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改革有真假之分 必须动摇掠夺式假改革

　　李慧

　　自从香港学者郎咸平质疑国有企业改革中MBO现象开始，关于对改革的争议和反思就已经全面爆发，特别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直接批评说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以来，更是引发了人们的这种情绪。

　　经济学家可谓是在市场化改革中名利双收、收益最大的一个群体了，他们不用承担下岗的忧愁，可以在享受优厚待遇的同时，还享受各种掌声和荣誉。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人们自古就对有文化的人表示出格外的礼遇，而市场化改革又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经济学家不仅可以著书立说，扬名四海，更可以指点经济，演讲授课，服务企业，获取丰厚的收益，他们甚至不像其他行业那样有年龄的限制，可以终生从事自己的事业。在大众的眼里，他们永远是一群有正义感、有理性、受人尊敬、并指导社会前进的智者。

　　但是，在经济学家安享市场化改革成果的时候，他们可曾看到市场化改革走到今天，却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问题：在国有企业改革成功，效益猛增的同时，却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工人，他们不仅无法享受企业改革的成果，反而要为自己的生计发愁；在城镇化改革中，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座座工业园区热火开张，然而，以廉价土地出让给国家的农民，却不得不承受着放弃了世代依存的土地的困惑，背负起环境污染、资源耗尽，进城务工却倍受歧视的辛酸。即使是能够接受改革成果的人也不得不面对

食品安全、消费欺诈、诚信危机和现实中“

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成果背后极其高昂的支出，甚至是沉重的负担。

　　我曾看到过这样一篇报道：2003年春节，江苏省海门市德胜镇农民顾新生，因为交不起儿子200元钱的小学学费，为了不使孩子感到难堪，竟然将儿子活活溺杀，2003年9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顾新生死刑，缓期执行。这篇报道我看到以后，几乎整整一个星期都沉浸在痛楚和悲愤之中，此后，几乎每个年我为经济管理专业上千名学生上课的时候，都要给他们讲这个例子，然后，提出问题，如果你是一名官员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我一字一句地告诉学生们，你们以后千万不要忘记你们的责任，这是老师对你们的嘱托。

　　然而，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竟然胡言乱语。

北京大学的厉以宁面对两极分化的事实轻蔑地说：“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很多人失业不是坏事。”以新派理论家著称的张维迎面对国有资产被掠夺的事实，辩解说：“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

　　更令人愤怒的是，张曙光研究员在中央大力治理腐败取得重大成绩，改革走向光明之际，竟推出了“腐败有‘理’论”，他说：“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当前大力推进的改革是民心所向，改革的进程中的确是有一些问题，可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可以克服和解决的。但是，吴敬琏却一会儿对政府说，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警惕有人反对改革。可一会儿，他转眼就又总结出改革的四个重大缺陷问题，不仅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否定改革，更歪曲和污蔑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说：“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社会主义改革在这个严肃的经济学家眼里竟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这难道不是反对改革又能是什么呢？吴敬琏还煞有介事地对百姓发表他对改革的“直言”：“不是改革错了，是改革碰到了硬障碍，改革遇到了阻力。”

　　特别是吴敬琏关于中国股市是“大赌场”的论调，更是极其不负责任的“理论”，股市可谓是最市场化改革的产物了，其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毋庸质疑的，但是，中国实行了十年的股份制改革竟被其称为是“大赌场”，这话如果是从一位普通的股民口中说出来人们能够理解，但是，竟从为政府制定政策参谋的经济学家口中说出来，却没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理论分析和有明确逻辑思维的建议，这样的人能称得上是经济学家吗？！可是，到了当股市低迷，投资者损失惨重，“圈钱运动”大获胜利的时候，吴敬琏却又煽动说：“中国股市的历程犹如18世纪的英国股市一样，如果在没有信托责任的社会环境下，不如关闭算了。”

　　坚持改革的话，谁也会说，但是，怎样坚持改革，如何系统地把握改革的方向，这正是党和人民期望我们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啊，但是，他们明显辜负了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期望。在吴敬琏所著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却像是在为政策做“注脚”或是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经济学“帽子”。然而，究竟什么是改革？改革的前提、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方法是、改革的宗旨、改革的理论、改革的路径依赖、改革为什么会“攻而尤坚”等问题，此书中竟无一涉及。而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虽然结构上看起来非常完美，理论上也似乎无可挑剔，但其中竟一大半是前苏联的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不仅没有能够明确给人以中国发展的模式清晰的概念，反而很多内容是抄袭的有关文件内容，不像经济理论著作，反而像变相的政府文件。

