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制定供给侧改革应对新常态挑战要从1993年思考

　　新浪财经讯 6月7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9会长论坛”今日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经济政策与金融稳定的新挑战，美国东北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马俊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马俊表示，我们的发现是中国经济确实进入了新常态，但是我们发现中国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从93年开始持续放缓，只不过我们现在才感觉到它的痛，这就说明我们如果想要制定相关供给侧改革来应对新常态挑战的话，或者说回到那段时间来思考，思考那段时间政策的变化，8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非常有活力，之后我们的政策含义是可能我们要加强市场化的改革，深化金融市场的改革，使得信贷配给能够变得更有效率支持民营企业，支持市场经济当中最有活力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我们要应对所谓新常态经济增长放缓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以下为演讲全文：

　　首先感谢方老师的介绍，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东北财经大学，首先感谢财经大学各位领导还有老师、同学们辛勤工作，举办这么隆重的会议，我第一次来到大连，大连非常漂亮，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感谢本次学会的会长蔡老师还有理事非常聪明的决定，把这个会议带到东北财经大学来，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

　　我今天所演讲的主题是基于我最近的一篇学术文章，所以可能稍微技术性一点，但是它会有一些政策的含义，我会讲一些模型的技术细节多讲政策含义。

　　这篇文章主题是中国经济增长周期和商业周期，小标题是通过所谓不可测因子模型，听说东北财经大学计量经济学搞的非常好，有几位老师也说用过这样的模型。首先我们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其次我会根据提纲给大家讲述这个文章。

　　首先讲一下贸易的问题，但是我不会详细讲，我之所以讲有两个原因，在这个时间点上不讲贸易好像我有点不闻窗外事的感觉，但是我不会像张老师和陆老师讲的那么精彩、详细。第二，我这篇文章最后的结果和我对贸易问题的思考的政策导向结果是比较一致，就是所谓的深化市场化改革，所以我想提一下。因为讲贸易的话，一般来讲贸易这个问题很复杂，有很多传导机制。从我作为喜欢看数据和国际金融来讲我有另外一个角度的解读或者理解。去年宁波举行的会长论坛我讲了，自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形成美元为主的体系，注定美国经历大幅经常项目的赤字或者资本项目盈余的这样一个命运，这个命运在国际金融秩序这样一种组织方式决定之后就决定了美国必然不是对中国也必然对其他国家，大家知道在80年代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简单来讲因为美元是国际结算货币，所以所有国家对美元有需求，因为它提供了流动性，因为提供的流动性，美国发行美元就获得流动性的报酬，美国通过积攒大量的贸易赤字和资本项目的盈余，美国实质上是获得了大量的所谓因为提供流动性，所以获得大量铸币税。所以，美国拥有大量外债这个过程是一个获利的过程，这是从美国对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来讲这样一个宿命，它必然经历大量贸易赤字和资本项目盈余。为什么中国在这个时间段对美国有贸易赤字，当然有各种各样复杂原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想补充一下，最近我自己的思考还有最近有一篇AR的文章证实了这一点，就是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没有投资渠道，金融市场没有那么顺畅，所有资金经过投资的话，需要经过发达市场成熟资本市场过一遍的趋势，这样导致美国金融市场可以低息获得资金，我们买美国国债利息非常低，美国在这个角色当中获得大量金融收益。但是，这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对美国来讲贸易赤字是坏的事情，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如果想要改善中国美国之间大幅贸易赤字的话可以做一些边角的改进，从长远来讲一个系统性的改变一个是调整国际金融结算体系，要使它多样化，对于中国来讲，如果在改变国际金融结算体系之前，我们能做到的是发展金融市场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使得金融市场变得更加成熟，有更多投资渠道，这样的资金就不需要通过发达国家金融市场过一遍，这样就可以减少中国对美国的贸易赤字。

