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时代周刊：上海已经成总部之都第一城

　　

上海已成“总部之都”第一城

　　《IT时代周刊》记者/王琦玲 张楠(发自北京、上海)

　　编者按:

　　24：41、30：86，这是2003年和2004年间，北京和上海拥有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的数量之比。

　　当英特尔把旗下五大事业部之一的全球总部搬来上海，当IBM先后把系统与技术部(STG)亚太区总部、零售商店解决方案部亚太总部搬来上海，当戴尔把亚太运营中心搬来上海，以及当宏碁、AT&T、索尼、飞利浦、巴斯夫和杜邦等“全球500强”，把区域总部先后从国内外其他各地迁来上海的时候，所有事实都明确无误地传递着一个信息：这座城市的“总部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上海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总部之都”带来的惬意。

　　“世界看中国，中国看上海。”如果前几年还有人对此说法深表怀疑，现在去上海看看新出现的现代化楼群和川流不息的车河，没有人会再怀疑这座城市的光明前景了。而上海港作为世界第二大海港(世界第三大集装箱港)的事实证明，以内陆市场为腹地的上海已经与世界经济融为了一体。此外，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第二总部在上海的成立，更为它积极面向全球开放市场门户创造了更有利的金融条件。

　　和上海相比，在国内最早提出打造“总部经济”的是北京。因为特定的因素，北京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着领先优势。世易时移，上海的强劲发展和北京的相对温和造成了两者新近出现了换位。

　　是什么让上海在短时间内发生这样大的剧变，上海有哪些独具优势让见多识广的跨国公司也无法抵挡；北京又为什么在一度高速的发展中慢了下来？

　　欲破解上述经济谜题，我们只有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才有可能找到一个稍微清晰的答案，也只有当中国经济发展到需要“全球之手”来调控“中国之手”，需要“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相互协调整合的时候，答案才会变得清晰起来。

　　不能忘却的是，讨论上海和北京“总部经济”的此消彼长，其实也是在观察中国经济的转型和产业格局的变迁。

　　滚滚黄浦江，悠扬的汽笛声透射出一座城市的经济活力。横卧黄浦江两岸的上海——中国的经济之都再度呈现出簇新的繁荣。

　　随着4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上海进一步加快速度驶入全球经济的快车道，这座被公认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内地城市，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前来考察、投资、建总部。

　　上海是强势中国的一个缩影。当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跨国公司纷纷在内地设立区域总部之后，“总部经济”概念也就在众多城市中蔓延开去。

　　“总部经济”是最近几年在发达国家大城市圈中兴起的新经济形态，长期受到支持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学家们青睐。它是在2003年为中国业界接受并被引入的“舶来品”。

　　根据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北京市社科院赵弘研究员提出的发展“总部经济”6要素(高素质的人力和科研教育资源、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交通运输网络设施、便捷的信息获取以及良好的异地沟通信息通道、在基础性资源条件方面同周边地区形成较大的差异、良好高效的法律制度环境和多元文化氛围、围绕总部服务的专业化服务支撑体系)来看，在中国诸多大中城市中，只有北京和上海优势明显。

　　按理说，“总部经济”的效应应当在中国的三大经济圈(以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经济圈、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和以北京为首的环渤海经济圈)中展开，但经过10余年的区域新经济竞争，无论观念还是实践，珠三角经济圈因为产业换代而辉煌难续，环渤海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则随着新兴产业的不断迁入而发展强劲。

　　美国《财富》杂志的调查显示，全球4万多家跨国公司中，92%以上的企业将考虑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其中首选上海和北京的比例合计高达45%。

　　观察跨国公司已在华设立的区域性总部的位置可以发现如下规律：对政策依赖度较大的IT、通讯类企业选择北京作为总部依托；而对市场依赖程度大的制造、金融和商业等传统产业的企业更青睐上海。

　　跨国公司的分布属性几乎可以用楚河汉界形容。但在2004年后，随着一些IT、通讯类企业全球战略向上海转移，楚汉之界变得模糊起来，两座城市拥有的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的数量呈现出换位之势。继北京之后，上海开始确立中国新的“总部之都”形象。

