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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省级官员集中换届
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地方领导换届已棋至中盘，到目前为止，共有14省区自上而下实现地方党委换届，2007年，其余17个省市区的换届也将全面展开。而省级官员的更迭无疑是此次换届行动中最受人瞩目的部分，中央由经济导向型到全面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执政思路的转变，在此次省级领导大规模换届中得到充分体现，而如果把人事更迭放在当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以及反腐倡廉这样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其意味就更显深远了
◎文／本刊记者 柯浪 孔志国
当经济发展遭遇社会矛盾，当宏观调控遭遇地方阻力，当民众利益遭遇垄断势力……种种迹象表明，飞速发展的中国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口。在一个缺乏市场化传统的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中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这种改革也打破了体制荫庇下的社会平衡。现在，这种失衡引发的负面效应，已经开始大规模显现。
当前，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收入分配等方面，都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问题和矛盾。而这些问题和矛盾不解决，或许会使改革开放的成果都付之东流。
但是，由于有太多既得利益纠缠其中，化解这些矛盾所需要的智慧和勇气，或许并不比改革开放稍逊。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中央的执政思路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从经济导向型转向了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改革发展的成果需要巩固，同时，维护社会稳定，重构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关系，化解各类矛盾和问题，也成为当务之急。
十七大即将召开，大规模的官员换届固然是题中应有之意，这与往常并无不同。但是，由于中央在执政思路上的变化，此次换届行动无疑将渗透这些新的执政思路。
集中换届
随着2006年12月16日孟建柱当选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地方领导干部大换血已棋至中盘。到目前为止，共有14个省区自下而上实现地方党委换届。这与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在年初表示的，地方党委换届2006年下半年完成14个省，2007年上半年完成17个省市区的部署毫无偏差。
自2005年12月以后，已经有总计22个省级地方的38位主要领导职位调整。有关专家在接受《法人》采访时指出，除换届调整外的省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28人，其他10人也均是在为数月后的换届作准备。换言之，我们可以认为，到目前为止，未来五年的省级地方的主要负责人超过60%已经确定。2007年3、4、5三个月，剩下的17个省级地方将会陆续进行换届，届时，内地31个省级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将会整体出现在世人面前。
2006年1月初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正式提出了集中换届的讲法，指出2006年、2007年我国将对省、市、县、乡四个层次的党委、政府分批进行换届。“生动地形容，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敲响了此次集中换届的锣鼓点。”中央党校教授、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对《法人》说。
一位组织系统人士向媒体表示，地方换届时间的敲定，中央是结合各种因素，通盘考虑的。根据现有情势，省份的安排总体体现了先易后难、先外围后中间的特点。
可以说，此次大规模地方领导换届是经过中央深思熟虑和精心布置的，而其中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对于对省级地方大员的调整。自古以来，作为封疆大吏的省级领导，在政治构架中的地位都非常重要，其大规模的更替，则往往意味着中央在执政思路上的调整。而如果把此次省级领导大规模换届放在当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以及反腐倡廉这样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其意味就更显深远了。
“五O方阵”初露峥嵘
如果不包括五名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省级地方一把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也不包括刚刚调任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省代省长的，1960年出生的原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在剩下的内地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中，不到60岁的占到了27位，正好达到50%(上海市市长韩正代理市委书记、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兼任省长)，因为去年和今年两年是地方党委、政府的“换届”年，预计这一数字还会继续上扬。由于这些人的年龄都处在50岁到59岁之间，因此可以说，省级地方党政主要领导队伍中的“五O方阵”已是建成规模。