　　回到我这篇文章，正如我之前提到我这篇文章最后一个简单政策结果也是跟深化市场化改革是相关的，当然上午田老师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或者强化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问题我只是从一个小的具体的角度来提供我们的一些研究，从数据和从模型中提供供大家进行进一步政策讨论具体的素材。但这些结果都是学术的讨论，只是代表一家之言。

　　首先，这篇文章动机起源于年初在美国，发现在年初的时候最新出来中国GDP增长数据掉到6.6%，同时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日报都出台了文章，说中国年度增长是90年代最低的，它们非常关心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截取季度的会发现中国GDP增长速度确实是持续下降的，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是平稳的，在2016年趋于平稳。

　　当然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政府决策层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贸易摩擦的问题，现在好像变得不是那么热点了，我希望我的这个Talk让大家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比较根本问题，习主席在2014年提出中国经济是不是进入所谓新常态，因为做了官方鉴定，一年之后他提出来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来应对新常态经济提出的挑战。这些概念在之后的两年里到处都能听到，但是现在已经被贸易摩擦所取代了。

　　从经济学家角度来讲，我们提出新常态的界定，我们想提供实证的依据，我们是不是进入新常态，进入新常态，首先退一步是不是有进入新常态实证的依据，如果从理论角度来讲很简单，实际产出是潜在产出，实际产出每天在波动，有可能来源于长期增长的波动，也有可能来源于短期产出缺口的波动。如果我们发现确实是长期增长率或者潜在产出增长率已经放缓的话，我们就可以确定是进入新常态，就说明从制度或者效率层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改革，需要改进，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或者实证依据，如果只是产出缺口发生了短期的波动，只是从管理层面，从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刺激方面做一些工作就可以了，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挑战，我们只能观测到实际GDP增长或者GDP水平。即使长期增长率确实放缓了的话，我们要问实际上这个长期的增长率的放缓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大家可能想实际的产出增长率确实是最近放缓，长期潜在增长率是最近才放缓，但是不一定，所以我们要问这个问题，长期的增长率是什么时候放缓的，放缓的时间可能会对我们的政策指导提供一些帮助。

　　最后就是我们想看一下长期增长率它发生变化的动态来对未来进行预测，当然这只是根据过去，不会是百分之百正确，但是会提供一些帮助。我们把中国年均GDP增长水平分为潜在增长和产出缺口，我们用的是年度数据，发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率，完全符合经济学直觉，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有飞快加速过程，令人惊讶的是长期增长率在90年代初的时候就达到高峰值，从90年代之后一直在缓慢下降，除了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三年长期产出增长率有一个微小的上升，在90年初之后一直到2017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长期产出增长率一直在缓慢下降，最近还有加速下降。所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确实进入新常态，但是比我们一般认为进入的要走。

　　如果我们要寻找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寻找供给侧改革要改什么的话，我们可能要回到更早一点思考90年代初发生了什么，这篇文章只是一个开始。一开始我发现这个结果还是有些困惑，所以我看一下文献，发现MIT麻省理工黄老师有一本书，他书里面用大量微观数据，90年初发生政策之后，这之前尤其信贷走向，但是在90年代初或者之后，大型企业可能主要是国有企业。和我发现长期增长率开始下降时间是高度一致的，我没有利用微观数据，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第二，我对长期产出增长率的估计，08到09年之后我们出台所谓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在我的结果中发现，它在短期内确实维持短期经济周期的增长，大家会看到产出缺口没有下降，因为四万亿刺激作用，但是就在四万亿刺激之后，大家会发现长期产出增长率会加速下滑，这个就要跟新常态，从另外一个角度研究这个问题的结论是高度一致。另外我们结果发现，自2015年之后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也就是说我们也进入一般商业周期概念上的经济衰退，就是短期经济衰退。

　　我刚才已经讲了把实际产出波动分解为潜在和产出缺口，从理论的角度来讲有这么多优点。我简单解释一下，将客观测的产出分解为不可观测的，所谓潜在产出水平取决于制度因素、技术因素，所以这些因素具有持久性的效应，我们允许增长率D随着时间变动而变动，产出缺口Ct它是短期波动，短期的因素，需求性的因素不可能产生长期性影响。

