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抢跑金融混业凭什么

　　本刊记者/张卫华

　　四大AMC(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卖”——完成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任务，意味着最初历史使命将结束，同时又通过“买”——参股控股不同行业的金融机构来实现自身转型、目标直指金融混业公司。

　　AMC试图在这种“卖”与“买”的轮回中重生。

　　各家AMC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业已跻身金融混业的前列，但它们凭什么取得这样的资格——是既往的业绩？业务能力？人才优势？

　　显然，AMC们经不起这样的追问。

　　成立AMC是为处置万亿元不良资产，7年过去了，其业绩并不令人满意

　　第一篇：尴尬的成绩单

　　生死大限即将到来。

　　今年是四大AMC对当年政策性不良资产最后的处置期限，谋求商业转型是其不谋而合的选择。但回顾发现，尽管政策性使命即将结束，但围绕着AMC的质疑并没有得到真正澄清。如果不消除这些疑虑，不仅可能会影响到AMC最终能否转型成功，甚至可能造成新的隐患。

　　政策性使命将结束

　　走过7年路程的四大AMC(东方、长城、华融、信达)，是为对口处置中、农、工、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而生的。当时共计1.4万亿元不良资产对口划拨给AMC。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财政部给它们设定了10年的存续期。

　　“当时设定10年，理论上有其道理。就处理1.4万亿元不良资产而言，假设让它存在100年，它还有动力吗？假设让它存在5年，说不定它都不负责任给你倒出去了，也不行。”财政部财科所金融室的马洪范博士对《产权市场》记者表示。他介绍说，这是借鉴国际经验、并根据我们的国情制定的，最主要是处理不良资产跟其他金融业务有根本的不同，比如不良资产具有的“冰棍效应”——时间越长，资产损失就越大，直至最后消失。

　　后来，这个存续期被缩短成了7年。2003年，财政部、央行等相关部门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向国务院提交了AMC改革的请示，最终决定所有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必须在2006年12月31日前完成。

　　2004年，财政部推出了《资产管理公司目标考核责任制方案》，建立了对资产管理公司现金回收率和现金费用率两个考核标准，方案还明确了资产管理公司完成资产处置任务后向商业化发展的改革方向。之后，四大AMC的总裁分别与国务院有关部门签订了不良资产处置目标责任状。

　　由此，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提速。今年6月28日，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宣布提前半年完成了财政部下达的关于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的考核目标。此前，信达、长城、华融均提前完成了现金回收任务。

　　“完成了现金回收任务，并不意味着就要关闭。”马洪范认为，与关闭相比，转型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今年9月份，财政部金融司向四大AMC下发了《政策性不良资产清算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对于处置期限届满后，尚未处置完毕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如何处理的思路。这让处于焦急等待中的AMC们看到了希望，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干净”地转型了。

　　然而，7年来，AMC在处理不良资产过程中存在的弊病，一直备受各界质疑和关注。

　　定价能力悬疑

　　“不良资产被贱卖”恐怕是AMC成立以来听到最多的声音之一。

　　2005年底，香港上市的银建国际公告称，该公司以5.466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账面值为364.4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包，同时以2.733亿元的价格将该资产包的50%售予了花旗集团。

　　此次收购创下了两个之最：一是创下了外资收购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规模之最；二是收购价格仅为资产面值的1.5%，创下了外资投行收购中国不良资产的价格新低。

　　一时舆论哗然。国内多家媒体在报道该交易时，都用“花旗‘贱买’中国不良资产”为题，换言之就是华融在“贱卖”不良贷款资产。

　　当时华融相关人士对“贱卖”一说很不以为然，认为这一价格是在华融心理价位之上。但从AMC以打包的处置方式到交易的对象，再到交易过程都存在着让人不得不怀疑的地方。

　　因此，AMC不良资产的定价似乎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

　　在今年7月份召开的《金融不良资产评估指导意见(试行)》实施一周年的座谈会上，监管机构和四大AMC的代表认为，必须提高定价能力。该意见对评估的假设、目的、程序以及评估报告的使用做了相关规定，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良资产处置混乱的格局，对原先各家的“土政策”进行了规范和统一。