在这些不到60岁的地方大员中，解放后出生的人又占到了绝大多数，即便是那些在1947年、1948年出生的人，因为时尚年幼，对战争的记忆也基本上没有直接的观感。对这些人而言，一方面他们没有经历过战火的考验，和经历过生死考验的革命一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面得益于生活在建国后的和平环境中，一般都受到了良好的正规教育，这也和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大多数依靠个人自学成才的革命一辈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过，两者的对比并不能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语言。
首先，“五O方阵”和他们的前辈们经历过共同的历史：建国初整个国家的欣欣向荣、以过于追求发展速度为标志的冒进年代的浮夸急躁、文革十年的荒唐无序以及改革开放后持续至今的“黄金时代”，他们都是这些历史的亲历者，因之也更可能有着相似或者相同的认知。有专家在接受《法人》采访时指出，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们由于都渴望祖国繁盛、民族复兴，可能具有一样的理想主义色彩。
其次，因为或者本身是当年中央、地方党政领导的孩子、或者曾经做过许多前辈中央、党政领导们的助手、下属、副手、同事，“五O方阵”虽然没有经历战火，但是不见得不清楚共和国的来之不易，虽然在建国伊始尚处幼年，在动乱年代还是少年或者刚刚成年，但是不见得不对共和国的艰苦创业和苦难经历缺少反思。“这一点和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尤其是出生的一代人形成巨大反差：听着CD，开着电脑，吃着西餐，开着小汽车，多少年轻人都认为战火、饥荒、动荡都已经是过眼云烟，今天安逸的一切都不过理所应当。”北京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这样对《法人》记者说。
再次，“五O方阵”的丰富经历使他们不仅懂得珍惜一切还懂得创造一切，不仅懂得脚踏实地还一直怀着对知识的“如饥似渴”，这也使得这些人在主政一方时将不仅立足当地、立足国内、立足共和国的成长，还会把视野放得更远、更宽，会积极地了解先进地区、借鉴国外的良好经验，把自己主政地方的发展放在中国复兴和全球化的格局中进行予夺。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指出，他们“有专业、有知识、有技术，对外界知识、时下的知识接触多。”
所以，确切地讲，“五O方阵”在新中国的政治交替中，必将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
经济能手
此次省级党政领导干部，很多都是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很多不发达省市级地方新任领导都有在发达地区或者中央经济部门任职的经历。
如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还有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宁西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在山东工作过，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调任陕西前一直在天津工作，吉林省委书记王珉、江西省代省长吴新雄、甘肃省代省长徐守盛曾任职江苏，江西省委书记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山西省长于幼军、贵州省代省长林树森等来自广东，重庆市委书记汪洋、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四川省委书记杜青林、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兼省长、安徽省省长王金山、吉林省代省长韩长斌则都有在中央经济部门供职的经历。
在2005年12月以后调整的省级38名领导中，除了3名是大专学历外，其余均拥有本科以上的教育背景，这其中多数人或者已经取得博士、硕士学位，或者获得高级经济师职称，或者具备其它学科研究生学历，例如，李源潮是清华大学法学博士，李克强是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于幼军是哲学博士，王珉是工学博士，袁纯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后，至少从已取得学位来看，他们算是这群地方大员中的“翘楚”了，这些人称为“学者型”官员并不为过。
这样的人事安排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要不给当地带来发达省区的经验、带来崭新的发展思路、打开被动的发展局面，要不就凝聚人心、发挥本地人的能动性把本地经济搞活或者是本地经济更上一层楼。
中山大学教授任剑涛对《法人》指出，在这些官员的教育背景中，接受过专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训练的人占据了大多数，这可能有更重要的符号性意义，表明省级首长作为一个整体完成了从“革命将领”到 “技术将员”再到“学者官员”的转型。这是因为“在目前社会问题更为繁重的今天，地方领导在制订决策时必须要有相当的知识储备，才能够认识、分析相关问题，最后做出正确的决策。”
寻求政令畅通
有评论指出，中央为眼下的中国把脉，这是一个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时代，是黄金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
