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次贫困带调查

　　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环绕大都市北京和天津，“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

　　11月1日，《新京报》发表《环京津贫困带调查》一文之后，环京津贫困带再次引起广泛关注。对此，北京、天津、河北三方开始对话，为走出“环京津贫困带”指路。

　　《经济视点报》记者注意到，在“环京津贫困带”之外，还有一个次贫困群体的生存状态值得关注。在距离北京50多公里的西北部山区的一些城镇，比“环京津贫困带”富一些，比北京远郊地区却穷许多，可称其为“北京次贫困带”。处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位置，这个地区显得格外尴尬。

　　在一些人眼里，或许这些村落并不具有代表性意义，但是，从这些村落的生存状态中，我们也许可以窥探到贫困区脱贫的方向，也可以由此深思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经济视点报特派记者 王新磊 发自北京

　　当人们在长安街上、在王府井步行街、在西单流连忘返的时候；当人们立足天安门广场欣赏这泱泱大国的气派的时候，人们几乎都会兴奋不已，甚至想激动地呐喊。在如今北京市区的每个街口，都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壮观而豪华。

　　但是，距离北京五十多公里的西北部山区，却是另一番景象。

　　新村现象:吃饱没问题, 就是没钱花

　　自北京出德胜门北行33公里就是昌平区，这里是北京十个远郊区之一。再由昌平区向西20多公里，就是被昌平当地人首推的贫困带。

　　随着11路城乡公交车向山区越行越近，眼前的景象也随之变化。鳞次栉比的楼房被抛在身后，车流被抛在身后，散落的村落开始跳入人们的眼帘。

　　11路城乡公交车的终点，是一个名为“新村”的村子，村子里居民的院落散落在山坡上下。村里的房子大部分都已翻新成为红色的砖瓦房，用石头围起了院墙。还有一部分低矮的小瓦房散布其间。

　　午后的新村，一些村民聚在门口拉家常，“比起前几年，现在的生活好多了，能吃饱了，就是手里没有钱。”一位老太太说。

　　穿过村子里的一条小街，相距不远的两三个门口都聚集着晒太阳的村民，身边的小狗跑来跑去。

　　“看起来像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实际上手头都没有钱。”新村村民刘秉钧一边说一边赶着他的羊群往地里走。

　　刘秉钧养了30只绵羊，这是他一年收入的主要来源，据说一年可以挣两三千元。

　　新村是流村镇一个很普通的山村。流村镇地处北京市边远山区，距北京市中心50公里，三面环山。

　　据了解，新村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地方。地里种着柿树，树与树中间种玉米，而且是只种一季玉米：五月种，九月收。收获玉米之后，地就闲置着，等到来年五月再种。

　　2003年，一场大旱使玉米几乎颗粒无收。而玉米对于新村人来说，非常重要——他们需要拿玉米换大米。一旦颗粒无收，只得拿钱来买，但他们又没有经济收入。

　　尽管在外务工已经成为新村一些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仍有许多年轻人无所事事地在家闲着。“城里没有好工作，挣的钱还不够花，不如在家待着。”一位村民说。

　　在“不好找工作，找不到好工作”的现实境况下，刘秉钧显得很知足，“比我生活得好的有，生活不如我的也有。”

　　新村的葛宝厚显然没有刘秉钧幸福，他目前的主要收入就是大女儿给他的生活费。

　　“大女儿生孩子了，现在住在我家。每个月姑爷(他的女婿)都会给500元钱。”葛宝厚很清楚，等到姑爷家的暖气通上之后，大女儿就会搬走去过他们的小日子，他连这500元钱的收入也会没有了。

　　农闲时节，葛宝厚也会在周边村子做些盖房子的短工。到了冬天，天寒地冻，只好在家里闲着。

　　记者见到葛宝厚时，他正在放牛。他说：“今年3月卖了一头牛，给小女儿缴了学费，剩下的五头牛也可以支持家用一阵子。”葛宝厚边说边嘿嘿地笑。

　　挣钱不多的葛宝厚，在家里从来不当家。遇到用钱时，全由他的妻子去东借西借。他坦言：“没有钱，我急也没有用，让她先去借，等我有钱了再还。”

　　目前，葛宝厚最大的愿望就是小女儿快点毕业。“她毕业了，就少一个向我伸手要钱的人了。”

　　和刘秉钧一样，葛宝厚也很“阿Q”：生活比我强的也有，生活不如我的也有。

　　新村人的生活到底如何？

　　“温饱没有问题，就是没钱花。”在走进新村之后，听到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正是基于此，对于新村的生活，也就越发地难以定位。

　　虽然一些村民认为新村是贫困村，大多数人都处在温饱线上，但是也有一些村民对此颇不认同：“新村每个人的年均收入怎么着也得四千吧？”

　　“村里通过卖给城里人宅基地，每家每年也能分到900元，还算不错。”他们认为，昌平区南口镇有生产玻璃和暖瓶的大型企业，也可以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但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是：新村有相当多的年轻人赋闲在家。