　　不过，定价难仍然是AMC的硬伤。同时，定价能力考验着AMC的转型。

　　与定价密切相关的是评估，AMC的评估水平某种程度上决定其定价能力。据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资产评估部副总经理罗光介绍，目前，国内的评估跟国外是不一样的，从评估理论、制度、操作技术以及对评估的认识都存在很多问题。

　　“这是一个很让我们为难的事情。”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资产评估部副总经理罗光在接受《产权市场》采访时说，评估的结果和市场最后卖的结果，从理论上来讲，无外乎三种情况，一种是评估值跟最终的成交价相吻合，一种是评估值高于成交价，一种是评估值低于成交价。应该说这三种情况的出现都是有可能的，但出现哪一种，似乎都会受到非议。“如果评估值跟卖的差不多，很可能(被说成)是假评估，人家会说你们早就谈好的。如果说评估值高于卖价，就说国有资产流失。如果评估值低于卖价，人家更有理由说我是假评估了。你评了100万元，结果卖了120万元，肯定是有问题。”

　　目前，国内的评估跟国外的不同，国外评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实物资产评估，起源于英国，是最传统的业务；一种是企业价值评估，兴盛于美国，众所周知，美国的股票市场成就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他们对企业价值的评估体系非常完善。

　　但是国外没有对债权的评估。三年前，罗光进入这个评估行业时，他非常不理解。他对德勤的合伙人说：“你们搞了一百多年，为什么没有对债权的评估？”对方愣了，四只眼睛对视了半天。“他说你为什么要对债权做评价，在它们看来债权是零。”

　　从互相认可的角度讲，目前我国评估领域并没有放开，美国也不允许中国的评估机构到美国。财政部规定，对国有不良资产的评估，要聘用国内认可的评估机构。也就是要经过财政部门认可的评估机构，AMC才能聘请它们。“比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类的，AMC是不能请它们做定价机构的，可以做咨询。如果没有一个国内评估机构的结论，仅仅依靠其咨询，是不被认可的。”罗光说。

　　不过，除了种种客观现实外，创新评估理念，比如引入价值评估，降低评估成本，放开评估市场，加强评估监管等，应是提高AMC评估水平，进而提升其定价能力的重要条件。

　　效益悬疑

　　除了定价能力差导致的贱卖嫌疑外，AMC处置不良资产的效益低也备受关注。

　　据银监会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2006年一季度末，四家AMC累计处理不良资产8863.4亿元，累计回收现金1805.6亿元，现金回收率仅为20.84%。

　　而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孙晓霞在9月底召开的“2006国际评估论坛上”透漏，截至今年6月末，四大AMC累计已处置1999年接受的不良资产11692亿元，占接收总额14000亿元的83.5%；现金回收约1870亿元，回收率仅为16%。

　　对比两组数据可以看出，随着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的加快，现金回收率却呈现下降趋势，处置效果不尽如人意。而银监会的数据显示，2004年和2005年AMC的现金回收率均在20%上下徘徊。

　　剩下的近80%就亏了，最后只能财政来买单。”北大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教授接受《产权市场》采访时认为，这与当初计划性划拨不良资产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不良资产的“中国特色”也是导致AMC处置效率低的重要原因。

　　东方公司资产评估部副总经理罗光认为，“国外的不良资产跟国内的不良资产不是一回事。国外是欠银行的钱，债务人用尽了浑身解数，没有任何资金来源了，银行存款没了，高级别墅已经卖掉了，所有的担保人也把钱都交给银行了。在国外高效的司法制度下，所有的外围的可能的偿债来源都榨干了以后，现在只有抵押的房子还在里头，国外是指这个不良资产。”

　　而中国的不良资产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交到我手里的不良资产，他欠我一个亿，这个企业可能还在正常运转，甚至还可能维持一个盈亏平衡，(只是)在你手里没有任何抵押物。

　　即使不运作了，他的厂房、土地还有，担保人活得好好的。这种情况下，债权人行使权利主张其走破产程序的话，理论上是能够有一定回收的。我可以拿来这些资产去变卖，之后我可以拿着这个钱去给债权人平均分配，可以分得应得的那一部分。我们的偿债能力和评估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创造出来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马洪范博士说，不良资产的处置理念跟国外也不一样，“我们是赶快回收现金。人家主要是阻止不良资产的损失，以及不良资产的进一步形成。咱们是能收回一点就赶快收回过来，其他的关注得要少一些。”