　　特别是吴敬琏一再谈到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水火不容”的，但他竟不能指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有什么区别；他认为市场化改革有好坏之分，但是，哪些是好的市场化改革，哪些是坏的市场化改革他也说不清楚；更要的是，他一再说改革中遇到了障碍，警惕既得利益集团，但哪些是既得利益集团他更说不出来。这不是一个典型的“伪经济学家”的做法吗？此外，这些自称为 “主流经济学家”的人已经明显地结成了一个相当稳固的阵营，当人民识破了他们的丑恶行经的时候，他们就又搬出来他们是社会精英的挡箭牌来，比如厉以宁就明确说要顶住“互联网的压力”，张维迎更是明确表示说：“一个理性社会的形成，从西方的经验看，要靠一些思想家、学者引导，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再通过传媒走向大众。如果倒过来就能形成，大众左右着媒体，媒体左右着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左右着学界，就很危险。”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人民创造历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共产党夺取政权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就是紧密联系群众，“三个代表”理论思想的核心依然是人民是一切工作的核心。然而，张维迎却颠倒黑白地说：“经济学上有很多东西是不受大众欢迎的。我举一个例子，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这在经济学上是有证明的。”——难道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经济学理论么？马克思在经济学上证明了工人生活没有保证是正确的吗？张维迎真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经济学据为己有，认为别人都是不懂经济学的“蠢材”，经济学是属于他自己家的，套上个经济学家的“帽子”就不知道自己是谁？难道不为公众和社会服务的学问才能算是经济学吗？！

　　特别是张维迎的“新三论”——“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而改革相对利益受损最大是领导干部”。更是连最基本的常识都违背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区别在哪里？这难道还用让张维迎本人再重新上一遍小学才能知道么？制定公共政策没有民主的渠道，能够保证公共利益和实现社会公平吗？西方发达国家有效的公共福利保障制度正是促使这些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而将现代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与“过去人民公社免费”相比较更是张维迎作为“经济学家”的别有用心之举。

　　在回答《经济观察报》采访时，张维迎还煞有介事地表态说：“改革过程中很多话是不能说透的。尤其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好多问题无法讨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改革，敢问你还能有什么不能说的吗？胡总书记亲历亲为提出“新三民主义”，温总理更是关心百姓疾苦，党中央号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这都是大得人心的之举，而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言行表明了什么？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客观现实，这不是明白着在诋毁中国改革的成果和现实成绩，别有用意吗？但是，至今我没有看到主流媒体对此表态，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宽容的社会。所以，当前人们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正是改革深化的结果。

　　俗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面对群众的批评，自封为学者的张维迎不但对自己的孤立不思总结，竟更是叫嚣说：“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 他一再呼吁让别人“理性思考”改革，可他自己却坚持非理性的观点，请问，这样的“伪经济学家”能指导中国的改革吗？能理解“三个代表”的思想本质吗？难怪香港学者丁学良不无奚落地挖苦说：“阿猫阿狗都自称经济学家，需要清理门户——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经济学界发展到了什么水平，所以什么话都敢讲。那些人说话的水平之低啊，我发现他们属于井底之蛙的最下面一层，最上面的一层还能看到巴掌大的天，他们什么也看不到。”

　　法国思想家贡斯当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一种从人民主权理论发展出的与传统君主制截然不同的、新的独裁制度——僭主政治，它在盗用自由名义的同时却又亵渎了自由，从而使社会进入“绝对的政治腐败”阶段。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上一直把儒家文化作为国教欺骗人民的原因，也是中国之所以有着浓厚的“文人政治思维”的根源，过剩的激情与错置的理性相悖反地作用于中国文人的思维体系之中；对民众廉价的同情与内心世界的冷漠非理性地存在于中国文人的推论之中；对历史的游离与完美的审美诉求演绎于中国文人的笔墨之中；觊觎权势而不可得的浮躁与担忧自身利益的祈求混乱地反映在中国文人的生活状态之中。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政治，但是，他们却改变了政治的形态。所以，目前爆发的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正表明中国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必须重新开始的新阶段。