　　据相关资料显示，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北京和上海拥有的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的数量都不多，北京略占上风。在上海成功举办2001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以及取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承办权后，跨国公司开始全面重视它的全球经济地位。因此，北京和上海随后的发展情形出现变化：2003年，上海跨国公司区域总部数量全面超越北京。该年，北京的相关数字是24，上海是41；次年，前者逼近30，后者超过86；2005年，根据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统计，截止6月底，经上海市政府认定的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累计已达104家，其中包括33家“全球500强”。

　　第一章 指令从上海发出

　　2005年9月的一天，上海闵行紫竹科学园。

　　苏姗(Susan)从沙发上站起来，端着咖啡踱步来到落地玻璃窗边，凝望马路对面成片的草坪。“除了气候稍有不同，我感觉不到这里和美国有什么区别。漂亮的建筑、碧绿的草地、熟悉的公司氛围、可口的甜品，甚至连咖啡的味道都差不多……嗯，我想我会习惯并喜欢上海的。”苏姗说。半个月前才从美国调来的她暂时不肯透露职位，她认为自己近期可能会有升迁。

　　苏姗一直效力于英特尔全球渠道平台事业部(以下简称CPG)，她喜欢当前工作带来的挑战，因此她愿意随着CPG一并来到上海。当然，苏姗没有意识到自己工作调动背后的影响带给上海的宏大意义。

　　此前的8月1日，英特尔将CPG全球总部落户上海。这是英特尔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五大主要业务部门之一的全球总部设在美国以外地区。

　　英特尔的最新举措，不仅对这家全球最大的芯片巨头来说是一件大事，对新近提出“从工商业城市向经济中心城市转型”的上海也是添分不少。业界有人笑言北京是用羡慕又嫉妒的目光注视着上海的变化。

　　更让上海高兴的是，类似于英特尔将总部定址上海的行为已渐变成一股潮流。

　　10月11日，午后的上海阳光灿烂，在西藏中路168号的都市总部大厦3楼，全球第4大PC厂商宏碁在这里启动了中国区新总部的落成仪式。

　　从宏碁新总部的玻璃窗向右望，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白色大楼格外醒目。这里是上海的正中心。

　　对新总部地理位置上的重大调整，宏碁中国区总经理赖泰岳踌躇满志。新总部将涵盖公司在内地的信息、运筹、财务和物流平台的整合，这是赖泰岳团队重整旗鼓的开始，也是这家台湾PC制造商重振大陆业务计划的重要一环。

　　从天子脚下到黄浦江畔的迁徙，宏碁总部迁移承载着太多的意义。台湾人对“出走”北京的原因大都三缄其口，只有赖泰岳淡然表示：合作伙伴已全部汇集至上海周边，新总部将有助于加深双方的合作。

　　业界相信赖泰岳只提及了事实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上海经济全球竞争力的提升有助宏碁实现全球战略。

　　无独有偶，宏碁搬家前的8月15日，美国电信业鼻祖AT&T公司已将其大中华区总部从香港搬到上海。AT&T在2002年开始在中国营运，当时也是选址在上海浦东。

　　作为不同领域的世界级厂商，英特尔、宏碁和AT&T只是近期众多跨国公司中举动较大的3家，很多老牌跨国公司则是在此前实现了战略转移。2004年，IBM先后将零售商店解决方案部亚太总部、系统与科技部(STG)亚太区总部从东京搬到上海。同年4月，戴尔也将其全球采购中心搬到上海长宁多媒体园。

　　不仅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选择了上海，后发国家的高科技公司也越来越青睐这里。印度软件公司就如过江之鲫涌到上海：从2002年的萨蒂扬(Satyam)和印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进入上海，2004年Infosys进入上海，到2005年威普罗(Wipro)落户浦东软件园，印度的“四大软件巨头”已经全部在此“落地生根”。

