权改制上的拖延以及在转卖股权时的颐指气使它落入了社会投资者布设的陷阱。

　　创业者李经纬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并不和谐，甚至可以说恶劣。由此而导致其所执掌的企业受到政府另眼相看，这说明，既然企业沦于政府股掌之间，其被任意揉捏只在于政府意志操纵者的好恶了。

　　官商关系的历史考察

　　文/高超群

　　华帝国从宋朝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表征之一就是工商业的繁荣。对于一个建基于土地之上、坚持自己的“太平”梦想和盛世道统的文明帝国而言，这些变化意味深长。安闲、从容的帝国开始忙碌起来，熙熙攘攘、为利往来，在明清两代出现了以前没有的大商帮，晋商和徽商为其中声望最著者。

　　到了近代，人们便放弃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但逐渐坚定了通过经营工商业迅速改变命运，满足欲望的信念。

　　商人和官员历来暧昧

　　工商业者为中国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些一点都没有改变人们对商人的鄙视，其中原因很复杂，最让人不能容忍的就是商人和官员之间的暧昧关系。

　　明清以来的商人大多有很强的依附性，由于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财富没有法律保证(甚至连道德保证都没有)，因此他们大多有依附于某一个官僚，依附于腐败政治的倾向。骤然壮大起来的商人，在腐烂的政治环境中左右逢源，翻云覆雨。由于“钱能通神”的格言屡试不爽，他们无所忌惮地收买官员，攫取财富。徽商当中的盐商，富甲天下，他们的财富与其说来自于他们的生意头脑，不如说来自于他们杰出的交际能力，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一种半垄断性质的生意，只要拿到政府特许的“盐引”，不尽财源就滚滚而来。直到民国时期，他们的势力依然非常强大。晋商到了晚清以经营票号为主，他们的目光也紧紧盯着政府，向政府放贷，代政府保管、运输钱财。近代以后，现代银行在中国产生，他们依然墨守陈规，不肯改变，最终被淘汰出局。

　　商人们利用贿赂官员来牟取发财的特殊机会、保护自己的财产，这也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但是这种方式其实到头来并不总是有效，即便有效也要付出巨大成本。曾经拥有“半个南京城”的沈万三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朱元璋的一道圣旨剥夺得一无所有，更不要说盐商们常常被抄家，晋商不得不经常向朝廷报效。

　　满清企业只是督抚的另一个“衙门”

　　从1865年到1890年，满清政府总共创建了21个军工企业，创办人几乎全部是地方的督抚，这些企业都采取官办的形式。

　　在1895年以前，中国的新式民用企业共有40余家，采矿、航运、电讯、铁路、冶炼都由地方官员创办或者领导，采用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形式。纯粹商办的只有盛宣怀创办的湖北荆门煤矿。其余的商办企业一般规模都很小。

　　满清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大吏把持新式企业，尤其是军事工业，既不放心，又不甘心。但博弈中满清中央政府已经处于下风了。

　　这些地方督抚对这些企业也就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各个厂局的总办、会办都由他们委任，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其历任总办朱其昂、盛宣怀、唐廷枢、徐润(代理)无一不是李鸿章的亲信。军事工业更是如此，除福州船政局以外，其他各个局厂分别隶属于地方督抚，总办由督抚任命，呈报总理衙门备案。

　　因此这些企业只不过是这些督抚的另一个衙门而已。对这些企业的控制权，是与这些地方督抚的权势直接相连的。控制这些企业，是成为一方霸主的有力资本。因此，大员之间常会为争夺对这些企业的控制权而产生纠葛。比如李鸿章与左宗棠对福州船政局的争夺。袁世凯和盛宣怀对中国电报局的争夺。这些企业也就成了这些大员私人的囊中之物。这也就难怪为什么甲午之战中，李鸿章一味避战，不肯“以一人之力敌日本举国之师”了。

　　这种地方督抚控制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模式，对中国近代工业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企业所依赖的保护人，常随官场的得失而浮沉。这些企业也随之落入不同的人手中。因此这些企业不可能形成稳定的领导集团，也没有长远的发展目标。

　　近代亲近政治的商人

　　而近代新式企业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这种局面。这是因为中国早期工业化中，大型的新式企业如轮船、采矿、电报、组织等，如果没有地方大吏的保护和扶持是建立不起来的。没有一个官方的保护人难以筹措到大额的股金(得不到商人的信任)，在传统的社会中，也得不到能与外国资本和旧式企业竞争的特权，躲避不了来自官方的勒索，以及言官的纠弹和顽固派的反对。托庇于官僚，自然也就难免来自官场的骚扰和腐蚀，由于各督抚都把这些企业作为自己的私人势力范围，所以新式企业成为督抚安插亲信的肥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总是带有严重的衙门气息。

