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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
一个月前我最好的朋友Brenda告诉我，她男友小王打算开一家名为“粗茶淡饭”的早餐外卖店的时候，我十分诧异。小王是程序设计员，典型的“技术型”，一点生意经验都没有，况且离职开店的风险是可以预见的。后来才知道小王并不打算离职，他把自己的创业全权“外包”给一位“非著名开店专家”李三三。
昨天我约李三三在一家韩国餐厅吃晚餐。石锅拌饭上来的时候，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过往，如何单身闯上海，第一笔生意如何“不欢而散”，如何开饭店，如何跑外贸……虽然多数是些无果而终或者失败的结局，但他显然很喜欢做生意的“感觉”，况且“我学会了一系列的东西，如何拿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选址和装修，聘请员工，核算成本……我一个人都可以做”。从“粗茶淡饭”的门店选地和议价，聘请“甜蜜蜜”的前大厨掌勺，外卖品种的设计和定价，竞争对手的情况调查，几乎都是李三三在具体操作。
目前李三三过得还不错，在中国可供投资的渠道还不多元，逐渐富裕起来的，有点小家底却又不足以吸引衣着光鲜的银行家上门服务的中产阶级，成了李三三的潜在顾客。这个故事其实不过是古老智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现代版本，不过李三三少了那么几年“我在咨询公司的日子”，否则他大可用“外包”的概念来自己加件炫目的新装，事实上他在做的事情正是这个近年来最流行的词汇的内核所在。只不过在发达国家的罢工和抗议的声浪中以及狭隘的自我保护意识的作祟下，大公司的外包总是欲说还羞。
然而，现在情况有些变化。两天前，IBM掌门人萨姆·帕米萨诺(Sam Palmisano) 在《金融时报》撰文呼吁，传统的跨国公司必须放弃目前在本土以外业务所采取的近乎殖民的做法。他所谓的殖民做法也就是针对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化的力量，为压低成本，把大量“蓝领”的工作外包到国外。利用国外的低工资、便宜的原材料和能源，一切核心资源依然放在国内。
“新殖民主义”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变得没有生意可做。对工作职位被转移的国家而言，职位被“外包”了，我没有活干了。针对此，有一幅漫画：一位美国公司的老板对他的印度下属说，“我打算把你的工作外包到你们国家去。”该下属傻了：“那我怎么办？之前我是特意从印度来到这里。”失业、中产生活的被剥夺使他们憎恨“外包”。对于被转移国，原本是想着“以市场换技术”，税收优惠，经济特区，便宜的人、财、物，突然间梦醒了，发现市场永远换不来技术，意识到跨国公司只是利用我们的低工资、便宜原材料和能源获得竞争优势，无异于当年“殖民时代”活生生的掠夺。于是开始“自主创新”，那么过去的优惠政策也被收回。《商业周刊》称之为跨国公司的“内外交困”。大家都没有生意做，甚至互相嫉恨，显然也是最坏的结果。
萨姆·帕米萨诺希望把印度作为新业务模式的样本，近日宣布在印度投资60亿美元的计划可能包括大量“白领”职位。萨姆·帕米萨诺的行为显然希望给“外包”增加新的价值，“如果你不能做的事情，别人可以做，为什么不交给别人做呢？”印度的软件设计和服务有那么多年的积累，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们承担更高级的职能呢？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更便宜，也应该是因为他们更专业。正如小王把与开店有关的一切外面事务全部交给李三三做一样，因为他可以做得更好。“除了战略，一切都是可以外包的。”
中国同样并非只有便宜的劳动力，或许跨国公司的很多业务放在中国做更好。当然我并不是说要夺走跨国公司本国更多的就业机会，只是在撇开“成本优势”狭义的外包思路，以更开阔的“能力优势”看外包和选择外包，一切似乎可以变得更加和谐。从去年大量跨国公司在中国成立研发中心的趋势看，按照“能力优势”重新布局“外包战略”，是“大家都有生意做”或者“各司其职”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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