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IMF的命

　　一直帮助其成员国进行经济改革的IMF，到了改革自身的时候了。然而改革能否顺利推进

　　文/本刊记者 刘建辉

　　尽管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已有5年，米歇尔·康 德苏(Michel Camdessus)仍然非常关心IMF 的发展。看到他为之工作了13年的组织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10月25日康德苏在北京接受《经济》采访时说：“我很遗憾地看到IMF受到很多批评，很显然，IMF必须进行改革。”

　　作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望的金融专家，1987年康德苏卸下法国央行行长的担子出任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主席一直到2000年，期间两次连任。《华盛顿邮报》在康德苏决定提前退休时写道：“1987年以前有几个人知道IMF是干什么的？康德苏领导着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维护国际货币秩序的组织度过了一段异常艰难的时期。”

　　不知道是康德苏的幸运还是不幸，他在任期间正值这个经济全球化世界的多事之秋。1994年在墨西哥、1997年在东亚、1999年在巴西以及贯穿整个90年代在俄罗斯及东欧国家都发生了金融危机，在他领导下的IMF在这一时期本想充当救世主，却一不小心沦为人们不断指责的对象。

　　1994年，也就是在IMF将要迎来成立5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时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现在是到了问问IMF是否履行了自己的使命的时候了，他是否为成员国提供了在不破坏国家经济或者世界繁荣的前提下，改变国内金融体系失衡状况的机会？”这种要求IMF进行改革的声音在1998年之后以至今天已经变成了压倒性的声音。

　　“合法性”？

　　IMF的决策受到各国份额和在执行董事会中的席位的影响，而现在这两方面都过多地受到美国的控制。有人因此强烈质疑IMF决议的合法性，认为它的独立性受到了影响，越来越成为了少数几个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工具。2月21日， 中英两国财长在中英第四次财长会议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作为G20和G7的主席国，我们有义务重新审视IMF在监督世界经济方面的更加独立性的作用。”

　　对此，康德苏并不否认：“有些国家认为我们的决策机制不够民主，因此我们的政策建议的效果因为他们的抵制而大打折扣。”康德苏说，如果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干预中能得到邻近大国的更多的支持，那么效果会好得多。

　　IMF现任主席拉托(Rodrigo de Rato)与康德苏持有相似的观点。9月23日，在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举办的IMF改革研讨会上，拉托在演讲中说：“IMF说服成员国接受我们的分析和建议的能力不完全依赖于分析和建议本身的优劣，还要受到IMF的合法性的影响。而如果她不能体现一些在世界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影响的经济体的意见的话，IMF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这意味着IMF需要增加亚洲国家的投票权，并且保证充分反映最需要帮助的非洲国家的声音。康德苏曾经向IMF执行董事会提出过一些建议，他认为可以通过扩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份额、增加基本投票权、增加执行董事等方面来改革IMF。

　　但是康德苏的建议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反对。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蒂莫西·亚当斯(Timothy Adams)的话颇具反讽和攻击性：“增加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比重越来越大的经济体的份额？可以。美国的GDP是世界的29%，她在IMF内的份额却只有17%，美国也需要增加份额。我们反对任何想要削减美国份额的提议，但是可以考虑重新进行平衡。”亚当斯的意思很清楚：你们愿意怎么折腾都行，只要不损害美国的利益。

　　9月23日IMF改革研讨会上，拉托重申了对IMF决策机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对于亚当斯的反对，他解释说，份额的修改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并不是有人“赢”了，就一定要有人“输”，如果IMF的合法性得到更广泛的支持，那么所有成员国都会从中受益。

　　另一个世界银行？

　　关于IMF的使命是否需要修正也存在着广泛的争论。康德苏认为IMF除了应该继续当好世界货币体系的守护者之外，还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帮助贫困国家发展中去：“即使IMF不是一个发展机构，而是一个技术机构，它也应该把减贫当成自己最关注的问题。”

　　康德苏在接受《经济》专访时说，他从到IMF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定下了两个准则：一是IMF不仅以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为主要目标，还要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努力方向；二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是改变全世界穷人的宿命。

　　如此一来IMF不就成了另一个世界银行了？面对记者的提问，康德苏解释说，我们已经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世界银行了，不需要第二个了。IMF需要做的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发展中国家身上，帮助他们在尽快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避免潜在的金融风险。

　　康德苏的继任者拉托与康德绪在这个观点上保持了高度默契。拉托说：“我确实认为IMF需要更多地关注那些低收入国家，这可能会导致在另外一些领域里的投入减少，我会与世界银行的同事商议如何进行更好地分工。”

　　平心而论，不管IMF遭受了多少非议，至少康德苏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初衷值得我们尊敬，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康德苏一样的“救世思想”。在康德苏离任后不久，《华尔街日报》这样评论：“与其说IMF是一个信用组织，还不说是一个国际福利院，它从富裕国家拿了钱，然后把这些钱分给那些穷人。”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IIE)高级研究员Edwin M. Truman在9月23日的IMF改革研讨会上当着拉托的面说：“IMF不应该主要关注它的那些穷会员和减贫工作，不应该义无反顾地关心那一小撮脆弱的新兴经济国家的经济。相反，它的注意力应该放在整个全球经济上，重点解决那些能够影响全球经济的大问题。”

　　亚当斯对于IMF转移注意力也很生气。他在9月23日的演讲中说：“我是一个IMF的信仰者，但是现在IMF对于工业国家来说还有什么有实际意义的作用吗？”亚当斯认为，IMF已经偏离了方向，它应该回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缔造者们当初为它订下的目标上去——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对话还是对抗？

　　康德苏因为领导这样一个复杂的而又拥有巨大资源的国际组织而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认为他知识渊博，坚定而富有魄力，在“拯救比索”以及“拯救东亚”行动中功不可没。

　　也有人对他进行批评。在美国国会内，右翼人士批评康德苏是个来自法国的“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指责康德苏独断专行，指责IMF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危机的干预从长期来看实际上破坏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左翼人士则批评他是个冷酷的会计师，他们认为他不厌其烦地命令那些处境艰难的国家减少社会福利——比如减少对食品的价格补贴——是没有人道的行为。

　　对于外界的表扬和批评，康德苏说他听得多了，也不太在意了，他所关心的是IMF今后的发展。现在看来，在IMF内任何改革想要推进都很困难，康德苏认为IMF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下一步怎么走对于IMF来说很关键。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IIE)高级研究员Edwin M. Truman 认为IMF必须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起到中坚作用，并且要有监控国际资本流通的权力。他在报告中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做到三点：首先必须得到西方七国集团的支持；其次，IMF的政策工具必须起到平衡主要工业国家的杠杆作用；第三，IMF要保证所有成员国汇率政策的透明性，要起到监督作用。

　　可以看得出，Edwin M. Truman是个强硬的西方至上主义者，而72岁的法国人康德苏看上去并没有外界评述的那么强硬，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和蔼的老头。他在接受《经济》专访时不停地重复一个词“对话”。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权力对别人颐指气使，解决问题需要对话而不是对抗。在康德苏看来，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的问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不应该互相指责、推卸责任，而应该首先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担起来。

　　“美国总统肯尼迪有段著名的演讲：‘不要问国家为你们做了什么，先问一下你们为国家作了什么’。我们必须把这一原则用在解决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的问题上。对所有要求别国做出牺牲的国家，不要问国际货币体系为你们做了什么，先问一下你们能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作些什么，然后再坐下来进行共同商议。”康德苏说。

　　“您觉得您所希望实施的IMF的改革什么时候能完成？”

　　“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前提是我活得更久一些。”康德苏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