　　在美国华尔街，不良资产处置被称为是“沙里淘金”的生意，其回报率可高达30%。即使在国内不良资产交易市场，中外机构的效率差距同样很大，国际投行巨头高盛等在国内不良资产处置中的回报率超过300%。

　　再看看华融跟摩根斯坦利的一次交手，就知道这种差距有多大了。据《中国经济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经济》杂志等多家媒体报道，2001年，华融将账面值为108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包出售给以摩根斯坦利为首的投标团，双方付钱时间是在2003年3月。摩根斯坦利说好了付给华融7个亿来购买这108亿元面值的不良资产。但这7个亿要分四次付，每一次付1.75亿元。从答应付款到第一笔付款的日子里，华融就收了2亿现金回来。所以摩根斯坦利付第一笔钱时，账上等待分配给摩根斯坦利的钱比摩根斯坦利要付的钱还多。几个月后，当第二笔付款日快到之际，7个亿就已全部收回来了。从此，摩根斯坦利索性就拿收回来的钱付给了华融，把剩下的钱都算做自己的利润。

　　摩根斯坦利处置其从华融收购来的不良资产取得的成绩是：现金回收率19%、回收费用占回收金额的8.5%从华融手中净赚至少10亿元人民币，很明显人家的技术含量要高出很多。

　　为此，当时媒体发出疑问：中国能否处理不良资产？业内人士指出，除了不可控制的客观因素，AMC自身处理不良资产的效益需要提升。

　　违规之弊

　　“你说四家AMC都是‘三好学生’？那也不可能。”财政部财科所金融室马洪范博士说。

　　2004年春节过后，审计署官员们的身影陆续出现在四大AMC，他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漫长的审计将持续数月。直到次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向人大常委会做报告时说，审计署对四大AMC的审计发现了诸多违规问题，包括违规剥离和收购不良资产、违规低价处置不良资产、违规挪用资产处置回收资金为职工谋利或公款私存，造成回收资金损失。

　　此次审计共抽查这些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金融不良资产5544亿元，占其收购总额的39%。此次审计只是抽查，但总共查出各类违规、管理不规范问题和案件线索金额715.49亿元，占审计抽查金额的13%。

　　四大AMC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2005年也成为四大AMC的“多事之秋”。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建议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全面审计。

　　随后，审计署对四大AMC实施了全面审计。今年3月底，国家审计署发布公告，公布了华融、长城、东方、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1999至2003年度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结果。审计发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违规和不规范不合理处置不良资产272.15亿元、收购违规剥离的不良资产169.18亿元，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方面的违规问题金额26.56亿元。

　　除了触目惊心的数字，审计的另一个结果是一批AMC的蛀虫被挖出来，原华融成都办事处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张桂林便是典型的一个。

　　他把办事处当成了自己的家族产业。比如，他可以这样处置自己经手的170亿元不良资产——自己操刀处置权，儿子的评估公司垄断估价，女婿操控的拍卖公司承办拍卖，多年的朋友兼合作伙伴到处成立公司负责“接盘”收购并再次寻找下家……

　　一位AMC的老总曾对媒体表示，在回收现金的同时，要回收经验和教训。这句经典的话似乎也印证了AMC自身存在的问题。“现在AMC就是半个机关，不是纯粹的企业。”在马洪范看来，AMC的制度缺陷是导致违规不断的最重要原因。

　　“商业银行都允许混业经营，如果国家允许的话，那AMC为什么不去做呢？”

　　第二篇：抢跑金融混业

　　尽管10年存续期限已经破除，但各家AMC要想彻底摆脱被关闭的命运，必须学会自己走路，而且要走好。与前几年被动“卖”不良资产相反，这次AMC们选择的是主动去“买”，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参股控股来实现它们的金融控股理想。

　　政策预留的空间，管理层的默许，加上面临的生存压力以及相互之间的竞争加剧，AMC们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探索和寻找自己的出路。

　　政策破除生命周期

　　在曹凤岐教授看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中规定的AMC所从事的7项业务中，最后一项“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活动”已经为AMC的转型留下了空间。