　　企业中贿赂公行，任人唯亲，冗员泛滥，毫无进取精神。正所谓“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依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中国近代很多新式企业到要向政府报效，无论企业赢利或者亏损，这笔银两是一分都不能少的。

　　如果说，在赚钱的事业中，商人们表现出了无比坚韧的勇气和自信，没有任何障碍和失败能够阻挡挫败他们，那么，在公共生活中，在缔造新的经济原则中，他们的懦弱犹疑也是无与伦比的。在他们身上恰恰缺乏“新型企业家具有的确定不移、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以及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能力”。

　　懦弱地坚强着

　　进入民国以后，“城头变幻大王旗”。

　　在中国丧失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后，企业与政治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一方面，企业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量，如果说过去史书上说的，在传统中国，商人“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有些夸张的话，现在他们的力量已经远不止此。从安福系、交通系到江浙财阀，他们操纵政治，为军阀提供财政支援，两面三刀，朝秦暮楚，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的产生和政策方向；在民间社会，则有上海总商会这样的重镇，可以影响舆论、控制市面。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极为虚弱，任何一个军阀随时都可能前来勒索、威逼企业家，甚至绑架杀害，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都没有保证，更不要说能够建立正常的竞争秩序和竞争规则，以及相应的法权体系和人伦精神。20年代的上海滩曾经是中国企业家梦想的摇篮，其投资环境环顾天下，无出其右者。但是，就是在这里，企业家却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没有办法保证，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都曾被绑架勒索。企业家必须学会向流氓黑社会低头，这里也是黄金荣、杜月笙的天下。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属下向他报告说：“目下稍有身家者，非深居简出，即乘机远避。上海一向称安乐窝，今则无异魔鬼窟，岂不可叹。”

　　当然并不是说，企业家一定要远离政治，或者如同道德君子一样洁身自好，我们只是强调，企业家必须要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在中国立足，要依靠一种长久的、稳定的伦理关系，强大的道德基础，而不是一时的投机获利。所以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企业家在利用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的时候，一定不能让这种关系危害企业的制度理念，就像日本的企业家所做的那样。所以对于政治，企业是利用，而不是被同化，这之间主客关系的区别看似极为细微，但在实践中这一差别却将决定企业的命运。

　　作为一家著名民营股份制企业集团创建者，对于“官与商：离不开，靠不住”这个古今中外都无法回避的利益纠葛话题，——10月24日上午，华立控股董事局主席汪立成以传真发回了见解和看法：

　　一、政府再小也是政府，企业再大也是企业；

　　二、要依靠政府，但不能依赖政府；

　　三、尊重政府，但若即若离；

　　四、要相信法律法规，不要轻信政府的承诺；

　　五、通过权钱交易而获取利益的方法，无疑是踩在“地雷”上生存。

　　资本市场：您作为著名的国有控股地产上市企业的总裁，如何理解官与商的“离不开、靠不住”？

　　张华纲：这个题目太大了，可以谈的东西太多了。

　　中国现在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环境。官和商肯定是要联在一起的，这是必然的。这里面有很多有利和无利的地方。无利的地方就是传统的要改革。有利的地方实际上还是在围绕着传统的价值观在做。比如，像我们金地企业，并不是太唯利是图，而是有很多社会责任感。这与传统的国企还有很多东西是一致的。

　　有一些企业称他们的的发展和政府关系不是很大，是完全在市场上做出来的，——我不是这样看的。实际上，他说只和市场有关系，但是很多东西他是在政府的法规下发展起来的。

　　比如像

顺驰地产发展得那么快，肯定是有天津市政府的强力支持，包括万达地产都是这样的，和政府有非常大的关系，和政府的关系联得很紧。但是，在未来，这个发展趋势还是在淡化，因为政府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是一个宏观的作用，而不是直接的作用。

　　政府越来越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了。

　　但是，资源性企业，像一些垄断企业，和政府的关联度比较紧密，还是离不开的。只有不是资源型的、更多市场化的企业，才和政府的关系度低一点，对资源的利用度越高的企业和政府的关联度越高。

　　比如对于地产公司的一些项目，假如说政府搞一个农机地的调整，这对一个地产企业是致命的，如果企业和政府的交往不太密切，就很难生存。

　　资本市场：为什么和政府“离不开、靠不住”这个命题从古到今，都是我国商人心中的一个痛？

　　张华纲：从我的理解看，因为中国的“官”是真正的官，而不是西方的形式性的“官”，因为我们是一党制的。而西方国家的“官”是象征性的官，西方国家的官是管大事，不管小事。而我们的官是全的，什么都管。所以，有离不开、靠不住的感受是正常的。