　　类似的迁移还在继续。最新搬家到上海的公司是美国康宁公司。今年10月28日，这家全球光纤网络巨头的大中华区总部落户上海浦东，这里还将是其亚洲财务中心的所在地。

　　面对这种现象的群聚发生，上海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俞秀宝教授就认为，从2002年开始，跨国公司把中国区乃至亚太区总部转移到上海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今后上海在“总部经济”方面的优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在现实中，上海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的思路正在继续。上海市长韩正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继续把跨国公司作为吸引外资的重点，使上海成为跨国公司生产制造基地、地区总部、研发机构和采购中心的集聚地之一”。

　　第二章 “东方巴黎”必然要复兴

　　在距离金茂大厦不到50米远的建筑工地上，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主体建筑已露出地面6层。这座投资10亿美元、101层、高492米的中国未来第一高楼将于2007年竣工，它比金茂大厦高出72米，将成为上海的新地标。

　　摩天大厦的高度是城市的名片，它折射出的不仅是经济实力，更是一个城市的繁荣指数。

　　历史沉淀后的文化认同

　　历史沉淀了上海在经济发展中优势。和其他内地城市相比，上海的城市文化在外国人眼中更具亲近感。

　　在解放前，上海就因各色人种云集而被西方冒险家称作“东方巴黎”。对上海文化历史沿革深有研究的俞秀宝教授说：“跨国公司在总部选址上愿意选择城市文化与企业文化冲突最小的城市，而上海的‘海派文化’中蕴藏有浓厚的西方色彩，两者间的历史渊源对跨国公司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从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逐渐替代广州成为中国贸易中心，外国商品和资本大量涌入，传教士麦都思在这里创办的“墨海书馆印所”也成为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企业。

　　早在19世纪末，外滩就已经成为外资银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1854年，上海的洋行数量达到鼎盛，多达120家，冠居亚洲城市之首。到1936年，经历多年战乱后的上海还拥有外国银行29家。正因为很多外国银行与上海的历史渊源，在重返中国时再度选择了上海。

　　英国汇丰银行就是典型一例。该银行于1865年在上海设立了分行，1950年撤离上海后一直认为自己从未间断在内地的服务，在2000年重回中国时，它又将“中国总代表处”设在了上海。

　　文化具有传承性，“海派文化”中重商意识也历经数代传承下来。有调查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尤其注重工作生活环境的舒适性，上海的城市文化很好地契合了他们的心理诉求。这是一种文化间的交流和依依不舍。对很多跨国企业来说，把总部设立在上海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种“回归”。

　　除了外滩，在上海的外国人还喜欢在“新天地”的酒吧里扎堆。“在上海能够找到与美国几乎一模一样的酒吧，甚至能够听到最原汁原味的蓝调布鲁斯(美国黑人音乐的一种形式)，这种感觉是特别的。”詹姆士是一家美国半导体设备公司的工程师，他和同事都很喜欢上海，他们认为上海的国际化程度很高。

　　长期从事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周伟林，曾经与上海、北京、硅谷和台湾新竹的同行们合作，对这四个城市进行过比较研究。他给出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职业精英们选择居住城市时，文化认同发挥的作用超乎想象。而跨国公司管理层中的台湾人、香港人、甚至是新加坡人，他们中有不少人对上海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当地人。

　　不为人知的事实是，上海对“海派文化”的回归着实费了一番心思，他们除了着力整顿本地市民文化，以期建立最好的回归环境，还在城市文化的宣传上，使国际人士产生强烈的文化归属感。

　　10年前的上海，给人最深的印象是满大街的“万国旗”(上海老住房空间局促，且空气潮湿，很多家庭把晾衣架都伸出窗外，挂在上面花花绿绿的各式衣服被客居者形容为“万国旗”)，这严重有损国际大都市形象。为此，上海市政府专门出台了《上海市市容环卫管理条例》，不仅下大力气整治了“万国旗”现象，还对上海市民生活中的其他陋习(早晨公开场合拎马桶、穿睡衣逛马路、让宠物随地大小便)一并进行纠正，彻底改变了市容市貌。

　　城市文化的细节部分得到改进，在上海工作和学习的外国人渐渐发现这座城市变美了，“软环境”得到了提升。在今天浦东陆家嘴附近的“滨江苑”国际社区里，外国人争当居民委员会委员的情形已不再新鲜。