　　2004年，财政部推出的《资产管理公司目标考核责任制方案》破除了AMC当初暂定10年的期限，并赋予AMC三个“允许”：允许AMC使用自有资金对升值潜力大的不良资产进行投资，允许AMC开展商业化委托资产处置业务，允许AMC利用自有资金商业化收购、经营、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

　　这三个“允许”中出现了两个“商业化”，超出了2000年颁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所规定的AMC所从事的纯粹政策性业务范围，意味着AMC的“生命周期”不再只是10年，同时也给他们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商业化转型。

　　今年9月底，财政部金融司向四大AMC下发了《政策性不良资产清算办法征求意见稿》，这给AMC吃了一颗“定心丸”。

　　按照征求意见稿规定，从2007年1月1日起，AMC的政策性业务再贷款、国家开发银行债券停息挂账，AMC政策性业务回收现金支付改制银行债券利息不足部分，由财政部专项安排资金补足；AMC向商业银行发行的债券，由财政部在债券到期日前择机发行特别国债予以置换。

　　对于尚未处理完毕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如何处置？

　　征求意见稿规定，AMC财务重组时尚未完成终结处置的剩余政策性资产，可由AMC按商业化方式买断，或由财政部委托AMC继续管理和处置，按现金回收一定比例向资产公司支付委托手续费，AMC清分后的政策性业务负债、剩余资产和处置损失经财政部核准确认后，从AMC负债表剥离出来，移至表外单独反映。

　　“如果政策性的盘子不能扫清，怎么转型啊？转也转不干净。”马洪范说，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为AMC转型卸下了沉重的政策性包袱。

　　“最终如何转型？能不能成功转型？要看各家公司自身的情况了。”马洪范说，转型没有统一的模式，但会有一个过渡期。

　　马洪范认为， 既然是商业化转型，就要遵循市场的选择和意愿，不能靠政策来强制转型，“给你5年还转不过去，肯定要关闭。”

　　各家AMC的心思

　　这是个敏感而又让人期待的时刻。

　　由于国务院的方案迟迟未公布，此时各家AMC一边静静地等待，一边默默地做事。“敏感时期不方便表态”成了各家AMC对付媒体的通行做法。

　　不过，时钟稍微往回一拨，你就会发现，四大AMC的老总们几乎都在不同场合向外界表达过雄心勃勃的转型设想和宏伟计划。

　　年初，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梅兴保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公司转型后，将以经营和管理不良资产为主业，以投行业务和中介业务为两翼。并开展收购或受托处置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的不良资产；托管与拯救风险金融机构；开展各类投资业务；开展证券承销、并购重组等业务；开展财务顾问、管理咨询和企业策划等业务；开展资产评估等业务。

　　据《商务周刊》报道，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前任总裁、现任高级顾问汪兴益曾表示，从今年开始，长城将积极构建金融控股平台、不良资产经营处置平台、金融服务业务平台和产业投资平台，其中金融控股平台是核心。

　　2005年初上任的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丁仲篪宣称，目前华融正在制定一个3年发展规划，内容涉及公司转型的发展方向、业务平台建设和办事处发展等。这个包含19个课题的计划，其中商业化转型方面就占了14个。目前，华融正在搭建租赁业务平台、合资公司平台、证券业务平台等，并且有意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

　　今年3月，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隋运生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宣称，华融的转型目标是成为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且这一目标不会在短期内完成，过程或许要2到3年。

　　信达的总裁田国立曾公开对媒体表示，会努力争取券商全牌照的资格，信达证券已经获得证监会批准，有望年内成立。

　　显然，正如各家AMC的高层所言，金融控股将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

　　相同与不同

　　仅有雄心勃勃的转型计划是不够的，AMC老总们深知不仅要说，还要做，甚至做比说更重要，因为做了才会赢得先机。

　　“商业银行都允许混业经营，如果国家允许的话，那AMC为什么不去做呢？”信达公司有关人士接受《产权市场》采访时表示，从未来转型为独立经营的企业法人上来说，一旦允许金融机构混业，就不应该禁止AMC混业。他表示，媒体关于信达向证券、基金方面迈出的报道都是真实的，这些都得到其东家财政部的许可。