　　讲政府和企业“离不开，靠不住”，这是个好话题。

　　其实我们在市场环境下，包括公司的设立、运作，包括业务的具体操作，都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最近，针对外汇管理11号文对于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影响，现在讨论的沸沸扬扬，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离不开、靠不住”的问题。

　　拿外汇管理局、商务部来说，海外风险投资要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他们对政策的依赖就比较多，但过分的依赖后，就会感觉有很多“靠不住”的地方。比如一些新的政策更迭，或者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又出现一些新的问题，都让人措手不及，这些不能埋怨我们政府。更多的还是我们政府在管理国家的能力方面仍然比较欠缺。

　　“靠不住”怎么办

　　资本市场：在政企关系中，企业离不开政府的管制，但与政府打交道中，政府经常违约甚至毁约，企业怎么办？

　　郑锦桥：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中，企业是被动的。作为众多企业中的一员，首先要合法经营，按照政府的法规政策来进行你的各项业务，但是又不能被这些业务所牢牢的牵制，而影响了你整个企业的发展。

　　政府经常“违约”，比如好多的政策说变就变，对企业是个致命打击，之前也根本不会和企业商量。

　　所以，我们现在要考虑一些新的途径和方法来应对这种情况的风险。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对于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不能靠一个方案来解决，要准备若干个备用方案来防止一些不可预见的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在和政府打交道比较多，过多的依赖政府开展业务的公司，就应该有更多备用的方案。现在我们的政府也并不一定说是哪个部门，有时候可能更多的涉及到领导人的意识，更多决策人的观念。

　　比如说，有领导谈到了，我们要杜绝外汇外流的情况，防止所谓的“黑钱”这样的话，也可能他们是从哪儿获得新的报告提供的信息，或者是他从哪些方面听到了不全面的说法，就有可能会提出这方面的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包括外汇管理局可能就会根据领导的意见制定政策。这样等于个别的人就影响了一个大事，影响的面积还很广泛。

　　所以说，对于一个企业搞风险投资也好，搞资本运作也好，搞其他方面的项目也好，就应该更多的想一些办法保护自己。政府这种多变的局面，企业还是应该有一些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来应变。

　　不和政府玩的企业

　　资本市场：有一些新兴的高科技企业，比如IT企业，比如互联网公司，像新浪、搜狐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号称不和政府玩儿，因为他们用的是海外资金，而不是来自政府，更不是靠银行贷款，他们赖以发家的是高科技，他们受政府的影响就比较小？

　　郑锦桥：IT企业我觉得和政府玩不玩，或者受政府的影响小不小，这要看企业的盈利模式和经营模式。说受政府的影响小，事实上也不是。为什么互联网在政策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在色情方面受到国家严格的控制呢，这方面的管制太多了。其实，政府一直在限制和制约你的发展，而给你提出一个总体的方向性的指导。

　　也就是说，企业的盈利模式和经营模式决定了与政府的关系。比如我们现在在纳斯达克上市的23家企业里面，基本上没有国企的成份，都是靠高科技和互联网在运作，更多的是靠市场，而不是政策；但像中石化和中石油，是完全的靠国家垄断的资源发展的，靠国家的垄断经营的这种企业，注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但是互联网公司就没有必要和政府打太多的交道。从这方面看好像他们受政府的约束小，但是有一点，他们必须是在合法经营的条件下，才可能少和政府打交道，或者是花比较少的精力投入到和政府沟通中。

　　所以，根据一个企业的盈利模式和经营模式的不同，来确定它是依靠什么资源，如果完全的依靠政府的资源，他就必须时时刻刻和政府玩。但是，我想任何一个企业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都不可能不和政府打交道，不可能不和政府玩，其实包括在发达国家也是这样的。

　　王石讲故事和万科的信念

　　文/ 杨光润

　　在去年9月下旬，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周年庆典北京答谢晚宴上，董事长王石先生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2001年，深圳市分管

房地产的一位领导出事了，拔出萝卜带出泥，一些地产公司老板也相继被问讯或被抓，没来得及出事的也连忙远遁海外。有一天，王石遇见一个老朋友，那人吃惊地问王石：你怎么还在啊？王石反问：什么还在啊？什么意思？那位朋友说，现在风声紧，他们(地产商)很多都跑了！你怎么还不躲躲？

