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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梅新育
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John W. Snow)于5月30日宣布辞职，布什总统提名接替他的人选是高盛公司董事长亨利·鲍尔森(Henry M. Paulson)。看来，经过奥尼尔(Paul O'Neill)、斯诺接连两任财政部长提前去职的磕磕绊绊，布什总统终于认识到了“财政部-华尔街共同体”力量的强大。
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在当下有着辉煌的语境。但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金融业曾经多次声名狼藉而没有多少政治影响力。美国国父之一、第三任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经满怀厌恶地把金融家麇集的纽约称作“人类本性堕落的大阴沟”。19世纪30年代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曾立誓：“安德鲁·杰克逊在此，他要在银行这个野兽头上踏上一只脚，将它置于死地。”1930年代大危机后，金融业在美国更是名声扫地，以至于罗斯福1932年就任总统时宣称“货币兑换业者们已从我们的文明圣堂宝座上消失了”；美国政府当初反对国际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定址纽约，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美国公众认为这样做将使他们处于为富不仁的银行家和国际投资者统治之下。
但自从1961年肯尼迪总统为赢得财界支持而任命出生华尔街世家的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担任财政部长后，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人事交流“旋转门”越开越大：一方面，从鲁萨(Robert V. Roosa，肯尼迪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到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美国政府下野高官涉足华尔街者不乏其人，最近又传出副国务卿佐利克因为角逐斯诺继任者失利而意欲转入华尔街的消息；另一方面，从唐纳德·里甘(Donald Regan，第一届里根政府财政部长)到鲁宾(Robert Rubin)，步入仕途的华尔街人士数目显著增长，美国政府公职也成为许多财团头面人物公开追逐的目标，约翰·桑顿(John Thorton)离开高盛公司副总裁出任清华大学教授之后，在清华大学的第一堂课上就直言，自己的下一个目标是美国政府公职。与此同时，“财政部—华尔街共同体”一词变得热门。
如今，“财政部—华尔街共同体”的政治能量已经足以左右美国政府国内国际金融政策的走向。1992-1993年间，对冲基金出现大面积高额亏损，美国金融界和国会都有人要求当局加大监管力度；1994年民主党提案建议提高对冲基金经营透明度，对其实行大宗交易报告制度，但美国三大对冲基金管理者获悉后向共和党提供了巨额国会中期竞选经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战胜民主党，上述提案也就不了了之。近几年美国对冲基金迎来了罕见的爆炸式增长，目前美国对冲基金总数已达7000-9000家，管理资产总额约1万亿美元，占美国全部股票交易量的20%，其股东也从昔日的高净资产“成熟投资者”(sophisticated investors)日益向中小投资者群体扩展。但这样一个已在美国金融市场占有如此显赫份额、操作手法也极为激进的行业，却仍然游离于绝大多数监管之外，强化监管对冲基金的呼声虽高，有关立法进程却步履维艰。
直到今年5月16日,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就对冲基金问题召开的听证会上，来自联储、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代表们意见基调，仍然是直接监管可能削弱对冲基金这个高速增长行业中市场的约束力。流行于这一共同体的“华盛顿共识”力量之强大，哪怕是原来持有相反观点的人一旦登上有关职位，也不得不向之屈服；而美国财经官员的政治生命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与华尔街之间的沟通。在华尔街摸爬滚打数十年的罗伯特·鲁宾在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职位上游刃有余；原系美国铝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奥尼尔、原系CSX铁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斯诺则始终与华尔街沟通不良，不得不中途“辞职”，布什总统大概也由此增加了不少切身体会。
我们关心的是美国财政部长易人对汇率问题和亚洲出口产业的影响。今年我国出口强劲，而人民币/美元汇率的变动和美国的政策对我国出口实绩又有着重要的影响。传统上华尔街倾向强美元政策以支持资本流动，而制造业主张弱美元以促进出口，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但斯诺去职主要原因恐怕并非其国际金融政策，因此，鲍尔森接任财政部长，他对前任的国际金融政策是萧规曹随，还是大动干戈，我们仍需要时间去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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