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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刘建辉
《经济》：您在前面提到要鼓励农民进城务工，但是很多人担心这样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
郝福满：问题可以解决。社会给了进城的农民一份工作，他们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缴纳社会保险。
《经济》：但是很多进城的务工人员都是短期工。
郝福满：很多人待不长是因为没有户口，没有社会保障，这也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从长期来看，增加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会提高生产效率。现在进城务工人员不是进入制造业就是进入建筑业，这些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对于增加就业贡献有限。可以通过增加服务业的比重来吸收这些进城务工人员，这样可以促进更多的人向城市转移。
《经济》：从长期来看是这样，但是短期问题如何解决？
郝福满：为了稳定社会，鼓励人口迁移，从短期来看，政府应该考虑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补贴。
《经济》：中国财政能够负担得起吗？
郝福满：当然可以，10年前我到中国工作时，我会认为不可能，那时候中国的财政收入极其有限，各级政府的收入加在一起占GDP的比重只有10%，而现在则占到了22%。中国现在有能力为所有的国民提供基本的保障，现在的问题不是没钱，而是如何更好地分配这些钱。
《经济》：但是为什么政府迟迟没有这么做呢？
郝福满：要重新分配这些钱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不过现行的政策可以做出一些改变，比如，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主要是按当地人口数量计算，如果说统计中可以把进城务工人员包括在内，估计很多地方会由排斥农民工转向吸引农民工，因为农民工越多，当地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越多。
进城的农民多了，农村的土地就能空出来，仍旧留在农村的农民的边际生产率就会大幅提高进而增加收入。如果再辅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的效率会大幅提高。这是更加具有可持续性的办法。
《经济》：如果流向城市的劳动力增多，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加大，经济增长率会因此提高多少？
郝福满：我们的计算是不会有明显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的性质会发生改变，城乡收入的差距会因此缩小。
《经济》：您是荷兰人，荷兰是怎么做的？
郝福满：荷兰的农业生产效率很高，收入差距也不大。荷兰在五六十年代大力发展教育，农民的教育程度提高了，一部分就会向城市迁移，另一部分继续从事农业，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
《经济》：中国也在大力发展教育，并且不断增加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
郝福满：不错，但是力度还不够。中国落后农村地区的人接受教育的机会比城里人要少得多。与农业不同，在教育上，国家应该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补贴，尽可能地减少城乡居民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状况。
《经济》：但是《伟大的博弈》一书作者约翰·戈登说，政策制定者总是倾向于应付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郝福满：我觉得不对，特别是对中国来说。中国在过去25年中一直在改革，成效显著。中国在解决一些阻碍经济增长的问题方面做得很好。但是机会平等的问题现在横在了面前。
《经济》：您认为中国政府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郝福满：是的。中国的财政状况比以前好很多，我仔细看了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建议，发现政府对于公平性的问题非常重视并且决心要做出改变。不公平的现象不可能因此消失，但是我觉得增长幅度会降低。
《经济》：不过现在看来，似乎很多人不清楚机会平等与收入平等之间的区别。
郝福满：是的，他们需要更清楚地了解其中的区别。现在的讨论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或者干脆忽略了机会平等的问题。我们和一些官员讨论过这个问题，发现他们不愿意谈，他们认为这还不能称其为一个问题。这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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