　　讲到这，王石一笑，他说：“面对大家，我敢说，万科发展到今天，从没有向官员行过一次贿！”霎时，来自政界、新闻界、

地产界等近千名嘉宾掌声雷动宴会厅。

　　也许正是万科做事的市场姿态，才使万科至今仍雄据地产界老大的位置。记得当时记者在和万科总经理郁亮的交谈中，郁亮也这样回答记者的疑问：“我们获得土地的过程是透明的，1988年，万科通过拍卖获得第一块土地。万科坚持规范运作，拒绝以台下交易获得土地。”他强调，“不是五证齐全的地块我们不要，因为这里包含很多不确定因素的风险。”

　　土地，作为政府主导的垄断资源和暴利资源，已经造就了一大批或明或暗的富翁，其中有商人，也有官员。政府和企业，在土地等传统而必需的国计民生的资源上，无论从任何角度，互相之间都离不开利益和规则的博弈。而这种博弈的最终裁判还是市场和法制，是公理和阳光，而不是政府，更不是交易。

　　难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靠官场资源发家的人向记者这样感叹，“靠山山倒，靠水水流”，他对自己近年来的颓势这样总结到，“玩到最后，还得靠自己”。他说，他的企业如果规范经营，跟着市场走，应该不会这么快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了。

　　而作为一家连续21年持续增长和赢利的地产公司，万科已经成了中国地产界的榜样。

　　郁亮向记者坦言，万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是因为万科追求稳定增长的阳光利润，而不是暴利，万科坚信暴利是不可持续的。

　　市场最靠得住

　　资本市场：对于官与商的“离不开、靠不住”这个命题，您经常和企业家打交道，以企业为客户，如何见解？

　　杨鹏：离不开，首先要看官提供什么样的投入。官首先最起码提供社会秩序，使社会稳定，还要对商界的纠纷提供公正的裁决。如果从这上面讲，当然是离不开。但是不是所有都离不开？在公共服务这方面，商明摆着是离不开官的。不管是在任何的社会都存在政府，这就说明需要政府这种形式提供社会所需的公共服务。

　　说到靠不住，主要应是指做生意不能依靠官场的关系。比如依靠关系的话，官员变动了，你的关系也随之变动了，那么一个企业家什么东西最靠得住？——市场最靠得住！不能说去靠官。

　　企业要在市场中立足，就要依靠技术来立足，这才是一种很健康的积极的心态。过去我们都知道企业家和官场打关系，得到一些优惠政策便发展起来，——他们当然和政府就离不开了。

　　但现在仅仅靠官场的关系是靠不住的。现在要靠消费者和市场，靠不住就是当然了。“靠不住”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由纯粹的官商，由纯粹的依附官场的关系走向市场，在市场中成熟和独立起来了。

　　总的来说，以前做生意就是靠官场，你要做生意就要先搞定官场。同时，你在经营的过程中，也是环环都被官场控制着的。所以你经营一定要靠官场，过去是不但离不开，还必须靠。

　　靠不住是一种超越

　　资本市场：现在一个企业如果不和政府搞好关系就壮大不起来？

　　杨鹏：那肯定了，但问题是怎么认识这种心态。在这个过程中，什么叫搞好关系？这种关系是在法律的框架之下的，而不是以前我们说的所谓的搞好关系就是违法，而且我们中国官场的范围那么广，那么细，环环都有权力的影子，在实际操作中能不找关系吗！

　　但是和政府有关系并不全部表明企业发展壮大会比较快，比如阿里巴巴是依靠政府的关系起来的吗？它不是。也就是说，只要政府不懂的行业里面，IT业和高科技的技术行业，这时候企业就需要靠自己拼了。但如果你要搞房地产，你要搞矿山，这些捏在政府手里的东西你光靠自己就没办法了。

　　资本市场：在未来法制的框架下，如何理解“靠不住”？

　　杨鹏：到现在中国市场已经发展起来了，在全球化背景中，大家有各种的资源来源了，在这种情况下和官场的关系，就由一个绝对的附庸变成慢慢独立的法人了。企业和官场的关系就是依法纳税，政府依法管理。在法律之外政府找企业麻烦，政府也不会得到好处。同时，企业也不会在法律之外贿赂政府，因为这没有必要。

　　假如，企业家认识到官场靠不住，这就是企业家的一种超越了。这也将是中国企业家的一种健康的心态。

　　像过去企业很少告政府，现在有的企业可以起诉政府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认识到“离不开、靠不住”是中国社会的一种进步。

　　因为，企业起诉政府，这是我们国家行政诉讼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在法律面前政府和企业是平等的。过去是政府领导一切，现在变成了一种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表达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