　　信达不仅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早在2005年底信达便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目标考核任务，比预定时间整整提前了一年，而且在转型方面步子走得比同行业快。

　　“大家都在做，我们进入的比较深。”该人士说。

　　进入证券业被认为是AMC涉足投资银行业的标志之一。目前，四大AMC已经不约而同地进入证券业。

　　信达对汉唐证券、辽宁证券进行了托管，承接了华夏证券的清算和西部金融租赁公司的停业整顿任务；东方托管了闽发证券和庆泰信托；华融全面托管德隆资产，并成功完成其实业部分的重组。

　　正因如此，证券——投行——金融综合服务被看作AMC转型的一条现实路径。

　　华融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其合资公司融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于8月29日在北京挂牌运行；综合金融业务平台在浙江的金融租赁业务公司也已成立，在整合德隆系旗下的证券公司基础上成立的华融证券将在年底挂牌，之后还将成立信托公司，收购期货公司等。

　　长城也在朝着金融控股方向努力。今年7月和9月，长城分别在上海和深圳成立了两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金融租赁公司也于10月在济南营业，还包括证券、贷款担保、信托、产业投资等公司。

　　信达在香港设立了一家窗口公司——华建国际，该公司由信达100%持股。9月，这家公司认购了1亿港元香港上市的中海油化学的股份，信达利用此激活自己在香港的投资窗口。

　　“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境外有资本市场可以利用，我们正积极探索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将境内的操作优势和境外的融资优势结合起来的渠道。”上述信达有关人士说。

　　今年7月，信达同澳洲联邦银行所属康联首域集团合资成立的信达澳银行基金管理公司在北京成立。这是标志着首家AMC系的基金管理公司登场。

　　如信达证券成立后能够获得全牌照经营资格，那么其金融版图将更加完整。

　　在东方公司的组织结构中，专门设立了投行业务部和战略规划部，从二者承担的功能来看，前者明显是瞄准投资银行业务，后者是为转型以及公司长远发展制定计划和政策。这是其他三家AMC组织结构中所没有的。

　　“AMC如果没有禁止他干什么，当然他什么都愿意去探索。”上述信达有关人士认为，四大AMC都愿意做金融控股公司，其实这里也有个现实性和可能性的问题，探索总是可以的。

　　马洪范对四大AMC的特点做了一番分析比较：长城的不良资产散、小、差、空、乱等特点突出，资本金到位率最低，信达最高；在业务创新方面，长城在上市公司重组、资产拍卖和资产重组业务方面创新较多，华融在以国际招标、拍卖行竞标和信托等方面创新较多，而信达则较深地涉足证券业务与委托理财等方面。

　　马洪范认为，各家AMC的上述行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不同特点。

　　四大AMC要想成功转型，其自身还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内部变革，其中先天不足的产权结构进行股份制改造、从业人员的结构优化、以及内部防控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显得尤为迫切

　　第三篇：AMC内部变革之道

　　“四大AMC离真正的市场主体还差很远。”曹凤岐教授在接受《产权市场》采访时认为，AMC的公司治理结构很不完善。

　　产权结构多元化

　　四大AMC的产权结构先天不足。四家公司组织结构中，只设有监事会，没有董事会，行政总裁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没有形成完善的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被认为是AMC转型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

　　马洪范博士亦表示，AMC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第一位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企业，他能干好吗？”

　　AMC成为真正市场主体的前提是产权改革，实现股权多元化。而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AMC的资金来源全部是国家。当初四大AMC成立时，财政部提供给各家共计400亿元的资本金，央行提供了5700亿元的再贷款，加上AMC向母体银行发行的8200亿元金融债券，这些资金来源仅仅保证了AMC能顺利从母体银行接收1.4万亿元的政策性不良资产。而且，各家AMC的资本金到位率并不相同，信达最高，超过100%，长城最低，约有60%。

　　北京律师协会不良资产处置委员会张主任认为，AMC的市场化首先是它的产权和机制的市场化，必须对AMC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股权结构的多元化。

