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拯救券商

　　文/本刊记者 王信川

　　6月7日深夜，北京金融街一家投资公司的证券分析师刘政急匆匆地拨响了深圳一个朋友的手机，“重大利好消息，央行600亿元再贷款开始发放，有两家券商已经拿到，最高的达50亿元”。

　　接电话的朋友是深圳一家综合类券商的投行部经理，随着两天前上证综合指数跌破1000点的“噩耗”传来，他已决定跳槽，远离股市一段时间。“或许你们时来运转了”，刘政对他朋友说，“是去是留，不如观望几个月再做定夺”。

　　这是一段极具象征意味的真实故事情节，它反映了中国券商的生存状态及其制度环境：它们几乎必然陷入巨大的亏损，但也几乎必然在最危急的时刻及时地得到中央政府的救助。

　　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于6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除37家券商因重组、未审计等原因没有参加排名外，其余114家券商在2004年利润总额为负149.93亿元。据业内人士分析，如今亏损券商的比例可能超过四分之三，而券商历年来的累计亏损金额则是一个无法知晓的黑洞。

　　于是，“拯救券商”的呼声几年来不绝于耳，而且终于获得了回应。6月12日，央行发布公告称，拟对申银万国和华安证券两家证券公司给予再贷款支持，具体金额不详。据业内人士分析，这只是第一批支持计划中的两家券商，这一长期计划的资金规模在600亿元人民币左右，为0.9%的低息贷款，预计有二三十家“较为规范”的券商可以享受到。三天之后，银河证券也对外发布了一项庞大的重组计划：中央汇金公司将对其注入巨资。据有关人士透露，汇金公司此次注资额达100亿元人民币。

　　就在银河证券证实汇金注资之前，一则更为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央政府拟拨出1200亿元人民币，通过不同渠道向证券行业注资，“680亿元人民币将用于资本市场的金融控制，520亿元用于救助处于困境中的证券公司”。

　　对于这一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里昂证券一位分析师认为其真实发生的概率很高，但他随即给出一句评价：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证券业的“结构性问题”，“券商依旧是一个个资金无底洞，填不胜填。”

　　事实上，在广大投资者和媒体的眼中，绝大多数券商如今无异于一个个娇生惯养的“坏孩子”，除已轰然倒下的20余个券商外，目前几乎半数以上的券商存在严重风险。对此，社会舆论除屡屡抨击监管不力之外，关注最多的则是券商技术层面的一些操作手法上，包括违规炒作股票、挪用客户保证金、违规国债回购、借发债名义违规融资等。监管部门也对券商的上述“劣迹”进行围追堵截，强化监管措施层出不穷，监管力度似也在不断增强，但是效果似乎并不明显。症结到底何在？

　　“监管部门更多是业务范围的外部作力，而在券商发展的各个转折阶段乃至日常运行中，还有一只无形的手控制着绝大多数券商，那就是地方政府”，对资本市场素有研究的经济学家华生在接受《经济》杂志专访时说，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却又常常被忽视。

　　中国的券商绝大多数是国有控股企业，而地方政府往往是券商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经济》杂志所做的大量调查显示，对于设立一家证券公司，地方政府是拥有高度积极性和多重动机的，而公司的经营，地方政府也通过多种手段加以控制。按华生的说法，“地方政府实际上将其属下的证券公司当成了一个争夺金融资源的工具。”实际上，在各地方，券商不仅要为本地企业上市“服务”、为活跃本地金融市场“服务”，还要为当地安排干部“服务”，甚至为安插领导子女工作“服务”。而证券公司与地方政府之间这种紧密纠结在一起的利益关系，又对普遍存在于各证券公司的内部人控制、管理混乱、违规违法操作等等恶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在逻辑上和道德上都指向了一个疑问：既然地方政府从券商那里获取了那么多利益，并且正是因此利益关系而直接造成了券商的大量问题和危机，那么，凭什么要由中央政府对陷入危机的券商们施以援手？

　　本文意图，即在于全面揭示各地证券公司与地方政府之间那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