　　经济环境大魅力

　　商业、贸易的发达，市场的成熟促使企业做出一次次战略调整。

　　从最早的外资企业进入上海算起，跨国公司区域总部此次向这里大规模转移，称得上是外资进入上海的第3次浪潮，其中IT领域的投资表现最为明显。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常务副主任姜奇平指出，首先是游戏平台的全面转移，接着是电子商务向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转移。

　　“上海在信息化应用方面的确可圈可点。IT的应用将是未来IT产业新的发展方向，上海及其周边在这方面的优势已越来越明显，跨国公司总部的迁徙与信息化应用向上海的转移有联动效应。”姜奇平说。

　　浦东张江的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园是中国惟一、亚太领先的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现已聚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联、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交通银行、平安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数据处理中心和信用卡中心，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和后台服务。

　　成熟的信息化市场只是上海大市场的一个侧面，华东作为国内最成熟的全方位大市场，它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才最为巨大。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同样是全球重量级消费电子企业群聚之地，包括飞利浦、先锋、索尼、日立和佳能等消费电子大厂均将在华的运营中心或区域总部设在上海。华东市场巨大的消费潜力、良好的配套和投/融资环境，促使消费电子巨头逐步将该市场确立为战略经营的首要位置。

　　自2002年起，作为国内惟一成为国际六大城市带的城市圈，长三角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国际都市圈雏形的经济群落。上海作为其中的核心，吸引着愈来愈多的企业纷至沓来。

　　这样的情形符合上海社科院跨国经营研究中心主任谢康教授的观点，他认为与制造业联系紧密的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的选址通常会受到空间限制，它们会将总部，或者具有部分总部职能的重要部门，诸如采购、资金结算、管理运营等逐步向制造基地和重要市场靠近。宏碁将新总部放在上海，与制造领域的跨国公司的选址原则相一致：看中内地的成熟市场。

　　有利必有弊。在上海成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投资的首选之地的同时，自2002年起，上海市的商务成本逐年攀高，表现突出的是写字楼价格严重偏高，人力资源成本也在水涨船高。有人担心这会对上海的外向型经济造成冲击。

　　然而，跨国公司有一套成熟的考察机制，总部选址是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的结果，商务成本只是其中一点，上下游产业链、市场成熟度、金融环境、物流成本等也是重要因素。

　　商务部2005年2月发布的《2005~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产业投资趋势调研报告》，证明了商务成本增加会对上海经济造成损害的担忧有些多余。该报告指出，未来几年，长三角以47%的绝对优势成为外资首选，环渤海经济圈仅为22%。

　　商务成本的提升没有影响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的进驻热情。

　　四大中心的合力作用

　　上海的优势在国内绝无仅有，它的经济实力在内地城市中也是无与伦比。在前几年评出的中国企业500强中，上海约有45家左右。

　　与北京带“中国”字头的公司不一样，上海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企业，这证明它在中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分量。

　　综合而言，上海的成功是国家对它定位的成功。上海的城市功能非常清晰，就是要成为是全国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从而带动长三角地区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这是吸引跨国公司区域总部进驻的最大优势。

　　自1990年代以来，中央三代领导人对上海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1990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巡上海后就曾指出，“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加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2004年7月，胡锦涛在上海视察时，强调要继续推进上海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建设。

　　在专家看来，四大中心的合力作用极大推动了上海新经济形态的发展。历数上海四大中心的建设发展，国家给予极大的政策倾斜：1990年，邓小平做出了“浦东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上海经济开始起飞。此后，上海在国内先后建立了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黄金交易所等3大金融市场。外资银行数量也在北京之上。2005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正式成立，2005年11月，跨国公司外汇资金管理方式改革“9项措施”在上海浦东新区率先施行。

　　一系列举措代表了国家有意将上海建设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谢康指出，跨国机构到底把中心放在哪里要视金融机构的聚集程度而定，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会有更多的跨国公司区域总部进驻。

