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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臣
2月份以来，股市出现反弹并重新攀上了1300点。与以往不同，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对后市感到茫然。
三年多的熊市下来，各界对股市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然而，管理层对涉及股市最
基本“游戏规则”的一些问题，至今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既然中国股市制度变革还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投资者对未来当然也仍是“一头雾水”。
笔者认为，中国股市要想彻底摆脱困境，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放弃在基本规则上的“相机抉择”，尽快把基本规则确定下来。对任何股市来说，“三公原则”是根本。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有明确、统一的游戏规则。如果在重大问题上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就不可能摆脱“政策市”的阴影，投资者也很难对股市恢复信心。
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任何股市体系都不是生来就完美无缺，“游戏规则”也并非一成不变。只有不断的创新和变革，才能维护市场的公正和均衡。关键是在修改“游戏规则”时，是否真正遵循了“三公”原则。尤其是在修改那些可能会动摇股市根本的“游戏规则”时，更应该慎之又慎，谋定而后动。
很多人把当前股市所面临的困境和股民的亏损归罪于股权分置，并就此认为应得到补偿。按理说，股市投资有风险是人尽皆知的道理，风险应该完全由自己承担。即便是赌场里的赌徒，也懂得“愿赌服输”的道理。可为什么中国的股民却要求补偿呢？这不是“输打赢要”吗？
事实上，最让投资者感到不公平的不是股权分置本身，而是“政策市”下“游戏规则”的反复无常。中国股市的股权分置问题与生俱来，并不是最近几年才产生的。为什么投资者到今天才如此迫切的要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呢？这主要是因为股民发现股权分置问题已成为股市实现“三公原则”的一大障碍。
对投资者来说，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而对管理层来说，不确定性却往往意味着权力和操纵。比如在司法体系，条款规定的越不明确，随意性越大，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和空间就越大。在我国，政府是股市的缔造者、管理者，同时也是参与者(在市场融资的多数是国有企业)，是参与博弈的一方，同时又直接制定发布各项政策。也就是说，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还是“游戏规则”的设计者。那么，理论上讲，政府在利益的驱动下完全有可能把政策修改至对自己有利的一边。同时，对一些重大的基本政策不予明确，以便在不同时机以不同的政策意向来左右股市。在这种框架下，股市的“三公原则”就会受到极大的挑战。
中国股市成立以来，股权分置问题始终就像一把悬在股民头上的达莫克利斯剑。当股市处在高位时，管理层推出“国有股市价减持流通”的政策，股市随之下跌。当股市下跌到一定程度，融资困难，金融机构亏损严重时，管理层又暂停、停止实施“国有股减持”的政策。可以说，股权分置问题悬而不决成了管理层操控股市的一件有力武器，而且实施起来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成本。
如今，当股价的泡沫被推倒后，股民们已经变得理智和实际起来，不再像以往那样讳病忌医。广大中小散户从单纯的维护高股价和抵制“赌场论”、“千点论”，转向反思教训和呼吁解决股市根本问题上来。股权分置问题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除了舆论所列举的种种弊端之外，笔者认为，其背后折射出的更重要的一个层面是投资者对“政策市”的不满。
对于股市里的投资者来说，“游戏规则”的好坏固然重要，但最要命的还是“游戏规则”的反复无常。“游戏规则”的不确定无疑是最大的系统风险之一，这种情况下，除了“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谁也没有底气说自己能赚钱。在政策市下，人们的所有预期都只能是一厢情愿。以近年来热门的“股权分置”话题为例，一些股评人士和热心者大肆鼓吹、呼吁解决股权分置必须给流通股东以补偿，媒体也推波助澜，使一部分投资者自觉不自觉就产生了“补偿”、“流通A股含权”的预期，并成为支撑其持股不卖的理由。结果呢？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些说法还只是一厢情愿，究竟会不会补偿始终也没有明确的说法。而在这一阶段，股指依旧下跌，投资者蒙受的巨大的损失。
对于“补偿论”、“含权论”，政府以及管理层也并没有出来辟谣。当然，对于街谈巷议以及一些媒体的报道，我们并没有依据要求政府一定要出面辟谣。然而，对于影响到股市基本“游戏规则”的如此强大的舆情，政府如果一味不表态，显然不利于股市的稳定。之前政策上的摇摆和此刻的暧昧已经使管理层在投资者间的信誉大大降低。
事实上，无论股权分置解决还是不解决、什么时候解决、如何解决、有没有补偿……都不是当前最迫切的，当前最迫切的还是要把股市基本“游戏规则”尽早明确下来，让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未来有一个合理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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