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继学：农民工在中国经济中的十大革命性意义

　　巫继学

　　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一个新的阶层迅速形成壮大：农民工阶层即农工阶层。

　　当然，“农民工”称谓，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叫法。从严格意义上讲可能是当今中国 大陆最令人无奈的一个概念。湖南耄耋老者萧一湘早些年就呐喊为“这个不伦不类的‘农民工’更名”，近又有学者章立凡再次呼吁应废止“农民工”称呼。没有办法，正像当年报道焦裕禄说“我们是灾区”不合语法，但都这么说也就成为警句一样，更换农民工的叫法，不仅文化成本太高，事实上根本做不到。

　　中国农民工，一个庞大的打工阶层，据有关方面统计现阶段农民工总数已逾1.2亿直奔1.5亿，已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主力：占全国加工制造业总数的68%，占建筑业的80%，占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餐饮业的52%。说他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数量最大的[民族]雇佣劳动人群恐怕没有什么争议。现今中国农村，80%的家庭有人在外打工，这意味着有七到八亿人与农民工有直接经济关系，加之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的亲情联系，在当代中国有十亿以上的人口关系着农民工！今天，人们大都认同是改革将中华民族的经济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GDP做大了，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大国(尽管从人均角度看名次十分落后)。人们享受到了改革与发展带来的果实。然而，农民却并没有水涨船高式地分享中国GDP的果实。我曾套聂耳一首著名

歌词说过：他们种的粮，他们盖的房，分享盛宴场，罕有他们档。是啊，排排坐，吃果果，却少有农民的档位。

　　显然，这是很不公平的。农民工为中国的GDP贡献了大约四分之一的份额(2004年)，为经济发展付出的巨大代价，与他们获得的微不足道的回报相比，太不相称了。中央连续发的“一号文件”，在农村取消农业税，在某种意义上解读，就是为消除这种不公平所做出的重大政策努力。2006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多次重点提到三农问题，并保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将有更多的财富进入农村。这无疑是一则令人兴奋的消息。

　　我们必须正视农民工阶层，必须深刻认识他们对经济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农民工阶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给出的规定是：当今

中国经济社会非农村中人数最多的，牵扯社会关系最为广泛的，在改革中地位发生变化最明显的，以劳动为资源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劳动阶层。

　　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农民工阶层的出现与发展壮大，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具有什么样的划时代历史意义？在我看来，农民工阶层的形成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中具有以下十大革命性意义。

　　第一，为中国经济起飞持续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经济改革二十多年来，源源不断地从广袤的农村流动出最年轻、最富活力、最有创意的打工者，旋即形成新兴的农民工大军。中国产品何以在国际市场大行其道，中国老百姓何以能顺利地实现了消费品的更新换代，就在于“中国制造”便宜！为什么中国制造便宜，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去年在媒体上曾经流行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一个农民工的工资仅够日食三大碗烩面。不仅如此，几乎所有农民工都有工资被拖欠的经历，甚至有血汗钱被黑掉的遭遇。农民工形成的廉价产业大军至少在以下几个意义上令人关注：首先，他们为中国企业家的原始积累贡献了力量，他们的血汗下落不明地流进了“第一桶金”；其次，他们是“中国制造”的基石，正是他们的廉价脊梁背负中国产品的低廉成本；再次，他们的劳动力价值被严重低估，正是被“窃取”的劳动力价值，补贴着全世界的中国商品消费者。(西方国家对某些产品也有补贴，那是政府补贴)；最后，农民工的这种巨大牺牲，为中国制造在西方国家打开了市场，为中国老百姓赢得了更多的购买力。

