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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楠
《历史的底稿》中，张鸣嬉笑怒骂，妙手绣文，个中道理，看似平常，却无不令人拍案叫绝。这本随笔集的目录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足够吸引人眼球，什么“‘佛见喜’李莲英”、“傻人有傻福”、“粪业、粪捐与粪政”、“狗血淋头的文人们”等等。但文章却不是为了引人注目，才这么起名。当你带着好奇和不解的情绪读完文章时，你只能赞张鸣的一
双慧眼了。什么人能得济？什么事能成？张鸣笔下两三个小故事，你就明白了，于是长吁一口气：这世道，还真就是那么回事。
写李莲英时，张鸣提到了一套书，《宫女谈往录》。这书我也看了，但是看了也就过去了，书中的很多细节只是使我对深宫中的神秘生活有了更立体的理解。但这些细节到张鸣那就不一样了，总能在他那里重新发酵，酿出妙酒坛坛。张鸣说，正是因为李莲英像老宫女谈的那种俗名为“佛见喜”的梨，才使他得了济。这种叫“佛见喜”的梨简直和李莲英一模一样，看着黑黑的，不怎么起眼，可吃起来又甜、又酥、又细、又嫩。李莲英虽然其貌不扬，但是做事滴水不漏，你刚想到，他就已经做到，这样的奴才，不得宠才怪。
再说傻子曹锟。张鸣感叹：“北洋军阀时代多少人精子，最后居然让个傻子当了总统，而且是实权总统。唉，到哪里说理去！”只因为傻人有傻福。曹锟长得胖乎乎、憨厚，还有一副好脾气，属于典型有“福将”特征的人。张鸣说：“军界的人多少有点迷信，碰上福将，就是草包也得用。”再加上人家混得好，打仗有吴佩孚顶着，怎么打都赢，总统也就做得蛮踏实。早先夏人尚鬼的传统，到后来慢慢变成了对历史的崇拜，凡是过去的事情，多少都被蒙上层神秘色彩。于是后人想办法解释，解释不通不罢休。其实，真正能说理的事情又有多少呢？
在《历史的底稿》中，张鸣写人，也写事。但是，看来看去，我更愿意变个看法。纵是这世界再纷繁复杂，“人”也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事”也是由在男人和女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构成。看看张鸣写的那些男人、女人和那些发生在男人和女人身上的事，好像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血脉，以及那永远不变的人情世故就更加清晰了。
中国文化中总有一种去不掉的“阴柔”。张鸣说，虽然按照《易经》的说法，至刚至阳曰为“乾”，应该是皇帝的象征。但是，人们总觉得走刚猛路线的，只配叫做一勇之夫。大凡历史上像点样的皇帝都喜欢舞文弄墨。更有意思的是，很多皇帝都写过“花儿”，而且把秋艳之菊写作“百花之杀”，真是阴骘、戾气。只因“花”无一例外地属于阴柔的象征，中国文化中向来推崇“斗智不斗力”，刚强勇猛配上阴柔狠毒，才是至上功夫。即便在审美方面，人们评价男子的美，也要用状若好妇来比喻。
然而这般阴柔的文化氛围，却要与父权社会搭配在一起。男人眼中女人的作用就很特殊了。当年，八国联军践踏中国土地的时候，民间却愈演愈烈地流传着妓女救国的故事。说是妓女赛金花，“在瓦德西枕头边吹风，不仅制止了联军的大屠杀，而且保护了皇宫不受焚毁；甚至在议和的时候，在李鸿章都束手无策的时候，由赛金花出面成功劝说了克林德夫人，免去了各国对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追究。”诸如此类的故事从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时候就开始编，一直编到赛金花人老珠黄，居然还有人津津乐道。虽然这个传说根本禁不起推敲，但是人们宁愿捂住自己的理性，乐在其中。张鸣点出：“男人们对她们(女人)的寄托差不多，总是幻想自己担不起来的事情可以由女人撑起来。”男权社会中，女人在地位上虽然无法望其项背，却在男人找妈的心态里可以露回脸。
然而，这样的社会制度仍旧挡不住个别勇猛的女人登上历史舞台。张鸣写唐八先生。唐八不是“先生”，是“女人”。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唐八带领一群娘子军，进行三次大闹。一闹临时参议院，砸了玻璃；二闹国民党成立大会，扇了宋教仁一个耳光；三闹《长沙日报》社，吓得当事的男人提前全都溜光。如此猛烈的女权主义运动，给唐八赢得了“先生”的名头。连她娘家的家族，都以唐八为荣，硬是给她写进了族谱，族人皆称她为“唐八公公”。想必唐八也一定自豪得很呢。唐八被写进了娘家族谱，她该知足了吧，这也许是对她的女权主义运动最大的回报了。然而这又能如何呢？张鸣说：“唐八力争女权的奋斗，痛骂并怒打男人的结果，只不过为自己争得了一个男人的名头和地位。”唉，女人也悲，唐八先生最终也仅仅是“先生”，没能翻过“男人”这座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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