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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对于当下社会领域诸多难题的解决之道，不少代表委员甚是青睐“高薪”。前日刚有政协委员建议，对执法人员实行“高薪养廉”以消除执法经济，今日又有委员建议以“高薪养医”遏止医生吃回扣行为：在取消药品加价降低医院药房药品单价的同时，为补偿医生付出的技术性诊疗劳动，物价部门应该为医院加设一个收费项目——“处方处置费”。（3月
13日《新京报》）
对这个建议，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立即回应称：早有此意！但去年拟在两省作试点时被驳回了。在虚高药价和其他诊疗花费没有降下来的情况下，老百姓担心“处方费”成打狗的肉包子——我想老百姓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公车改革就是很鲜活的例子，旨在疏导公车腐败的“公车补贴”，已经沦为有去无回的“肉包子”。
当下许多领域都流行着“高薪养某”的论调，我总觉得这是某些掌握着话语权优势的群体对公共财政的一种倒逼和勒索，农民工也有许多问题啊，怎么就没人建议“高薪养农”呢？——其实，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都出在“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上，约束权力应该成为最基本、应先行的治理之策，当穷尽了诸种约束权力的制度手段后，方可考虑以高薪进行疏导。
比如说“高薪养廉”。腐败问题并没有多复杂，治理对策也用不着翻新什么花样，“权力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腐败”是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治理腐败最基本的理性。要约束腐败和促进廉洁，用不着寻求其他什么路子，先把这个最基本的制度落到实处。待穷尽了“约束权力”的手段、权力得到有效约束后，再考虑其他制度创新。所以要穷尽“约束权力”的手段，是为了挤出绝对权力的脓血，这种脓血不挤出来，再美好的设想，也会被绝对权力所耗散。
公车改革的初衷也是想以“补贴”养廉，赎买官员滥用公车的特权，可因为权力没有先行地得到约束，“约束权力”的制度手段还没有穷尽就想着“补贴”，必然导致补贴的异化：公车私用未得到有效遏制，反正变相为许多人加了工资。高薪养医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如果医院和医生相对于患者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约束，旧的收费由头去不了，“处方费”又会成为高收费新的由头。
所以要先穷尽“权力约束”的所有手段，还在于“高薪养某”的不可预期性。以约束权力来治理腐败，这是为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最有效的方法，也是一种基本共识——无论如何，其结果是可以预期的。而“高薪养某”就不一样了，以较高的薪水来养廉，这只是一种观念形态的理想，缺乏实践的证明，也缺乏严密的论证，理论界对其有效性的争议还非常大。治理社会问题，还是要优先寻求那些实践靠得住、结果可预期的制度，靠不住的制度，待“靠得住的制度”穷尽之后采用也不迟。
所以，再有人提什么“高薪养廉”、“高薪养医”之类的建议，我们就可以问：我们已经穷尽了那些靠得住的制度手段了吗？权力已经得到有效的约束了吗？你能保证高薪不会成为有去无回的“肉包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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