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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淼
萨义德(Edward W.Said)的学生，同时也是他多年的研究者薇思瓦纳珊(Gauri Viswanathan)在这本《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Power，Politics，and Culture Interviews with Edward W.Said)的绪论中写道：“当今像萨义德这样多产的作家有如凤毛麟角。”的确，除去我们早已熟知的《东方学》(Orientalism)、《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
e and Imperialism)之外，他的文字还涉及到音乐、戏剧、旅行和文学批评等诸多领域，一生有二十多本书问世，所有这些似乎都印证了萨义德的博学，以及他深邃却不失魅力的思想。
熟悉他《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的读者都知道，作为一名流亡者，萨义德告诉我们，“你所能记忆的东西，而且你总会把那个记忆和当前的经验相对照”——“对位”(contrapuntal)不仅是音乐意义上的表达方式，在萨义德那里更意味着延伸到文化政治的分析。不论主题是巴勒斯坦问题，抑或由文本衍生的后殖民批评研究，通过这本书我们都不难发现，他与“系统化”之间的冲突本身就预示了对混沌领域所潜在危险的自觉承担。在萨义德那里，“有时文学变成了等同于下述复杂的综合体：不可预测，自我沉溺，以及没有规范的甚至没有限制的认知。”而“享乐主义”正是对那种系统化规范的背叛——更为重要的是，萨义德认识到，不断反省自我形成的发现方式，其实也是对未来可预测秩序的反抗。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萨义德生前为什么接受了如此众多的媒体访问——他似乎要通过这种对话、访谈的形式来对自我的理论进行不断的“更新”。甚至，访谈还被用来接纳“对他自己的目标和意图的限制加以延伸的那些诠释”——由于萨义德的特殊身份(流亡者)，他很容易被伊斯兰世界的国家看作是那种文化与政治立场的代言人，就如同他在西方世界被诠释过后的形象——而访谈就是应对这种困境的有效方式之一。尽管萨义德清楚，某种意义上，他无法改变访谈所带来的自我再现及意图诠释，但他却始终提醒我们，理性的反省会使我们具备掌握批判的工具(critical apparatus)之能力，而这种能力恰是萨义德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毕生所珍视的。
在《批评、文化与表演》一文中，萨义德在谈到流亡者所体验到的“暂时性”(provisionality)时说：“不必试图假装那么做是自然的方式。它多少像是以时间的方式来完全投入那个时刻。”这就如同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所言的“语言的未来侵入现在的时刻”所带来的古怪魅力——这种策略性的认知在萨义德所关注的很多领域都有所体现。当他和马兰卡(Bonnie Marranca)、乔杜丽(Una Chaudhuri)、鲁宾逊(Marc Robinson)谈起歌剧表演时，萨义德援引霍普金斯(G.M.Hopkins)关于驾驭(riding)时间这一观念时说：“……问题就在于：你试图抵抗时间而建立起结构，还是试图驾驭时间而活在时间里。”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萨义德对音乐中“发展/宰制”与“衍生”的关注：“我认为那些文化实践可以用来作为其他文化实践的一种类别：他们根据的是有关群体、交叠的整体观念，相对于强制的宰制和启蒙——在长篇小说中可以找到的那种启蒙和成就的叙事。”
从这里我们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萨义德在谈到布鲁姆(Harold Bloom)时会说：“……也许这一切就是说布鲁姆是个刺猬，而不是狐狸”——这个伯林(Isaiah Berlin)经典的隐喻用在这里，也温和地表明了萨义德与布的区别。因为“享乐主义”的经验与批评方式使萨义德不太可能对“一以贯之”的系统产生浓厚的兴趣，但萨义德同时强调，布鲁姆暗示的“创造就是诗”的观念并不意味着某些批评家所应用的负面效能——“首先要关注的是诗”与“忽略诗歌外的纠缠”显然有性质的不同。尽管萨义德认为就方法论而言，布鲁姆“有时过于修饰自己的作品以便说明他最近发现的人物”，但萨义德丝毫没有忽略那些布鲁姆的批评者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有关文学史、有关文化代代相传的观念”。不过，他也对布那种认为文学史主要是由强力与相对弱小诗人间的竞争而完成的观点表示疑虑。在萨义德看来，文学史演变并不仅仅在于那些著名而少数的个体之间的、充满敌视性的超越和竞争，而更多的是由于“使事情存在”的保守势力及不知名的运动创造出来的——他将史瓦柏(Raymond Schwab)《东方的文艺复兴》(La Renaissance orientale)和布所关切的那个弥尔顿之后的时代做了一个有趣的比照，发现布鲁姆并未能对这种文化影响做出更细致的划分，以至于可能会让读者认为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良好而积极的影响。
所以，萨义德在第一篇《开始》的访谈中说：“即使我们接受这种看法对史蒂文斯或哈代来说是正确的，却依然要叮嘱布鲁姆：(一)要自我设限，不要把这个理论用来解释所有诗的生产……”同时，萨义德也得益于布鲁姆在诗中发现的那种权力关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其实又何尝不是布鲁姆所描述处于诗的过程中的那种长期斗争的不同阶段？”我们从这里也就可以理解他对康拉德(Joseph Conrad)《分身》(The Secret Sharer)的着迷与赞赏了——萨义德一生就处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当中：一个是象牙塔中的学者、教师，另一个则是文化政治的行动主义者。不过，他发现了这两者之间的某种内在的联系：“在我学术之外的生活中所做的一些事情，经常被一些惊奇的、不太相干的观念……来加以澄清。”或许，这也正是萨义德留给我们的“惊奇”。
[萨义德(Edward W.Said)：《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Power,Politics,and Culture Interviews with Edward W.Said)，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6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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