　　实现股权多元化，引入外部资金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资金从何而来？还是人民银行再贷款？人民银行还能再贷给它吗？也需要有些新办法，比如考虑是否需要发行金融债券，是否需要引入战略投资者等。”马洪范博士认为，AMC必须拓宽资金来源途径，改变现在单一的股权结构，实现股权多元化。

　　据了解，目前华融和信达已经向财政部上报了四五家国际战略投资者入股的方案，而且都是全球著名的金融机构。

　　有报道称，中央汇金公司有可能对AMC进行注资和重组。还有，AMC还有可能获得海外的国际金融公司(IFC)支持。不过，或许由于AMC转型方案未获批，这些消息并没有得到当事方的确认。

　　马洪范博士认为，引入战略投资者来扩大资本金，比如按照25%的绝对控股要求，目前100亿元的资本金还可以引入300亿元的战略投资。

　　“还有个路程。”曹凤岐教授认为，AMC要想真正转到投资银行的话，必须进行变革，必须具备投资银行的治理结构、管理经营机制、约束机制等，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人才结构优化

　　“毕竟离开(银行)7年了，一些最新的业务不一定最了解。”一家AMC的从业人员坦言，目前商业银行都不一定具备投行、保险行业的人才，包括管理层，何况专门处置不良资产的AMC。

　　据马洪范介绍，目前，四大AMC员工总数约一万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原来的母体银行，平均年龄不到40岁，绝大多数是本科和硕士以上学历，拥有会计师、评估师、律师和证券保荐人等专业技术资格的员工比例较大。“这是一笔宝贵财富，应该发挥好他们的作用。”

　　“AMC积累了一些比较综合的人才，而不像商业银行那么单一。”信达公司有关人士接受《产权市场》采访时认为，AMC的最大优势是在处理不良资产方面积累了经验，这是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所不具备的。既熟悉商业银行的运作方式，也对实业有所了解，更了解金融不良资产的形成过程和问题的症结，这种经历和经验对于将来从事金融业，在控制风险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不过，马洪范博士认为，AMC现有的人员结构，能否适合转型后的金融控股和投行，还是个疑问。“能把这些业务干好吗？我看至少需要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殷剑锋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四家AMC中，只有信达的人员较为整齐，其余三家AMC的工作人员都是临时从对应的三大银行抽调拼凑起来的，对于从事多年银行工作的员工来说，“稳健”一直是他们的工作准则，而做投资银行基本的素质是“灵活”，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有所迟疑，机会就稍纵即逝。所以，AMC首先要在员工素质上下功夫，必要时引进专业人才。

　　各家公司已经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加强了员工的从业资格培训。在日前由中国证监会举行的第八期证券公司高管资质水平测试中，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共有9名人员合格通过测试，为该期测试通过人员最多的单位。

　　建立内部防火墙

　　接连两次被审计出巨额资金额违规，暴露出四大AMC内部的监督防控体系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在各家AMC纷纷奔向金融混业时，如果不相应建立和完善内部防控监督体系，将会带来一系列的潜在风险。目前，四大AMC仅有信达成立了金融风险研究中心。

　　从全球金融体系看，金融混业有三类模式，一类是美国、欧洲的母体里设立多个事业部混业，是一个法人实体。不过，这种风险控制比较难。一旦出现局部风险，可能就会导致整个母体出现连锁反应。第二类是过渡类型，金融控股公司通过控股不同的专业子公司实现金融混业，分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实体。第三类是变通模式，即金融控股公司以合作的形式实现金融混业，比如银行代销保险和信托计划发售，和证券进行的“银证通”合作等。严格说来，这是不完整的混业经营。

　　有关人士认为，国内包括四大AMC在内金融机构可能倾向于第二类模式，因为相当一部分国家在刚走向混业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

　　比如，2002年底，中国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其投资经营管理范围包括管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期货、租赁、基金、信用卡等。中信控股显然属于第二类。

　　“金融混业一定要做好防火墙。”曹凤岐教授说，“类似中信控股投资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等各个业务相对独立，由总公司控制，可以实现内部防火；如果商业银行做保险业务或基金业务(代理除外)，应当单独成立公司，这也是一个防火墙。”

　　马洪范博士认为，除了内部变革，外部的监管制度、配套法律体系、信用体系等建设和完备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曹凤岐教授甚至提议，应建立一个类似中央监管会的超级监管委员会，以此协调目前分业监管的三家监管机构。

