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经济·物权法·产业安全

　　郭继丰

　　寻租经济

　　商业贿赂、贪污腐败是寻租经济的一种表现。如何认识中国寻租的原因？政府如何改革？

　　吴敬琏：政府微观干预能力增强了企业家从事寻租活动的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研究员发表《寻租新动力》(《财经》2006年第17期)一文，认为政府微观干预能力在提高，却不能提供经济和市场发展所要求的服务，这增强了企业家从事寻租活动的动力。文章认为：世纪之交各级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依托自己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大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能够接近于这种权力的“红顶商人”也由此暴利发家。与此同时，“从源头上反腐败”的风头一过，许多行政审批和变相的行政审批死灰复燃，或者假借“宏观调控”的名义设立新的行政许可。这就使业界人士不能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来与政府官员进行“勾兑”，打通“关系”，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甚至进一步扩大对租金的寻求；当市场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而政府未能提供成熟市场所要求的公共服务，促使企业家用不正当的方法从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手中去“购买”这种服务的情形。行政机构干预经济权力的加强和寻租基础的扩大，增大了运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可能性和吸引力，这使得一些地方“买官”、“卖官”盛行，大案、要案、“窝案”增多；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赵树凯：警惕“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倾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研究员发表《破除“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中国改革》2006年第8期)一文，文章认为，社会矛盾的突出和社会不和谐加剧，是“治理危机”的体现，主要根源在于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度介入，体现为地方政府的“发展型政府”特征。“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虽然最初只是被用来解释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现象，但是它揭示了基层政府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政府的公司型特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同时，也是“治理危机”的基本成因。在公司化的政府运行逻辑下，资源主要被用于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面向全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目标被忽略，基层政权没有提供公共物品的动机；僵化的行政体制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平衡，社会的要求对基层政权没有制度性的约束力。如果政府无法满足基层社会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需要，将很难有效调动政治支持和信任。建立服务型政府、实现“科学发展”主要不是发展理念问题，而是政府运行体制问题；要根本解决“治理危机”，必须立足政府自身的改革创新。

    关于物权法

　　8月23日，物权法草案提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进行第五次审议，如何看待物权法？

　　孙宪忠：物权法不能解决财富分配问题。中国社科院网站刊载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孙宪忠教授《科学看待物权法》一文，文章认为：物权法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法律，但是，物权法不是包揽一切问题的法律。目前我国社会有两种忧虑，一是物权法的制定会使得贫富差距合法化、永久化；二是物权法的制定会使得国有资产的流失正当化。这些担心可以理解，但是那些认为物权法会肯定贫富差距的批评却不中肯，因为物权法既不能解决财富分配问题，也不会将贫富差距拉大。在物权法的语境下，只要是合法的财产取得，就会得到物权法的保护。至于调整分配、均衡社会各层次的利益，那是财政法、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等法律要解决的问题。同样，认为物权法会鼓励国有资产的流失的观点也难以立足。因为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问题之一，是我们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现在制定物权法，虽然不能解决国有资产保护的全部问题，但是如果物权法能够科学地制定，那么该法就会对国有资产的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手段。

    关于产业安全

　　中国已进入后WTO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宽度和幅度的增加，产业安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中国产业安全的现状如何？银行业作为核心产业如何保证安全？

　　赵英：中国产业的“基本安全”程度不高。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家经济安全监测与预警》研究课题组负责人赵英研究员，根据课题研究表明，中国产业的“基本安全”程度不高。《开放环境中的中国经济安全》研究报告预测，到2015年时，国家防务子系统是唯一处于“安全”状态的子系统，但其指数接近“安全”状态的分数下限，已经处于“基本安全”状态的边缘。产业安全处于基本安全状态，而生态环境子系统将处于“不安全”状态。报告预测，到2015年时，中国国内经济子系统、国际经济联系子系统、社会与政治环境子系统及整体经济系统都处于“基本安全”状态，但“基本安全”程度并不高。赵英认为：“基本安全”的程度不高，主要是由于能源和矿产资源对外依赖增加，外贸依存度过高，金融系统有待改革与健全以及信息系统有待增加安全度等原因造成的；一些外资通过并购国内龙头性企业，使其品牌消失，当外资兼并之后，这些企业和品牌就消亡，比如说国内一些轻工业的名牌现在基本上没有了；现在已经有很多企业证明不是一卖就能了之的，外资兼并有时候会给你留下一大堆后遗症，从长久看是中方的利益受到损失，这种情况值得我们警惕。装备制造业作为整体还是应该开放，但是在装备制造业某些小行业确实要考虑产业安全问题。

　　马昀等：防止陷入银行业对外资的过度依赖。上海社科院网站刊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马昀等的《中国银行业：境外投资≠金融安全危机》文章，认为应防止陷入银行业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文章认为：从银行全行业的角度来看，必须高度关注金融安全问题，特别需要警惕防止陷入全行业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境外的战略投资者所表现出来的短期投机行为，也提醒我们必须关注其是否真正发挥了战略投资者应当发挥的积极作用，或者说，需要建立对战略投资者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及时、动态的评估机制。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不是目的，仅仅是中国银行业改革过程中采用的措施之一，我们不可能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国外金融机构。银行体制改革是一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在制定具有全局性方针政策时更需持认真而慎重的态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稳健的操作，一个最基本原则就是：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维护中国经济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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