　　据了解，上海市目前主要的做法是以吸引跨国公司研发、采购和运营中心入沪为主，然后再逐步寻求其完善总部其他职能。

　　张江集团有限公司是负责张江高科技园区招商引资的主要机构，该公司副总经理朱守淳对本刊记者指出：“随着上海航运中心的建立，会给跨国公司的采购带来巨大吸引力。戴尔的全球采购、IBM的亚太区采购放在上海就是例子。跨国公司区域总部，仅有行政管理职能，就相当于只有几个决策人物。只有拥有物流、营运、订单结算职能，这样的地区总部才能对当地经济产生巨大推力。”

　　贸易、航运与金融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三位一体。上海港是中国第一大港和世界第二大港，浦东新机场和虹桥老机场的相互协调，令上海成为中国最繁忙的三大航空枢纽之一，而地面上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又把周边经济发达省市融合一体。

　　上海没有满足于此，它正积极地利用周边地区的地理优势打造太平洋西岸的“大上海”。

　　根据上海市政府规划，“大上海”有四条经济半径带：半小时车程辐射区、1小时车程辐射区、2小时车程辐射区和4小时车程辐射区。所谓半小时车程辐射圈，就是以上海的人民广场为中心，辐射到上海各区的每个角落，上海市区之间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交通网络的布局都以此为依据；1小时车程辐射圈已经到了周边的苏州、嘉兴等地区；2小时车程辐射到南通、常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地；4小时交通圈已经包括了南京。

　　上海的规划积极把周边省市囊括进来，而上海的“领头羊”地位也让这些省市甘愿纳入上海经济圈。10多年来，上海协同周遭省市围绕着长三角区域概念来做城市规划，结果使得江浙一带的物流、人才流、资讯流，都来与上海进行相应的对接。

　　“如果在建的大小洋山港开通后，它对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带来的影响是惊人的。它不仅能够带动整个物流运输，对于贸易和金融的影响也十分巨大，还能够促进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更高效地参与到全球资源配置中去。”周伟林说，“这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将跨国采购中心放在上海，尤其是长三角发达的制造业，更占尽地利优势。”

　　今年5月，12家外资航运巨头总部落户上海黄浦区，这不仅能带动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于长三角一带的产业格局有深远影响。值得玩味的是，正是12家外资航运巨头中的10家企业在国内某调查公司的调查报告中集体投了上海的赞成票，表示愿意将通往韩国釜山的航线改道洋山港，这才最终使中央确定将大小洋山港(本属于浙江舟山群岛)划归上海版图，促成了上海在港口优势上的绝对地位。国家的最终决策也能看出中央政府对于打造上海国际地位的决心。

　　完善的新兴技术产业链

　　上海卓有成效的大力打造，使得长三角形成了中国最完善的多系列、多功能的现代化产业链。当然，这与该区域内各城市间的成功协调配合分不开。

　　一个最典型的事例是，大部分台湾的PC代工厂商在转战内地时，选择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此为了降低劳动力、生产成本，台湾其他PC代工厂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逐渐将产能向长三角的中小城市转移，这促使长三角日渐成为重要的IT制造基地。

　　2005年9月，大众电脑宣布关闭最后一家台湾装配工厂，台湾的笔记本生产线已全线转移至内地。自此，长三角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制造基地，全球近七成的笔记本电脑在这里生产。东芝、三星等跨国巨头也在此前做出战略调整，东芝将海外笔记本生产基地从菲律宾迁到杭州，三星把苏州作为其惟一的笔记本生产基地。长三角的产业地位和生产效率对于全球而言，可谓举足轻重。