　　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文人政治思维”不仅误导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而且，也使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出与现代化精神违背的一些趋向。中国的民主建设制度建设经常走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受到了浓厚的“文人政治思维”的深刻影响。什么是民主？民主有两个最重要的内涵：民主首先意味着公平，而不是整齐划一的统一，这种公平主要是通过科学的宪政结构来体现的；其次，民主意味着高效，而不是议而不决的低耗，是否民主关键要看实际效果，看决策是否科学，是否有健全的公共管理体系。建立了健全的公共管理体系，公平才有实现的可能。所以，建立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公平而健全的公共管理体系。

　　然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却不肯承认自己的无知，他们还有不少护身的法宝，当你批评他的观点时，他却污蔑说，你要借着他们出名，有炒作自己的目的；这一招实在不灵就反驳说，你有什么资格来批评我？当这个也不起作用的时候，他们就祭起“改革”的大旗说“改革不可动摇”，好像他们就是改革的化身，批评他们就是反对改革，可另一方面，他们又让你反思改革，在这样一种逻辑圈套之下，香港学者郎咸平就中了他们这个阴毒的暗枪。然后他们问你：“改革会不会倒退？”最后，就像吴敬琏说的那样：“改革走到了深处，改革碰到了硬障碍，不进则退。”

　　实际上，改革根本就没有什么进、退之别，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改革更没有什么对、错之辩，这是“主流经济学家”虚设命题，自我欺骗的鬼把戏。改革只有真、假之分，真改革遇上了“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假改革”，这就必须要明确了。鲁迅先生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明确指出：“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从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人民是改革者，还是“伪经济学家”是改革者，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吗？从人民身受“新三座大山之苦”，而“主流经济学家”却日进斗金的对比中不是很清楚吗？

　　改革只有真、假之分，要善于识别真、假改革，要能从真正的马列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中寻找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胡锦涛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坚持改革的方向不动摇。” 这与“主流经济学家”主张的“改革不可动摇”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改革不可动摇”是不考虑实际需要的武断观点，这是典型的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实事求是原则的“假改革”。真正的改革是要坚持改革的方向，但是，在改革的具体做法和把握上，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主导的改革，而不是脱离群众和现实的改革。

　　所谓“坚持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改革，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改革，坚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范围内的“管理型改革”、“人性化改革”、“效益型改革”与“和谐性改革”四个方面为特征的改革。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置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于不顾，置人民群众的民主热情于不屑，表面上是亦步亦趋地照搬马列主义和西方的经济理论，然而，施行的却是以“国情”为幌子，将隐型的权力与卑鄙的贪欲相互勾结，利用尚不健全的财富制度体系和缺乏公共管理的社会形态，在玩弄着一个个冠冕堂皇经济词汇的时候，逐渐出现的以攫取国有资产、占有市场垄断、权钱交易、贪污腐化为主要特征的“掠夺式假改革”。

　　科学的发展观思想告诉我们，根本不是“改革不可动摇”，而是“开放不可动摇，改革必须和谐发展”。今天，反“主流经济学家”现象的出现，预示着“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那种脱离实际、埋头于纯理论、甚至是为自己求取功名利益的虚无、虚假、虚伪的研究方法已经过时了，他们根本不可能正确指导中国丰富的改革实践，而民主化正是改革的正确方向。离开了民主化，任由“主流经济学家”错误思想主导的改革，我们已经看到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科学的发展观就是邓小平所强调的“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这篇以批判“主流经济学家”观点和品行为主要内容的檄文目的提醒我们，改革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改革本身，改革是从中国文明诞生以来就一直面临着的社会发展的问题，但是，由于时代的环境和背景不同，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探索，是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真正意义上的觉醒。是对中国现阶段人文价值取向和各种利益结构大调整的问题，是对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反思、大解放、大“盘点”和大变革，这也为我们全面地理解和重新看待中国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环境。

　　中国经济改革大潮的舞台是一个敞开的平台，是没有身份地位限制的，随时欢迎各种各样的人来参与的，绝对不是只有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才有发言权。改革不是独立于社会的一种运动，并不需要单独地把改革作为一种运动的形式提出来，改革是融入到社会管理体系之中的一种创新的行为。改革也必须要依靠这种管理体系来发挥作用，并在此过程中自动使这种管理体系的状态调整到最佳的位置。脱离实际的文人和高高在上的政客是没有勇气深入面对问题和解决现实矛盾的，只有人民推动的市场化改革才能是真正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