　　现在正在流传着关于中国便宜商品的故事。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美日，在西欧，甚至在全世界，很少有不享受中国廉价劳动力给他们带来的补贴与优惠。西方发达国家每个家庭都享受归享受，但发达国家都拿中国商品便宜说事，它们政府要拿WTO规则套“中国制造”。这个世界有时真有些让人莫名其妙。什么贸易摩擦？就是不让你的廉价品全世界横扫涤荡，发达国家的国民习惯了中国的便宜货，他们国家的货如何办？他们国家的劳动者要倒霉，他们国家的公司也要倒霉。原来这在本质上不过是国家、区域利益与价值规律的冲突，是社会公平与经济利益的冲突。

　　第二，壮大并更新了中国产业大军，正是这支大军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浏览有关农民工的文章，人们一般都认同：农民工进城在建设城市、繁荣城市经济的同时，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城乡经济的大发展。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丰富了城镇的劳动力资源，弥补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不足，有效地抑制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为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企业的

竞争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城镇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二、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城市的林立高楼、宽阔大道、繁荣商业、旺盛人气，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等，所有这一切的城市新景观、新气象，都凝聚着广大农民工的汗水和智慧。据测算，目前全国平均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GDP是2.5万元，1.2亿农民工创造的GDP就是3万亿元，相当于2004年全国GDP的23.1%。(另有文章说，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近年来，农民，包括农民工，他们的贡献在每年GDP中不少于60%！)我国经济连续多年9%以上的高速增长，在高速增长中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从改革开放之初[三次产业]4∶4∶2，变为当前的2∶5∶3。

　　这支农民工产业大军，与传统意义的产业大军一样，他们依然被分为现役军与后备军两大部分。中国工人阶级，历来都是源源不断地从农民中得到补充。但中国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化，中国工人阶级人口数量前所未有的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阶级阶层分化的最大特征。农民工进城务工之壮观，震惊全世界。火车站涌动的庞大民工潮的照片，在全世界飞扬。据报道，在许多省份甚至到了农村青壮年基本都奔赴城市的局面，村庄里只有老人与上学的学生。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资料分析，农村跨乡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已经达到23.2%，接近四分之一。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主要来自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和湖北等六个中西部产粮大省，这六个省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大约占到全国的65.8%。

　　几乎所以产业，都有农民工进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地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与更新。形成了一种新生力量，一种将工人与农民联系起来的农工阶层。

　　第三，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难题，为三农问题困境踏出一条坦途。我国是一个占人口总数80%以上农民的农业大国，7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的自给率特别高，70%以上的农产品由农民自己消费，农产品的商品率不到30%。而美国农业人口比例是7%，台湾地区是15%左右。经过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努力，目前从事农业的人口已经大大降低。许多专家称，我国的农业人口跌到25%左右应该不是那么困难。降低农业劳动者的人口数量并不是简单地将农民赶出农业，而是必须通过发展经济，提升整体产业水平，其中特别是要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降低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并通过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法国国家亚洲事务研究所的中国农业问题专家克洛德·奥贝尔说：“1978年刚开始经济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口占到整个就业人口的70%，但到2003年，这个比例就下降到了42%，即3.13亿。在这3.13亿人当中，每年外出打工超过半年的占到了一半。”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等著名机构都认为，农村人口的城市转移是无法避免的。美国和欧洲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时间长达一个世纪甚至更久，可是它仍然给社会及文化领域造成巨大影响。经合组织的农业问题专家安德烈·克维钦斯基指出：“在未来15到20年内，中国城市人口的比例将达到60%。”他还认为，30年后中国农业人口的比例将下降到劳动力人口的15%至10%。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如果进展顺利，农业人口比例可以下降到5%”。

　　事实上，通过经济发展自然合理地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转移，是一条艰难的路，甚至是一条漫长的路。但中国改革实践证明，比之西方国家，我们的路程一定要短得多，历时一定要少得多，速度一定要快得多。

