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特刊二

　　A股全流通改革基本完成

　　10月10日，国庆长假后第一个交易日，我国A股市场第一支股改股“三一重工”连同其它已经完成股改工作的上市公司股票一同摘掉了 “G”字头，其他剩下不多的未股改公司则在前面加上了“S”头。这事件标志着所谓“中国股市第二次革命”——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告罄。

　　中国股市诞生之初，由于担心国有资产非公有化，有关方面设计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割裂状态。这就是我国A股市场所谓的“二元股本结构”的诞生。

　　由于存在股市的“三八线”，我国上市公司2/3的股票没有流通起来。

　　有人认为，这种制度障碍导致了“同股不同价不同权”的怪现象，即使流通股东“用脚投票”也无法对上市公司产生有效约束。因为大股东不关心股价变动，不关心流通股东的利益，小股东只有备受欺凌，权益只能眼看着被别人损害！

　　2005年5月8日，应市场长期强烈地呼吁，中国股市开始着手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近期，随着第58批股改名单的公布，股改进入尾声。

　　全流通对于中国股市的贡献是制度性的突破，但对中国经济来说，却是经济管理思维层面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

　　中国经济自1949年建国以来，奉行的是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革春风吹来后，一开始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路，后来叫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再后来叫作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过程，正是中国产权理论的变革历史。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10多年之后，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步伐骤然加快，有关股权控制对于经济的主导作用，我国也越来越有自己的切身体悟。

　　公有经济占国民经济多大比重比较合适？这个问题，中国一直在不断摸索！当公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之后，如何提高通过国家政策、市场调控、资本操作来确保国有股权的收益和控制力，这些都成了国有股股东一直都在苦苦思索的问题。

　　2006年，

　　从这种意义上讲，股权分置的最终解决，是中国国有股股东战胜市场恐惧心理的一次革命。从此以后，中国国有股东其实力不可小觑，操作技巧更加值得期待。

　　这次全流通的顺利进行，也是国有股东掌控中国经济能力和水平巨幅提升的一大表现。它在经济管理思维上的革命意义远远要大于它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短期刺激作用。

　　工行、中行成功IPO

　　2006年10月27日，穿着绿鞋的中国工商银行以“A+H”股的方式在沪港两地同时上市。其融资总额高达191亿美元，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高达220亿美元，是全球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IPO(首次公开发行)。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此前3个多月，中行分阶段地在香港与沪市IPO的消息。中行成功在两市募集资金112亿美元。

　　至此，中国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终于跨出了两大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步伐。

　　关于国有上市、尤其是垄断性行业的优质资产海外上市的争论一直都不绝于耳。

　　有人历来认为，类似的政策垄断性领域，凝聚着中国经济几十年积累的优势资源，在中国如今的货币政策框架下，不上市也能实现利润的滚雪球式发展。而上市，尤其是海外上市，只能让外国人坐享其成、分享既得利益。

　　但是也有人极力推崇像中行、工行这类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登陆资本市场。他们的理由就是，中国的银行之所以产生了那么巨额的银行坏账，高官之所以一批批下马，这跟银行的内部治理水平低下直接相关。上市能够在公共股东的监督下规范银行内部结构治理工程，督促银行提高管理水平、决策水平。

　　不管怎么样，如今，中行、工行两大金融巨无霸已经如愿登陆香港和上海两大市场。但国有股比例却压倒多数。如工行A股，国家控股35%，社保基金控股5.4%，其它股东合计4.4758%，H股其它股东合计持股19.4254%。

　　像这样的持股比例真得能够强化社会公众股东或者专家们对公司决策权的影响力吗？人们开始反问，公告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监督职能，但是在“严格的监督”下，过去又有多少“国有蓝筹股”把亿万股民深深地套牢在里面？

　　看来，靠上市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观点是不攻自破的。

　　那么，两大金融巨头的上市到底会对中国金融资本市场产生哪些深远影响呢？

　　首先，是国有股东定海神针的自信。

　　由于资金数额巨大，单工行一股就是全球首位，加上中行和其他国有股，国家股东调控市场的能力显而易见是大大提高了。

　　中行、工行在国际货币金融风云际会的时代始终能够站在最前沿，他们对世界金融的气候具有得天独厚的先知先觉的能力。让他们上市，正好可以实现中国金融与资本市场温度计、晴雨表、调控器、缓冲阀的超级功能。

　　这就是两大银行IPO的最高革命纲领。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收益越多风险越大的规则在金融资本市场是普遍成立的。

　　日前，广发银行就遭到了要约收购的并购风险。这就是上市的负面效应。尽管绝对控股可以充分对冲这种风险，但是风险的创造机制毕竟已经诞生了。

　　目前，中国的产权制度变革正在走向攻坚阶段，这个时期是最棘手、最难熬的阶段。制度性系统风险正在大量积聚。弄不好，上市风险与产权制度变革的风险汇聚到一块，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量变引发质变的哲学，就在这里等着风险把控能力的验证呢。

　　无论如何，中国已经迈出了这最关键的一步。

　　工行、中行的上市，是中国经济、金融、资本市场风险系数的革命！

　　股权激励机制付诸实施

　　10月11日，国务院国资委宣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于10月中旬付诸实施。至此，经过7年“寒窗之苦”的股权激励机制终于成行。

　　《办法》规定，股权激励对象原则上限于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核心技术人员和管理骨干；股权激励机制所涉及的股权总量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至于每个高管可分配多少额度，应结合不同公司的实际情况自行设计，总体范围可控制在0.1%至10%之间。

　　这一办法刚刚出台，10月26日，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商之一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便公布了自己的股权激励计划。

　　据公告，中兴通讯将在未来5年内,对激励对象授予新股4798万股A股股票,约占其股本总额的5%。中兴通讯为此将支付约10亿元激励资金。授予对象为21名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共计206万股,其余股份授予3414名关键岗位员工。

　　对于自己的股权激励措施，中兴通讯的高层表示非常欢迎。他们认为这一措施有利于公司高层管理队伍的稳定，有利于公司应对电信设备行业国际化竞争的需求。

　　股权激励机制，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于西方。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实现对高级职业经理人的有效控制，提高他们创造价值的热情，试图将高层职业经理人的价值目标与企业股东的目标捆绑在一起，于是想出了股权激励措施。股权激励措施是管理思想的一大革命，它最大特点就是建立了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由于利益目标的统一，高级职业经理人在提升企业业绩、降低代理成本、激发经营者的聪明才智和敬业精神、积聚人力资源等方面都可能会发挥巨大作用。实行这一制度，还有一点就是希望能以高“薪”养廉的思路减少道德猥琐者“监守自盗”的欲望冲动。

　　中国自上个世纪末开始就一直在探索有关股权激励的道路，今年，这一措施终于出台，它标志着中国实体经济领域的指导思想也开始向国际潮流靠近——向要素价值分配倾斜。

　　在分配领域，中国高举的旗帜历来都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方式，未来如果按要素进行价值分配，无疑是对其他分配形式的进一步强化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