　　第四篇AMC转型尚需一定的过渡期

　　——专访财政部财科所金融室马洪范

　　作为长期关注并研究AMC发展及转型的权威专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融室的马洪范博士近日接受了《产权市场》记者的专访，他从理论层面上对AMC转型和AMC进入金融混业做了详细解读。

　　《产权市场》：AMC成立7年来，您怎么评价他们的作用，尤其是在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方面？

　　马洪范：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为国际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通行做法。四大AMC在我国经济和体制转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化解了银行不良资产。作为专业化的公司，AMC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比商业银行自行消化具有更大的优势，除了运用传统手段以外，AMC还可以综合运用投资银行的业务手段，较好地保证了不良资产回收的最大化。

　　其次，推进了金融改革。在1999年从四大银行接收1.4万亿的不良资产后，各大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2004年又剥离了1.2亿元，这为银行股份制改革提供了条件，为中行、建行、工行成功上市创造了条件。

　　第三，维护了金融稳定。AMC近年承担许多金融机构的清算关闭工作，参与了多家机构的处置，为化解金融风险作出了积极贡献。最后，很好的支持了国有企业改革。AMC对近500户重点骨干企业实施了债转股，实施了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计划，支持了企业重组改制等。

　　《产权市场》：目前，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接近尾声，各家AMC都完成了财政部下达的现金回收任务，AMC下一步如何发展？

　　马洪范：政策性任务完成了，但并不是说不良资产就没有了。AMC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性，因为不良资产的市场依然存在。从目前情况看，AMC需要向商业化转型。对于AMC来说，剩余不良资产的处置难度大，持续发展的资源不足，地区资源和环境差异较大等很多问题，只有通过自身转型和外部环境优化，才能及时有效的得到解决。

　　《产权市场》：关于转型，此前有报道说有关部门的思路是“一司一策”，你对此思路有何看法？

　　马洪范：AMC向商业化金融机构转型的大方向是不会变的，但具体到每一家AMC如何转型、转向何方，需要根据各个AMC的具体情况做出判断。我们知道，七年来各家AMC在不良资产处置以及其他业务的开展创新过程中，形成了不尽相同的业务经营特色和与管理人才队伍。有的市场化程度高一些，有的政策性强一些，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各家AMC在资本金到位率、资金来源、创新方向等方面也不同。

　　另一方面，四家AMC，需不需要把他们100%全部转成商业化，这也值得探讨。在同一个时期，或者相隔不太长的时期同时转成商业化的，可行不可行？从理论上说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

　　因此，在AMC转型与发展问题上，坚持“一司一策”的原则，“成熟一家，转型一家”，这样会更稳妥一些。

　　《产权市场》：是不是说，AMC的转型也会有一个不同的时间表？

　　马洪范：说具体时间，不如说过渡期更为合适。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有一定时限的过渡期。经营好的，说不定明年就能转成商业化。差的难转，给你5年也转不过去，只有关闭。现在整体上的思路是，先让AMC自己往转型的方向上付出最大的努力，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能转到很好的程度，你能生存下来，国家会支持你向前发展。最后生存不下来了，可能把你清算、重组。转型时间也不是一刀切，这种让市场选择的转型比政策性命令更好。

　　《产权市场》：各家AMC都在积极行动，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业务上在朝金融控股方向迈进。在目前金融综合经营还在试点的情况下，AMC是否会抢跑金融混业？

　　马洪范：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上来说，混业是有必然性的。美国1933年通过法案禁止混业是有道理的。当时的大危机，政府认为是混业的原因，也是为了避免恶果而采取的一种政策手段，不让你混。为何后来美国又混业了？因为人家具备了混业的条件了，市场体系、信息公开、监管约束等等都完善了，所以敢让它混业。

　　我国的金融混业是一个方向。从当初的混业到后来的分业，在到现在的混业试点，也是经济发展到不同阶段的客观要求。不过，说混业就混业，没那么容易。我们的市场不完善，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变，人的理念没有转变，一下子很难完全从分业走到混业，对此，应该持谨慎的乐观态度。这是个长期过程，在混业上已经迈出了一小步，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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