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少些政府干预 多些市场引导

　　本报记者 韩彦 实习记者 吴国金 北京报道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会员主要是经济界人士和其他专家学者，是解放前一些老工商业者组织起来的中国最早的 “老板党”。翻开民建会员历界两会的代表委员，人才济济，荣毅仁、王光英、孙孚凌等都是民建的老会员。

　　民建副主席陈明德在政协会议的最后一天接受本报专访时告诉我们，现在民建全国10.8万名会员中，解放前的老工商业者已经不多了，但新一代国有、民营企业的领军人物正不断充实进来，在民主党派中，他们可以说是对经济问题研究最深和最有发言权的政党之一。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协商民主在中国的推进，民建正在为

中国经济发展贡献越来越多的智慧。

　　从 “老板党”到民建

　　《经济观察报》：请您介绍一下民建会员的特色和参政议政的重点？

　　陈明德：我们的大多数会员都从事经济领域的工作，起初是解放前的老工商业者组成的 “老板党”，文革后直到80年代，民建恢复工作时，将发展会员及工作的重点都从工商界转向了经济界。我们的会员70%从事企业工作，还有工商界的管理人员和专家学者，也吸收过一批优秀的小私营企业者和个体户。

　　上世纪90年代民营经济起来以后，我们会员中非公经济的代表人士越来越多，现在大约占到了11%-12%，我觉得这个比例今后肯定还会提高，30%也不算多。

　　由于是一个政党，所以我们对成员的层次和政治素质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鉴于这样的会员结构，我们参政议政的重点就是围绕经济结构变化、金融体制改革、财税、民营非公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介于宏观到微观之间的层面的经济问题。

　　关注投资体制改革

　　《经济观察报》：我们看到民建对投资体制改革一直很关注，也是今年提案的重点，请您谈谈对目前投资体制改革的看法，民建中央在调研中发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

　　陈明德：投资体制改革是我们去年提出来，并在民建中央全委会上征求意见并最终确定为当年三大题目之一的。我们每年会确定三个题目，由三位专职副主席领衔调研，成思危主席会参加其中的一个，而那个就会是我们的重点课题。去年我领衔的正是这个投资体制改革的调研，成主席参与的也是这个。最近几年中央虽然在投资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我们始终感觉到企业的投资仍不能主要在市场的机制下去进行。

　　我们分别在发达地区江苏、浙江和落后地区内蒙选了点，成思危主席参加了江苏一站的调研，也去了徐工集团。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投资体制上还存在很大的问题，政府主导还比较厉害，而这是一些产业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说防止了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但我个人认为还是存在过热的。所以我们提出要对投资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政府应减少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干预，更多地让市场去引导投资方向。

　　近年来政府的投资体制改革主要是在方便投资者的法律法规上做得比较多，过去投资一个项目要报告、审批、登记、注册，需要很长时间，非常麻烦，2005年在程序上将审批制变为审核制和备案制，看起来是便利多了。但我们调研中发现，企业对此的感觉是仅仅改了个说法，没有方便多少。

　　政府的想法是好的，但问题是最近几年国家对资金、土地、环保等的宏观调控在加强，以前没改时只要去发改委一个部门递交申请，由发改委协调其他部委走完程序就行了——— 虽然会在时间上拉得很长，但现在要跑三个部门，要去国土资源局、环保局，认可后才能拿到发改委备案审批，时间上没节约，程序上更复杂了。

　　《经济观察报》：这是不是也给行政部门留下了更多的寻租空间？使企业必须花更多的钱才能走完程序？

　　陈明德：是的。过去只进一个门，现在要进三个门。但是在程序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做提案，只能向中央打报告反映情况，你说我们该替谁说话？替企业还是发改委？

　　我们把提案的重点转向另一个方面。我们发现，现在这种事后备案制与国外一般通行的事前备案制相比有很多不够优越之处。我们现在的备案制是要在满足所有条件后才能备案，其实还是审批制，如果将来出了问题也不好说，有问题你当初为什么要批准？而国外的备案制是事前先备案，非常容易，然后如果你出了问题再追究你的责任。所以我们的提案是对那些大方针、大方向符合国家要求的项目应采取事前备案、事后追究的制度。

　　协商在决策之前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我们看到成思危主席越来越多地发表对经济问题的看法，您是否感觉到现在民主党派的声音得到了中央高层更多的重视和认可？

　　陈明德：最近几年来，民主党派参与高层协商越来越频繁了，对这一点我们深有感受，也觉得工作压力大了，因为成主席经常要去参加有总书记、总理参加的高层协商会议，每次会议上都要发言，其他的各种经济、金融工作的会议上，一般人家也会说： “思危同志请您给我们提一些意见。” 我们就要提前作些准备。

　　不过大部分还是成主席自己在准备，他是个很勤奋的人，每天上网上到很晚，也会利用各种高科技手段，在大多数人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的时候，他就很习惯上网了。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看待协商在决策前的意义？这是否已成为未来的趋势？与以前相比，在效果上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陈明德：我们国家在协商民主方面与二十年前相比，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政治体制改革，有人认为力度不够大，不如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大，其实，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

　　民主是一种目的，但更是一种手段，形式可以有很多。在决策前与民主党派充分协商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有着很大的好处，去年中央5号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政府在重大活动重要工作进行之前协商和主动协商，使政协的参政议政工作进一步加强，我们认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观念将来会更深入贯彻下去，优势也会进一步发挥出来。

　　记得20年前，自由化的思潮在民间已经比较厉害，由于对党内、党外的不同意见没有正当的出口，一味堵塞压制，反而使得思想更加混乱，而现在的协商民主是把很多国家大事协商在前，广开言路，便可以在各种不同意见形成思潮之前将其化解疏导，消除了社会动乱的隐患。充分沟通有它的好处，对比亚洲一些表面看起来很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这种民主方式更利于政治体制的稳定。

　　中国民主建国会

　　1945年12月成立，成员主要是爱国的民族工商企业家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等。现有成员10万人。陈明德

　　男，1940年6月生，汉族，浙江宁波人，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1986年6月加入民建。现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1962年于

浙江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电器制造专业毕业。1962年9月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1981年—1983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纽约理工学院进修、讲学。1987年2月增选为民建中央委员。1992年当选为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兼秘书长，在民建全国六大当选为民建中央常委。1993年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1998年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2002年12月任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2003年3月任全国政协常委。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