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北大纵横高级专家合伙人陈江讲演(8)

　　但是，在中国的传统经济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定律，很多的企业都知道，断桥要慢慢地上，一步上断桥也没有什么意义。有一个国土资源部的人，每个人发300万去做投资，但是基本上都被淹死了。

　　大家教孩子在家里不许动、听话，这对于孩子来说，这是小孩从10岁以前听得最多的词。所以，小孩老是逆反为什么呢？因为小孩觉得你说的听话老是不对，你老叫他听话，不给他讲道理是不行的。我们中国的企业说西方企业多好啊，人家多民主啊。我决策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当然是拍板。谁有拍板权谁说了算，但是拍板之后你们大家听了吗？你的老板没有惩罚的举措你会听吗？有了惩罚举措你也不一定听，因为看这个惩罚是不是很强。

　　大家说西方是民主，所以很多人把西方民主列为是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在1982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批评绝对民主制》，现在很多的人仍然是绝对民主制的想法，认为应该很多人投票，少数服从多数。这样是不对的，任何的企业拍板之后只有一个决策权，但是民主的过程有，它实际说是信息沟通和传递的过程。比如说你跟你老婆说，你要买一个数码相机，老爷们儿买一个数码相机，肯定是败家货了，因为要配多少个镜头啊？老公说一遍不同意，就算了，如果说个两遍、三遍、四遍可能就同意了。我说的时候是肯定要买了，但是我要让她自愿同意，我说了有一、二十遍，最后同意了，我再买镜头她也不吭声了。

　　所以，在企业民主的过程中，大家可能没有习惯民主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制度。从中国的法律制度来说，大家认为这是一种中国人追求最好的心理，而且相信你的判断。在中国的法律资质里面是最好的法律判断，所以在中国的古装片里面都希望有一个青天大老爷，在中国的企业里面希望有一个好的老总，希望老总想出一个绝招，如果绝招好用就说这个老总好，如果老总的绝招不好用，就说老总是笨蛋。

　　但是，作为下面的人员不会想，我想出一个解决方案，而是老总怎么说我怎么做。你说得对我就听着，你说得不对我也不反对，但是我干活不那么卖力了。这是中国的文化带来的结果。所以，国内外的企业，我们80多家，我们问调研说你们企业到底为什么好？人家说我们的老总特别民主，什么事都听大家意见，所以决策比较科学。另外一家企业也是业绩比较好，说你们为什么业绩好？他说我们的老总很有魄力、很果断，什么事他一个人说得算，大家执行就可以了。业绩不好的企业问，为什么不好？他说我们的老总耳根子软，觉得这边好就往这边转，那边好往那边转，还有的老总独断专行，还有的老总是不跟下面交流，他下面的员工不会搜集信息。而民主企业的老总是听大家的话，下意识地大家有搜集信息的习惯。所以，两家失败的企业刚好是相反的，所以这是不同文化下的结果。

　　所以，从法律品质上来说，我们说都是结果真理，都是追求最好。所以，在中国的企业里面发现，最多的就是对预算的管理。中国的企业有一个观点，预算一旦制定的话，他一定会花完，因为是虚的。预算给你了，但是每花一笔钱还是得在老板那里签字，所以预算会花超。因为每件事要找个理由，因为这是很容易的。如果你告诉他预算就这么多，花到最后就没有了，花到最后很有效率。西方的公司控制已定的结果，不求最好的。

　　大概在1999年、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法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改，是什么呢？人不需要自认其罪，背后叫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话在很多的审讯室里面有，但是现在被拿掉了。坦白从宽表示什么呢？你被暴打一顿之后，你认罪了就是坦白从宽，但是如果你熬过去了可能就没有事了。所以，现在主要的办案方式就是刑讯逼供，但是有的是很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