　　第四，农民工成为中国农村社会脱贫的主力军。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上。再好的政策，再多的外在资助，只能解燃眉之急，真正能够走出贫困，最终脱贫致富必须自己努力，必须要有自救的内在动力，必须形成脱贫的造血机制，否则再辉煌的扶贫、脱贫都不能长治久安。在反贫困的战斗中，农民工是一支真正的自救队伍。全国平均推算，每个农民工一年的收入是5444元，农民外出就业的收入已经占到当年农村人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一，并且呈继续增长趋势。这不仅为农民提高家庭收入、改善生活提供了条件，还增强了农民自身对农业的投入能力、为改善生产条件提供了可能。大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不仅为城市发展增添了新鲜血液，而且为缓解农村资源承载压力、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现代化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创造了前提。目前，我国约有两亿多的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改变了以往农村单一的就业结构，使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找到了新的就业空间，农民收入的增长因此获得了新的渠道。这是从根本上反贫困，农民工才是农民脱贫的自救主力军。

　　经过20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我国在扶贫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全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0%下降到3%。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达2.5亿人，占当时中国农村总人口的30.7%。经过农村经营制度改革和放开农产品价格，实行开发式扶贫以及“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到2000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0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左右。但按照中国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来看，贫困人口界定的标准也要与时俱进。因为按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国际通行标准和购买力评价折算，中国的贫困线为年收入924元人民币，那么，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7580万人。如按世界银行贫困标准测算，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当有2亿人。

　　第五，大量农民工进城冲击着城市消费，已经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城市消费规模、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如此庞大的人群进城并居住下来，每日都发生着消费，每日都要有衣食住行。首先，这使得城市的消费规模得到巨大的扩展。你只要留意，凡是农民工进城的地方，增加了对住宅的需求，食品供应与餐饮业也迅速漫延，服装、日用品与普通交通工具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接下来，便是对教育、文化娱乐、消遣之类的精神产品需求。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大了公共产品的供应量。这在整体上，对城市现在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大的硬性调整。宏观上，普通消费的比重加大了，平均消费水平可能降低了，但消费的品类与项目也愈益丰富多彩。同时，一种活生生的消费文化也冲击着城市生活。仅仅从绿色食品的角度来看，也很难说农村式的消费进城是对消费水平的平均下滑，也许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是对已有消费的清洗，使之更接近大自然，使之剔除由于所谓现代化生活方式带来的各种污染。

　　第六，对传统中国农村的生育观念起到了根本性冲击。重男轻女，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在新一代农民工那里正从心灵深处崩溃着。城市人的生活，对于1970年代以至1980年代的打工者来说是极大的吸引。像城里人那样生活成为他们的学习目标，成为他们将来的生活模式。少生优生，已经成为他们的生育新观念。特别是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在一起工作与生活，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背景下的男女恋爱结婚的机率日益增高，相互学习，优势互补。从遗传学角度来看，这种男女的结合，由于内在差异大，将势必提高下一代人口素质。

　　依据我的判断，新一代的农民工的兴起与壮大，大大减轻了人口增长的压力，也推动着农村计划生育水平的提高。如果说农村计划生育在近十几年来有起色的话，那一定是农民工在外打工形成的新理念导致的结果。

　　第七，推动了中国城市扩容与小城镇的建设。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尽管是流动的，短期的，临时的，但从整体与长远的角度看，总有一个日益增长的固定居住人数在城市滞留下来。从辩证的角度看，个体的变动的人口组成了整体的固定人口。全国主要中心城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中国最主要的三大城市群，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不断翻番，来自全国各地农村带着梦想的年轻人，一批批地转变为新一代的城市居民。各省区的中心城市何尝不在演绎这种城市扩容剧？如果你做一个改革前后的对比，从乡镇到县市，哪里的城市建设没有突飞猛进，哪里的城市人口没有翻番增长？

　　我们可以统计数字说明问题。从“一普(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简称，下同)”到“四普”，我国乡村人口的数量在净增加。但自“四普”之后，乡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却开始减少，这既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速度的加快，也表明我国城市吸纳农村人口能力的增加。如果把人口城市化视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的话，那么，我国的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自2000年开始，我国部分大城市和绝大多数的中小城镇，开始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到2001年年底为止，我国各大城市，基本都对原有的户籍制度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放宽了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户口的政策限制。即使是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拉开了序幕，河南还率先在全国废除城乡户籍的区别。户籍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我国未来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将呈加速度趋势。