　　我不详细讲文献回顾，是基于对过去三十年在美国还有其他文献里面最新的发展我这篇文章基于过去三十年以来所有最新的发展。我要提到这个模型在各个央行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对于政策指导提供帮助重要计量模型。美联储最近就是基于这个模型，比我建立的模型稍微大的模型，因为美国的数据稍微丰富一点，帮助把变量分解为长期变量和短期波动。因为美联储制定政策的时候哪些是长期性的货币政策，哪些是短期性的，因为制定政策。

　　这样的模型它的估计很简单，有一个比较标准的程序，可以把它装在空间模型里面，可以进行估计，整个流程讲起来非常标准，这个程序是我的博士生写的。下面讲一下数据，数据来源于最近做的一个数据库，是基于中国数据进行调整，使得中国数据能够和美国数据进行比较，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统计口径和美国统计口径稍微有一些不一致。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根据他们的描绘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我们所使用是年度数据，用名义GDP算出实际GDP水平，使用年度数据可以从1958年-2017年。这篇文章里面我们想所要重点关注是长期增长率变化，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跨度，即使在同一个时间内得到更多的数据，并不能帮助你更好建立长期增长率变化，这在金融文献里面已经做了非常好的阐述。

　　首先我们做了单变量模型估计，这里有三个模型，我们基于最新文献讨论，把它扩展，估计的三个单变量模型，发现单变量模型在确定哪个模型更为精确方面出现了困难，所以我们进一步将模型拓展到多变量模型，在拓展到多变量模型之前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只用实际GDP数据算出来产出波动，发现非常显著，这就说明用单变量模型计算的时候，并没有直接使用通货膨胀率，但是我们发现做出来的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经济学关系，从经济理论上来讲它们应该存在显著增长关系，因为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会上升，结束的时候通货膨胀率下降。我们想通过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这两者变量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经济学和实证正向的关系角度来加入通货膨胀率这个变量，使用更多的信息来看看能不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精确估计这个模型中的各个因子。所以把单变量模型扩展到多变量模型，多变量模型就是将通货膨胀加入进去，利用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存在正向关系。

　　这个图就是这个模型里面估计出来的中国经济长期产出增长率随着时间变化的图。大家会发现有意思的地方，第二个图是产出缺口，第一个叫做增长周期，增长周期就是所谓长期潜在产出增长率的波动，有时快有时慢，第二个图是商业周期，就是短期的经济波动。如果你们看这个图变化的话，首先在一开始，虽然长期潜在增长率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短期经济波动是巨大的，有一个非常经济过热的趋势，随后出现的是经济急速的下滑。进入到63-68年的时候，长期经济增长率每年以0.28%急剧上升，这个速度非常快。在文化大革命67-76年的时候，大家可以明显看到斜率会出现明显放低的提示，这都是符合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解读。78年之后斜率出现明显上升，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据说非常符合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解读。但是在77年-84年之间，平均来讲长期产出潜在增长率以每年0.24%速度加速，84年、93年出现放缓，如果大家看峰值的话潜在产出增长率峰值是在93年达到，之后持续下降。只有在中国进入WTO之后的三年下降的趋势得到了一些放缓，但是在之后在08、09年四万亿刺激政策之后，长期产出增长率有急剧下滑的趋势。

　　我们的发现是中国经济确实进入了新常态，但是我们发现中国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从93年开始持续放缓，只不过我们现在才感觉到它的痛，这就说明我们如果想要制定相关供给侧改革来应对新常态挑战的话，或者说回到那段时间来思考，思考那段时间政策的变化，8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非常有活力，之后我们的政策含义是可能我们要加强市场化的改革，深化金融市场的改革，使得信贷配给能够变得更有效率支持民营企业，支持市场经济当中最有活力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我们要应对所谓新常态经济增长放缓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责任编辑：张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