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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近日，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被美国布什总统提名为新的财政部长候选人，准备接替斯诺的工作。60岁的鲍尔森是华尔街最有势力的人之一，去年年薪高达3800万美元(而美国财政部长的年收入为17.57万美元)。他的道德口碑出众，私生活无可挑剔，他也是著名的环保主义者(曾经鼓动高盛公司为智利的自然物种保护捐助，受到
了其他高盛股东的攻击)，反对美国布什抛弃《京都议定书》的行为。他热衷于发展高盛在中国的业务，过去15年内他去中国不下70次。
根据历史表现，出身于华尔街的人士成为美国财政部长，都有一种理性温和的风格：既强调经济自由，同时又注重金融平衡，至少不用倒向一种极端和激进的派别。
6月1日，鲍尔森在接受德国《明镜》杂志的专访时，就隐约谈到了未来他所关注的重点。他首先并没有承认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是一个全局性的泡沫，而是部分地区比较明显。其次，他认为中国尽管给美国带来很多的贸易逆差，但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涌入美国，降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再次，他虽然看到了一些国家正在将外汇储备由美元变成欧元，例如俄罗斯，但是他还是相信美元具有一种巨大的货币权势。最后他认为，高居不下的油价是美国目前的心腹大患。由此，可以大致摸索出鲍尔森关注度的优先前后序列：解决高油价问题-平衡贸易赤字(包括出口和其他国家汇率调整)-储蓄率(提高美国储蓄率，并减缓美国人的疯狂消费)-房地产泡沫(赞成继续小幅加息)。
汇率问题可能是考验鲍尔森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汇率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涉及如何在强势美元和弱势美元之间的方法论判断，一个则是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以及如何面对那些叫嚷着对中国进行关税惩罚的智力有限的议员。
这可以从鲍尔森在高盛任职时的一些历史言论，大致推断出他的基本方法论。比如他经常谈到美元的疲软问题，来自于一个古老的命题：特里芬悖论。特里芬悖论的逻辑很简单：美国的GDP占世界的份额20%左右，但它却要给占全球GDP60%的其他经济体提供国际货币，帮助这些国家完成跨国贸易。它在做一件“它所不能承受之重”的事情。当其他经济体拥有美元储备，根据会计等式，美国肯定存在着收支逆差(美元即是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货币型债权)，长期逆差则会让美元疲软，而美元疲软则不利于国际货币币值稳定性的要求。特里芬悖论告诉世界：美元是一种分裂型的货币。
但是，特里芬悖论有一个奇特的变种形式，可以称之为“特里芬异形”。这个异形被前高盛员工、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长鲁宾发现了。鲁宾认为，如果美国经济足够强劲，并且有很好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回报，那么美国将吸引全世界的美元资本回归(包括投资美国国债)，即使回归的美元资本数量并不能抵消美国国内美元流出的数量，即形成所谓的资本项目的逆差。但是，只要回归的美元的利润率要低于美国人自己流出的美元利润率(因为美国人自己流出投资到国外的利率迟早是要回归的)，那么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看，美国的资本项目肯定是正的。而资本项目的正值将主宰美元的真实走向，美元是可以走强的，而经常项目的负值只不过是一个影响美元的从属性因素。从这一点看，“特里芬悖论”过度关注经常项目的逆差导致的负面影响的确是萎缩了它的解释力。
于是，解决美元目前的弱势问题，并不是一个姿态问题，也不是美国政府故意使用和操纵的一个阴谋。一个简单的例子，即使斯诺不停地说“强势美元有利于美国利益最大化”，美元还是阴跌不止。问题的关键是，美国的经济、就业情况，创新机会和财政赤字的控制率可能没有现在布什吹嘘得那么好。如果美国的经济不能带来稳定的创新利润，那就不可能带来稳定的资本回流信心。那么，传统的特里芬悖论就起作用了。
既然经常项目的逆差不是导致美元疲软的主导性因素，鲍尔森就不应该用“在美国流行的谬误”来逼迫人民币升值。实际上，鲍尔森过去一直在强调人民币汇率并非是解决美国贸易失衡的关键，高盛作为中行、平安保险等中国大型金融企业的上市承销商的经历，肯定有助于鲍尔森思考中国汇率改革和中国金融深水区改革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鲍尔森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要不断经受国内复杂经济问题挑战的国家。他对《明镜》的记者说，“中国还在转型的路上，国有企业问题，农业问题和银行问题都很突出，资本市场的市值只等于通用电气市值，它追赶上美国经济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而这是否意味着，鲍尔森正在暗示，美国议员应更加设身处地考虑中国问题，给中国汇改提供更多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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