　　长三角地区还是国内重要的液晶生产基地和芯片制造基地。以苏州、南京为主已经成为全球液晶后工序模块的重要生产基地和配套产业聚集区，多以世界级的日、韩、台资企业为主，形成了规模庞大而完整的液晶中下游产业链。在上海政府的极力推动下，上广电斥巨资建成了国内液晶5代线。江苏昆山的5代液晶屏生产线也已破土动工。这条台资背景的液晶生产线一旦建成，将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地区液晶上下游产业链的完善，形成液晶产业群聚效应。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同时也是芯片制造业基地，这里聚集了全球顶尖的芯片代工企业，其中包括中芯国际、台积电和具有台联电背景的和舰科技。在上海的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就集中了国内1/5的芯片设计企业和中芯国际、华虹、宏力等主要芯片制造企业。IBM亚太区副总裁陈良忠曾经这样形容上海：“黄浦江畔是中国半导体技术的前沿，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聚集了半导体产业从设计、生产、甚至服务的众多企业。整个产业群的蓬勃发展，将是中国整个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源泉。”

　　“IT类跨国公司转战上海，将有可能带来整个产业的群聚效应。就像当年IT、通讯类跨国公司一股脑选择北京一样，IT企业总部也有可能会形成向上海转移的趋势。“谢康说。

　　产业链的完善不仅在于产业链自身，它还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有专家告诉本刊记者，上海周边拥有江浙这样经济发达的省份，制造能力强，产业链完整，企业群密集，特别是长三角各地产业结构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很多制造业类的跨国公司将总部选在上海正是看中这点。

　　第三章 北京不必害怕

　　政策资讯的快捷、良好的人才培养储备、雄厚的科研基础，让北京在一段时间内独享“总部之都”的荣光。然而，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商业服务体系、厚重的历史积淀，以及其日益明显的国际化色彩，使上海在发展“总部经济”的优势有如金茂大厦般昂然确立。有业内人士戏言：“如果把二者优势叠加，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总部选择地。”

　　戏言终归是戏言，一南一北的差距让北京与上海无法走到一起，国家对两个城市的定位也让它们合作的可能性不大。上海的异军突起，北京感受到了后来者咄咄逼人的威胁，但北京不必为此担心。

　　北京的优势

　　北京，占尽了中国首都的优势。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工行、农行、中行和建行无一例外驻守于此，中国电信、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带中国字头的“巨无霸”企业的总部也全部将此作为盘踞之地。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料显示，北京的航空和铁路客货流量位居全国第一，经济规模为全国第二、三名。北京就像含着金匙长大的孩子，禀赋先天之优。

　　凭借长期资源的积累，北京一度成为跨国公司最早驻扎的大本营。2005年，包括惠普、IBM、英特尔等跨国公司先后以各种方式庆祝他们进入中国20周年。他们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回顾过去，北京的确曾让他们着迷。

　　改革开放初期，跨国公司做出的决定与国门开放程度有相当大的关系，他们搞不清楚中方的政策方向，进入中国市场受到诸多制约，一些大的跨国公司甚至需要中央政府批准。

　　谈起往事，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陈奇伟至今记忆犹新。“当年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可谓曲折困难。光是建立工厂的批文也要层层审批，甚至至少要两个副总经理批过才可以。”1978年，作为第一批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可口可乐在国内的第一个合资项目的获批耗时3年之久。

　　可口可乐的经验对于80年代中后期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同样受用。中国当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经济政策的宏观决策和调控部门都在北京，进口设备的采购完全由原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一手包办。对于跨国公司而言，谁先获取政府采购商机谁就可能拿到订单。从纯商业竞争角度来看，为了维护与政府的关系，跨国公司必须把总部设在北京。

　　20年间，随着先期来华的跨国公司国内业务的增多，总部规模也日益壮大，根基也愈加牢固。1999年，北京率先推出《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总部的通知》，意在推动跨国公司的进一步投资。这个优惠政策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2000年前后，大批通讯、IT、新经济行业跨国公司总部在北京的安营扎寨，成就了北京盛极一时的繁荣景象。朗讯、摩托罗拉、诺基亚、北电网络、爱立信、日立、西门子、三星等跨国巨头的加盟，给北京“总部之都”增添了新的光环。这些跨国公司几乎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进驻北京，而今业已完成从办事处到总部的“升级”。这些企业无论在企业规模还是行业地位上的优势都十分明显。这也造就了北京“总部经济”的一大特色。

　　时间给予北京发展“总部经济”无与伦比的优势。即便是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也难以与之企及。