当前，中央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如何化解矛盾，平衡各方利益。而十七大，将使“和谐社会”变成为执政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届时，中共的执政将正式开始从专注经济建设到注重社会全面均衡发展的大转型。
而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正是中央为此开出的一剂良方。然而，这一思路显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于这一问题的判断，中央和地方的思路并未完全统一，双方的利益存在分岔。
由于中共政府职能部门长久实行地方政府和上级部门“双重领导”，中央主管部门负责工作业务的“事权”，地方政府则掌管“人、财、物”。在此体制之下，地方政府经常动用上述权力，影响职能部门执法，损害中央政令的统一推行。
因此，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地方的投资冲动却难以抑制，中央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挑战，而由此导致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更是有悖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初衷。
这样的局面必须改变。此次地方官员的换届，正是承载了这一使命。
“新一轮的宏观调控正是这一次省级首长大规模换届一个特殊的背景。”中山大学任剑涛教授对《法人》表示。他认为，以前领导换届总会带来新一轮的投资热潮，但这次在宏观调控背景下的换届，会使新上任的和留任的省级主政者会有对新的投资冲动主动进行抑制的自觉。“所以我觉得此次省级大规模人事调整产生投资冲动的可能性不大。”任说。
而为了更好的达到政令畅通，中央在地方领导干部的选择上，也是煞费苦心。
这次省级党政主要领导调整，有过中央工作经历的人占了非常大的比重。白克明、李源潮、张庆黎、石宗源、张宝顺、汪洋、张春贤、刘奇葆、李克强、卫留成、杜青林、王金山、周强、袁纯清、韩长斌等人，都有过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中宣部、团中央或者国务院各部门或者中央直属企业任职的经历。
这样一方面可以有效防止给省级地方在做决策时过于注重地方利益而忽视全局的倾向，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央对省级地方动有又细致入微的把握，以在需要的时候给予支持和指导，同时，由于这些在中央工作的党政领导对中央的决策过程和意向有着亲历性的观察，可能更容易按照中央的要求不折不扣把各种决策付诸于实践，保证地方与中央始终保持步调一致。
任剑涛认为，“这种安排有利于中央大政方针和战略意图在各地的切实贯彻和执行。”
直指地方腐败
近年发生的一系列腐败大案中，省部级高官落马不在少数。这既可以说是中央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但同时也凸显了对省部级官员的监督难题。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往往能凭个人意志作出决策，实现“一言堂”；而纪委书记由地方任免的制度，决定了地方大员的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监督。
此次人事更替，亦对这些问题作出了精心设计。
为了打破纪委书记由地方党委提名而导致反腐不力的局面，中央正在直接掌握对省级纪委书记的提名权和任命权，确保中央对地方反腐的直接控制力，和地方省级纪委书记有责有权的局面。
截至2005年12月5日，15名调整的省级纪委书记中，有10名是上级委派或者对调，属于易地任职。其中，中纪委常委、北京市纪委书记马志鹏原任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书记，中纪委常委、上海市纪委书记沈德咏原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天津市纪委书记臧献甫原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重庆纪委书记徐敬业原任中央纪委驻商务部纪检组组长、商务部党组成员，均系中央委派。
这一方面无疑显示了中央打击贪污腐败和整肃党的纪律的决心，另一方面，无疑也将会党政领导机构的工作风气有所震慑和影响，可能会让地方一把手缺乏有效监督的局面得以打破，因为如此则以前发生过的省级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掣肘省纪委工作的个别现象也许将会被杜绝。
在省级地方党委换届中，一正二副成为一种“模式”。在截至2006年12月完成的16个省级地方党委的换届中，除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其他的基本上都是1名书记、2名副书记，这样将会加大常委们的参与力度，使以前个别地方发生的书记“一言堂”、书记办公会代替常委会议从而使常委会虚设的局面有所改善。
这说明，在新一届党政领导班子调整中，党内民主和党的工作纪律得到了强调，党内监督制度和党内民主机制可能会借机进一步完善。
“应该看到，纪委书记的垂直管理有利于减少权力的滥用、减少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省级党委‘一正二副’的设置则有利于对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的遏制，有利于规避党的常委会代替全委会、党的书记会代替常委会这种和民主集中制的初衷不相符合的决策盲区，也符合省级地方治理的实际需要。”任剑涛说。
但他同时也指出，这仅仅是一种内部安排，属于权力体系的内部权力分割，应该更广泛地动员社会监督与既定的相关机制形成联动，互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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