　　据有关方面披露，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现在已成为中国主要计划的一部分，到2020年，中国城市人口可能将从2005年年底的5.02亿增加到8亿，预计城市化水平可能达到55%左右。几亿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

　　第八，为中国市场化的进程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农民工进城，就没有今天的市场化现状。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最直观的视野观察，我们会知道，大量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形成并繁荣了劳动力市场。没有劳动力市场就等于没有市场，没有市场经济。劳动力市场与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大支柱，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其次，农民工的收入，最终不是消费在城市市场就是寄回家消费在农村市场，这将从总体上大大提高了居民的有效需求。市场的硬件设施建设再好，有再多的货，没人买，岂不是有场无市？再次，廉价劳动力，超低工资，将中国商品成本降到最低，这便是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杀手锏。复次，农民工在整个打工领域，都承担着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计。虽然在市场经济中可以通过交易得到这种劳动者，但是，农民工却并没有因为这些活计的差劲与危险而得到更多的报酬。

　　第九，将城市生活的新观念，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规范，带回了农村。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双重品格，他们是农业劳动者身份，他们现今干的是非农产业的活，亦农亦工，忙农闲工，甚至名农实工。由于他们与农村的血缘家庭纽带，往往他们是城市与农村最为紧密的联系者。特别是进入网络经济时代，由于农民工的出现，城乡互动获得空前发展。这种互动，由于农民工的介入，变得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因为它是利益联系紧密的，内在的，甚至在很大成分上带有血缘关系的。因为，这种互动来得更直接，更迅捷，成本更低廉，可信度更高。

　　第十，农民进城打工，事实上在培养着一代新型农民，即农夫转变为“农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关键问题是，培养一代新型农民。什么是新型农民？就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从经济学角度看，新型农民就是“农商”。传统的农民是农夫，农夫与自然经济相契合，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自己消费，是一种典型的自然产品经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昔日的农夫变成了集体经济式生产队成员乃至公社社员，然而，他们的劳动产品依然不是商品，是计划产品。所谓卖公粮，交余粮，剩下的分口粮。这个时期的农民依然是一个农夫，从自然产品经济转变为计划产品经济，这样从个体农夫转变为集体农夫。而农商则不同，是一个新的范畴，它是现代农民的经济学意义表述。农商反映了一个新的经济关系，一个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以需求指导农业生产又以新产品引导市场，并以商业活动为舞台的新生产者。

　　事实上，农民工外出打工，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素质，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者。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大多年龄在16-35岁，受过初中以上文化教育，各方面素质基础较好，是农村中的“精英”。从相对封闭的农村走向比较开放的城市，在与现代化大生产相融合的过程中，提高了他们的组织意识、生产技能；在与现代城市生活相融合的过程中，开阔了他们的人生视野、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经验以后，不少人萌动了创业的冲动。他们有的在落脚地成了当地企业的骨干，有的自立门户当上了“老板”，还有的人，一旦时机、条件成熟，就带着资本、技术和多年形成的商业网络，回到自己的家乡经商办厂，扩大非农就业，发展当地经济，成为播向家乡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文明的种子，以一种新的方式回报家乡父老的养育之恩。

　　从历史的角度看，改革中由于经济发展引起的产业发展、农业现代化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制度安排而出现的农民工现象，会在经历一个历史时段后而逐步消失。农民工最终会发生分化，其中绝大部分人会成为城市产业工人，只有少部分人会回归农民。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我想至少会大约持续半个世纪。

　　感荷农民工，感荷劳动者！敬畏劳动，就是要善待农民工，善待劳动者！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说：“你不能凭部分的富裕和繁华来判断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