　　从1980年代到1991年大规模开发浦东之前的10年间，上海几乎完全处于劣势。当时国家财力微薄，上海的影响自然不强，区域经济优势不够明显，对外辐射能力弱。早期的上海和北京相比毫无竞争力可言。

　　独特优势弱化

　　除了首都形象，北京在人才、技术研发方面的独特优势也是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入京的重要原因。而事实上，在国家对北京的定位中，它不再具有强烈的经济色彩。依据中央规划，北京就是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中心。在城市功能定位上，它与上海并不冲突。因此，北京完全可以坦然接受上海的崛起。

　　北京是全国脑力资源最为密集的城市，坐落于此的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国内一流“脑库”每年都向北京不断输送各类顶尖人才。联想、方正等国内IT企业的集聚，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落户，促使北京成为人才“集散地”。人才优势成为北京吸引跨国企业投资的核心竞争力。但现在，随着新经济的出现，人才的流动性让北京优势不再明显。

　　高素质的职业人才注重生活舒适性，他们的发展视乎企业和产业的走向。而长三角IT产业带的形成，地理环境的优越，以及环渤海经济圈中大连、青岛和天津等港口城市软件产业的发展，都对北京的人才形成极大的分流效应。同时，跨国巨头中国战略的转移，也影响了人才的流向。在宏碁总部的搬迁过程中，绝大多数员工就随总部一起从北京来到上海。

　　此外，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发机构主要以产品研发为主，尤其是与IT制造业相关的跨国公司，正全面实行由本地化生产转向本地化技术开发和生产相结合的战略转型。所以，在研发中心的选址上，会考虑在接近制造基地的区域落户。尽管北京有较强科研能力，但周边地区缺乏长三角一带完备的产业链即是其不足。

　　据上海社科院的报告显示，2004年，跨国公司仅在上海浦东建立的研发和技术中心已达80多家，而这个数字在2005年还在不断刷新。2005年10月12日，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商思科公司在上海正式启用其“中国研发中心”。同年，飞利浦宣布投资4000万欧元在上海设立全球研发中心。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在总部选址上，经历了从惟一选择到多项选择的变化，以往北京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也成为众多城市的共同优点。

　　一方面，北京的优点在弱化；另一方面，北京的短处开始显露。这主要表现为，北京不具有类似上海的区域辐射效应。

　　首先环渤海经济圈难有长三角地区协调的产业定位，区域经济难以形成规模优势。北京与天津的关系始终不清不楚。在近几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有代表提出北京与天津强强合作的提案，其中包括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与天津机场的互补，以及北京充分利用天津港的专项合作，以此加快北京外向型物流建设。但由于两个城市均为国家直辖市，谈起合作来总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

　　此外，在地理距离上，除了与天津的距离相对较近，北京与该区域内的青岛、大连等其他经济发达城市的距离较远，这给北京低端产业的转移带来麻烦，而这些城市的港口优势则不能便利高效地为北京所用，进而造成北京无法实现对环渤海经济圈绝对性的引领作用。

　　更重要的是，北京日益拥堵的市内交通、长期不见好转的气候环境，以及严重缺水等自然条件，都严重抵消了这座城市具备的优势。因此，有专家预言，除去上海，环渤海经济圈的后起之秀甚至会替代北京，成为新的“首位”城市。

　　北京需要解决的矛盾

　　2002年9月30日，当阿尔卡特亚太地区高级执行副总裁卫锦盛，从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良宇手中接过驻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001号”证书时，北京市颁布《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若干规定的通知》已经过去了整整3年。这一年，上海颁布了《上海市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正式确立“总部经济”战略。尽管北京开展“总部经济”的措施早于上海，但上海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金融重镇，城市综合实力已今非昔比。在后来的“总部之都”竞争中，上海呈现追赶之势。相形之下，北京显得后劲不足。

　　周伟林说：“一个城市的职能不可能那么齐全，北京发展‘总部经济’，在基础设施、投资环境方面处于劣势。由于北京缺乏金融市场的优势，也缺乏长三角产业带的群聚效应，更没有上海港这样的大港口，在贸易航运方面北京远不及上海，难以形成产业的辐射效应。”

