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本：中国经济有一种后发制人的能量

　　2006年9月23日，国学传统与现代文明——第三届世界华人精英会深圳论坛在深圳观澜盛大举行。新浪财经独家进行网络图文直播，以下为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先生发言：

　　邱立本：首先澄清一下，我不是台湾来的，我是香港出生长大，但是大学在台湾念。

　　我今天觉得谈“国学传统与现代文明”是一个很棒的时机，我觉得现在中国终于出现新的巨大能力来探讨这个问题，现在是最好的时刻，当中国的国力在上升，中国的经济力在澎湃的时候，从殿堂到江湖，都有一种新的自豪感，一种自信心，来重新回归、追溯我们整个文化传统。大家都知道，今日整个中华文化传统是断裂的，我们面对一个文化的断层问题。中华文化在过去一多百年以来，用英文的说法，它是一直被鞭打的孩子(whipping boy)，在时代的焦虑感里面，在巨大的痛苦和屈辱里面，我们不断地拿传统文化来出气，来鞭打。这个孩子被穿上了不同的衣服，被画上不同的面孔，他的面容不断地被扭曲了。

　　今天我们终于有一种新的能力，有一种上升的经济力量，包括能够坐在平安大学这里，好好探讨我们的国学传统，填补过去百多年来传统的断层。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我们曾经用一个很简单化的马列观点来解释传统，甚至用“封建”二字来简单诠释传统。其实我们谈中华文化传统，首先要理清楚，国学传统，中华文化传统，并不等于儒家传统；国学传统不等于儒家传统。我们要对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做一个非常细致的研究，我们不要忘记有九流十家，我们在春秋战国时代是多么的多元化，能够有自由的选择，自由的竞争。但是曾几何时，儒家有很多精彩的论述被简单化了，并且不要忘记它往往是依附于权力。道统和政统之争中，道统往往被政统收编了。

　　南方人物周刊曾经选“公共知识分子”，我们不要忘记了美国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伊德(E.Said)谈公共知识分子，他说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能够在权力面前讲真话。我们不希望今天推动儒学之际，儒学、儒家变成现实政治权力的附属品，是替很多现实的权力来作意识形态论述而已。儒家不仅应该是殿堂的，也应该是江湖的，也应该是民间的，是能够代表民间真的声音。

　　我们在谈中华文化重新认识跟整理的过程时，必须要了解，我们要进入一个很全球化、国际化的局面，全球化是我们难以绕开、难以逃避的。当我们的资金、人才、技术，开始在全球自由流动，在融化过去所有疆界的时候，中华民族怎么样自我定位？我们是站在一个什么新的坐标里？

　　朱学勤教授提到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是否面对一个文化决定论的问题，是不是制度的选择、政策的选择被忽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反思，但也容许我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补充。我们不但要避免陷入文化决定论的窠臼，也要小心陷入制度决定论的窠臼。很多的国家选择了民主，选择了宪法，拥抱民主的市场经济，但是很多的结果是不成功的。比如说菲律宾拷贝了美国的宪法，美国的民主，但是整个政府的管治是失败的，经济是失败的。菲律宾的大学毕业生来到香港替香港的小学毕业生工作，当家庭佣人。

　　今天我们看泰国的政变，它有一个民主的制度，但是由于它的政治文化陷在一个军人干政的文化框架里面，所以一直没办法建构美国民主制度的制度化。

　　再看印度。西方的媒体里面描写印度时候，总说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这是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但是你愿意移民到加尔各答和新德里吗？中国人大部分希望移民到被视为专制独裁的新加坡，而不愿意移民到新德里，不愿意移民到马尼拉。这说明什么？就是说明不是看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而要看整个实践的结果，文化的操作是怎么样的。我们必须要对很多的制度面实践面做出研究。美国的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他基本上作出一个很重要的研究，从明朝万历十五年以来，几百年来，从1587年开始，其实中国都陷在一个很痛苦的历史漩涡里，我们在泛道德主义里不断地去追求整个社会的变化，但是我们缺乏数目字管理的能力。这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我们不能只谈泛道德主义，泛文化主义，我们要建立一个制度的建设，制度创新，但是制度创新也不仅仅是选择普世价值里面的宪法民主，我们还需要背后整个政治文化支撑，我们还需要法治，我们还需要用很高水平的国民素质成为整个政治文化的支撑点。中国人在2006年的时候，是站在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转弯的时刻，我们在官学和意识形态大撤退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新的货色拿出来呢？我们是否能够有后发制人的优势呢？

　　现在国际上研究中国经济都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察，中国经济是有一种后发制人的能量，中国很多的农民在偏远的农村，一生里面第一次打电话是打手机的，他已经跳过打固网电话的阶段。中国很多的农村里面第一次有电灯，电线是用光纤的，已经超越铜线阶段了。中国大陆，手机使用的方式，短信、互联网，很多使用方式都超过香港，香港人电话的短信是不发达的。当然也是很多的具体政策上，中国的短信才一毛钱一条，而香港人是一块钱一条，香港人是不会汉语拼音的，而中国大陆是小学生也会汉语拼音的，在输入法上占了优势。

　　因缘机会，或者是历史巧合，中国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很多的生活选择是有后发制人的特点。我们不禁要问，到底在制度的创新，制度的建设方面，我们有没有后发制人的可能呢？抑或只是一场春梦呢？

　　在我们谈现代化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潜台词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英美主流价值走。但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其他国家在实践市场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像资本主义在北欧的实践跟英美是不一样的，而日本，在处理整个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时候，也是另有一套的。日本甚至把很多儒家的传统结合市场经济，发展自己独特的管理方式，像丰田的管理方式、管治的技巧，很多的是来自一种重视和谐的关系。日本人的决策方式重视建立共识，不是用简单的西方的N+1大于N的这种简单的多数决定的方式，日本人的共识有很多的文化底蕴在里面。

　　我们的探讨不能简单限于文化和制度，其实在这两者之间有很多的学问，很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我们今天在平安大学里面，看到校园里有孔子和爱因斯坦的雕像。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还有其他的典范人物呢？有没有经济学家呢？有没有心理学家呢？有没有其他社会学大师在里面呢？我们是否应该有凯因斯？亚当斯密、弗洛伊德？因为整个全球化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或科学问题。人类的发展，近两百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知识，也有大量的新思维，而今天的中国人是不是也能继承这些文明遗产？

　　好几个月前我参加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的座谈会《文化中国与媒体》，杜教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文化中国在发展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在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有什么贡献？中国人说我们要对国家的命运作出承担的时候，我们对世界的文明是不是能够做出承担呢？对于传统，我们是不是能够有“创造性的转化”呢？

　　我觉得这方面需要进入一个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阶段，我们要重新回到春秋战国时代，寻找新的智慧，我们必须摆脱思想束缚。近百年以来，我们基本上有太多的简单的思考途径。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文化悲情，时代的焦虑感，升华到对知识的追求和对智慧的追求，然后把整个文化中国的最新愿景，转化为对整个全球文明命运的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