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干部到社会型官员

　　让所有的省级地方都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并且和中央的政治生态形成良性互动，也许这是省级政治生态的未来方向

　　◎文／本刊记者 孔志国

　　今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将迎来自己86岁的生日。作为执政党，她不仅推动着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同时也不懈追求着自身组织的制度化建设。种种迹象表明，一个完备的涵盖决策议事、组织人事安排、纪律约束等诸多方面的党内政治制度正在形成。2005年12月以来38位省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得到了密集调整，这或许正是我们审视这一制度的难得时机。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任剑涛教授。

　　特点鲜明的“五O方阵”

　　《法人》：自2005年12月以后，已经有总计22个省级地方的38位党政主要领导职位有调整，其中，已经有14个省级地方党委完成换届，新一轮大规模的省级地方一把手的调整和以往相比有何不同？

　　任剑涛：这次大规模的省级地方首长的调整，主要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50岁年龄段的干部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在省级首长队伍中形成了一种所谓的“五O方阵”。

　　其次，也是更为关键的，学历结构也发生变化，他们中很多人都拥有博士、硕士学位。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干部的知识结构上单纯追求高学历，而是在目前社会问题更为繁重的今天，地方领导在制订决策时必须要有相当的知识储备，才能够认识、分析相关问题，最后做出正确的决策。

　　再次，在他们的教育背景中，接受过专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训练的人占据了大多数。这和革命时期、建国初期过于强调革命资历的“革命官员”和在改革开放初期较为倚重的“技术官员”形成了较为鲜明对比，新一轮调整后的省级地方首长可以称之为“社会型官员”，他们可以借助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知识，对社会的复杂性有比较广泛的认知，对不同社会问题分别予以适当的把握，对问题的处理将不再依赖单纯的权力手段和单一的技术手段，而是综合各方面情势，通过人本的公共政策手段寻找解决之道。

　　我个人感觉，这次省级地方首长调整的最大特点，是更重视地方事务的解决，更多注重被选拔者的知识背景、领导能力、身体状况和对社会问题的妥善处理能力。

　　《法人》：在已调整的地方省级主要领导中，50年龄段的人约为60.5%，这一拨省级党政一把手和他们的前辈同事们相比，有何特点？

　　任剑涛：“五O方阵”在国家部委和省级地方主导国家具体事务和地方事务治理的局面会越来越明显。他们在此次地方省级首长调整中广为关注，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是属于“自然规律”，是代际交替：更年轻的人代替相对年长的人。且不说与曾经以战争年代的革命功勋为主的一代地方党政大员对事情的认识有很大不同，就是与早10年左右的40年代出生的一代党政大员相比，“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他们也已然缺少了很多对革命的单纯推崇和对革命对象的单纯仇恨情结，而代之以一种平和、理性的执政、处事方式。

　　良好政治生态有利于地方发展

　　《法人》：在新一轮省级主要领导人事调整中，既有熟悉理论的学者型官员，又有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实务精英，他们有什么不同？

　　任剑涛：那些从基层成长起来的要员们，称为“实务精英”非常恰当。但是，那些拥有高学历、有相当知识积累的官员，称为熟悉理论的高学历官员或许更确切。

　　当前大多数省长都是本地官员，基本上属于实务精英，常常立足于本地实际，是讲究“做法”的人；而几乎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是外调而来，他们对理论比较熟悉，属于有“想法”的人。这展现了现今省级党政主要官员搭配的一种基本思路：有省委书记的“想法”作牵引，省长的“做法”就不会过于拘囿当地情况；同样，有省长的“做法”为基奠，省委书记的“想法”将会很好的把对中央的大政方针贯彻理解落实于当时发展实际中，而不至于偏离现实。这样就实现了领导力和执行力的美好结合。

　　《法人》：我们在整理资料时发现，很多被调整官员有多年的党务部门工作背景，例如有的人曾经在组织部门任职，有的人曾经在团系统任职，还有的人是在宣传机构或者工会系统任职，这里头传递了怎样一种信息？

　　任剑涛：党务部门的定位更多是政治决断，属于决策机构，而实务部门的定位则是人力、物力、财力的调配和安排。前者的全局把握能力一般比较强，而后者对细节的考虑上则会比较周全。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地方信息的把握对整个国家来讲都非常重要。省级党政主要领导首先要对信息很敏感，但仅此还不够，还要从各种各样的信息中综合把握，既重视细节问题，又不以偏概全，理性、建设性、有技巧地处理一些突发性和存在争议的社会问题。有多年党务工作的人在这方面比较有优势。

　　《法人》：作为一名学者，多年对相关问题很关注，不知道您是否可以谈一下您对当前省级地方政治生态的认识？

　　任剑涛：应该看到，秦代以来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治理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省级政治生态也一直没有形成一种自我维护的传统。中国当前的省级地方生态正处于一个调整的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需要想办法提供和培植省级政治生态自我衍生、调节的氛围，作为省级首长，要正确对待制度和社会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促进本省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虽然不能说发展欠佳的地方和当地的政治生态不够好有必然的联系，因为还涉及到自然地理条件、发展基础等问题，但是，至少到目前，发展比较好的省级地方一般而言都有比较良好的政治生态，这种比较良好的政治生态已经成为当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的优势。让所有的省级地方都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并且和中央的政治生态形成良性互动，也许这是省级政治生态的未来方向。

　　“公权力公用”亟需制度保证

　　《法人》：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在小康社会的目标渐行渐近之际，和谐社会这一新的追求对省级主政者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任剑涛：建设和谐社会意味着，一方面，发展仍是硬道理，在当前国际竞争加剧的全球化背景下以及中国很多地方发展还远不够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还是要紧抓不懈，同时，要让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得益彰，法律、政策等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要及时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法人》：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改革开放的思路正在有所改变？

　　任剑涛：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并不是证明改革开放的路径不对。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问题。当前出现的问题，只是要求我们在继承原有的改革开放发展大方向的基础上，在细节上改善改革开放的不利影响，推动改革的发展。我反对那些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

　　《法人》：寻求更清明的政治生态一直是我们的一种期望。在新一轮调整中，省级纪委书记的垂直管理和省级党委设置的“一正二副”属于这样一种努力么，怎样评价这样一种努力？

　　任剑涛：纪委书记的垂直管理有利于减少权力的滥用以及腐败现象的发生， “一正二副”的设置则有利于规避党的常委会代替全委会、党的书记会代替常委会这种和民主集中制初衷不相符合的决策盲区。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内部安排，属于权力体系的内部权力分割。除此之外，由于国家、社会和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不同分工，还应该更广泛动员社会监督与既定的相关机制形成联动，互为补充。

　　《法人》：清明的政治生态还是要来自于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内部权力分割和外部权力制约是否就构成了一种保证?

　　任剑涛：纪委书记的垂直管理、 “一正二副”、更广泛的外部监督，如果被证明为有效都可能是这个制度的组成部分，这个制度还应该包括：在权力的设置和使用上一定要强调“公权力公用”这样一种色彩，强调书记权力的有限性，使委员会决策成为一种有效的、经常性的安排，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