　　北京发展“总部经济”有诸多不足，但首都地位还是让这座城市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北京，企业与政府高层沟通更加便利，政经信息传播的快捷，北京成为大多数通讯、IT类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首选之地。

　　优势同时也会产生一种弊端。“北京的行政优势像一把双刃剑，它是国内任何城市所不具备的优势，但它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的发育。”朱守淳说。

　　北京政府显然意识到这个问题，2004年，北京市借新出台的《行政许可法》简化了大批行政审批手续，意在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然而，2005年2月，中国社科院会同南开、清华、北大等著名高校和地方科研院所的近百名专家联合完成了《2005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3》。在这份报告中，北京在文化竞争力和制度竞争力方面的排名分别是21和43。这项调查的主要负责人中国社科院的倪鹏飞教授对此这样评价，“北京传统的思想阻碍了竞争，‘官本位’的传统思想强烈。重商意识和创业精神不足。经济体制不够灵活，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政府职能转变得不够彻底，社会环境也不够宽松，民营经济也不够发达。”

　　有着十几个城市和区域战略策划经历的王志纲曾经在很多场合提出“城市经营”概念，他认为城市作为一种资产，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经营思路、整合平台和操作手段。城市要符合自身的个性，在市场的检验中确定自己发展的坐标。北京作为中国发展“总部经济”最早的城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更有效地巩固和利用其先天优势，值得思考。

　　第四章 竞争促发展

　　“按照城市经济学的原理，什么样的企业选择什么样的城市。正如跨国公司500强更多会选择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更多的跨国公司会考虑商务成本等综合因素，选择相应的城市。”周伟林告诉本刊记者。

　　有不少专家指出，环渤海经济圈的天津、大连和青岛，长三角一带的苏州、杭州、宁波很可能成为跨国公司总部入驻的新一轮热点。而在国内包括中国社科院在内的各类城市竞争力调查中，这些城市都是一路高歌猛进，成为发展总部经济的新生力量。“无论在交通、生活环境还是商务成本上，后起之秀的优势更加明显。”北京水木经伦管理顾问公司首席咨询师秦合舫说。

　　2005年5月，IBM的新全球服务中心落户大连，2005年11月，朗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和IMS项目研发中心在青岛成立，青岛朗讯成为朗讯在全球最大的分支机构。

　　当然，对北京和上海最能形成威胁的国内城市还是香港。香港地处亚太区中央，坐拥亚洲和中国内地这块天然腹地，利用自由港优势，税收政策极具吸引力。由于香港与上海在城市定位上相似，使二者在发展总部经济上也成为一对竞争者。香港在金融、贸易、航运方面的优势为目前的上海难以企及。同时，香港为弥补制造业缺陷，开始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尤其是去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CEPA)的签署，将珠三角区域拓宽到了九省和港澳两大特别行政区，这对香港吸引跨国公司总部有非凡意义。

　　资本是理性的，国内“总部经济”的竞争会由两极化趋向多元化。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在发展这种经济形态上，都会有新的竞争。不过，竞争并不是坏事。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指出，一个国家内部，已经从单体竞争上升为群体竞争。这是经济规律的使然。无论京沪争夺战多么激烈，都将整体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总部争夺战没有输家。同时，谢康教授认为，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迁徙是具有周期性的。正如2002年前后，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从新加坡、东京向上海和北京迁移。未来，跨国公司总部在中国城市间的迁徙，也符合资本的逻辑。

　　不仅如此，新加坡、东京这些国际化大都市，同样是上海、北京发展吸引跨国公司总部进驻的有力争夺者，无论在国际化程度、配套设施方面，这些城市的优势都十分明显。新加坡政府的高效行政和廉洁形象举世称道，这为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入驻，发展“总部经济”提供了优质的制度软环境基础。到目前为止，新加坡有多达6000家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入驻。

　　专家们认为，中国已进入后WTO时代，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化竞争、合作中。与一些老牌的国际化都市同场竞技，在努力发展自身的同时，向对手寻求借鉴也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