　　而继2003年玉米颗粒无收之后，今年的秋天，新村的柿树上，几乎是一个柿子也没有挂住。这意味着，新村人用柿子换小钱的机会也没有了。

　　“‘温饱没问题，就是没钱花’这种状态并非新村独有。”昌平区人民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这些山村主要分布在北京的边远地区。

　　从新村向南望去，地里的玉米杆已经枯光，柿树上孤零零的几片红叶，在深秋的微风中抖动。

　　黑寨现实：被抛弃的贫穷村落

　　“新村并不穷，最穷的是黑寨，那都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一位11路城乡公交车司机说，“看村子的贫富要看房子，村民的钱都拿来盖房子了。”

　　这位司机说，新村个别人通过跑运输已经致富了，再加上一些城里人在新村买地建房，村里也挣了不少钱。因此，黑寨成了11路城乡公交车线路两边最穷的村。

　　和新村一样，黑寨也属于流村镇。

　　赵忠祥在《岁月随想》中曾写到：“1965年，我在昌平县流村公社黑寨大队第四生产队当工作组长，我知道那时社员真是干了一年还欠队里的钱，青黄不接时，有的社员蹲在我办公室地上哇哇哭……时隔多年，北京农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除偏远山区，农民们不但衣食不愁，而且发展副业与乡镇企业的收入使很多乡村已解决温饱，奔向小康。”

　　赵忠祥的这段文字写于1995年。

　　10年之后的2005年，当记者走进黑寨村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灰色的砖瓦房、低矮的土墙，近似于荒弃的村庄里，村民们正在开挖水道，以解决由于山泉枯竭导致的断水问题。

　　在村口，记者遇到了村民王爱本。他自称“我们家还是村上过得很不错的”。

　　“我种桃树一年可以挣3000多元，农闲时我还做木工，加上我妻子打工能挣2000元，一年下来，我们家可以挣1万多元。”

　　但是，王家本并没有感到生活的富足。为了给父亲治病，他还欠了4000元的外债；儿子上学，一年的费用就有9000多元。生活的重担，让王爱本无奈，却又不得不负重前行。

　　“附近的流村卖了地，老年人还能发点补助。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王爱本的母亲感到强烈的落差。

　　王爱本的家已经搬到了黑寨新村，他的母亲还住在黑寨。他母亲住的房子，仍然是20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

　　黑寨一位老队长谈到黑寨贫困的原因时说：“政府拨款给村民买树苗、买肥料，收获的钱归村民，但仍未能脱贫，就是因为树种得太多了，价格也就贱了。”

　　在和老队长说话之际，王爱本从家拿了五六个白色的塑料桶，开着三轮车准备去找水。

　　站在黑寨新村和旧村之间的河道里，王爱本说，搬迁的只是一部分富裕的村民。但是，即便住进了好房子，生活的窘境也依然存在。

　　古将困惑：没有出路的思路

　　在黑寨，记者曾遇到一位挖水道的老者，叫王树清，来自古将村。他说，来挖水道，“就是为了多挣几个零花钱”。

　　这很出乎记者的意料：古将是流村镇十多个民俗村之一。昌平区有打造旅游业的外部环境，古将民俗村的发展应当是不错的，至少相对于其他村，应该不会缺钱花。

　　事实却和猜想相距甚远。

　　“根本没有多少游客去参观古将民俗村。我已经68岁了，还出来干力气活，不就是为了有点儿钱花吗？”坐下聊天时，他拿出烟袋，抽了几口烟。他身后的28型号自行车倒在一边，地上放着暖瓶和一个黑色的布袋，里面装着干粮。

　　与古将民俗村相距不远的白羊城民俗村一位负责人确认说：“不要说古将民俗村，就连背靠白羊沟风景区的白羊城民俗村，每年也只有五一、十一黄金周时游客多些，平时几乎没有游客。”

　　白羊城拥有十分丰富的旅游资源，此处曾是皇帝园寝和国民抗日军诞生之地。明朝年间修建的白羊城城墙遗址、烽火台巍然耸立，清朝嘉庆年间修建的庆王坟遗址、月河桥、大碑楼清晰可见。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明清文化底蕴的民俗文化度假新村。拥有如此资源优势的白羊城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其他民俗村的生存环境。

　　事实上，这种现象并非独有。整个流村镇十多个民俗村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位于昌平区西部的流村镇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达51.7%、古迹和自然风景众多，是昌平区重要的旅游景区之一。

　　但是，曾经被视为“致富出路”的民俗村，并没有使镇上村民开心数“票子”的梦想得以实现。

　　一位村民说，民俗村即便能吸引城里人参观，也不能因此而形成产业。“在长城、故宫、颐和园、十三陵这些大名鼎鼎的景区光环下，民俗村能吸引多少人啊？”

　　流村镇政府办公室一位姓刘的主任说：“市场已经发生变化了。游客不喜欢和村民住在一起，而我们又没有财力建设度假宾馆。”

　　从市场需求来看，流村镇确实需要建设度假宾馆，由于缺少资金，整个流村镇发展旅游的计划也放慢了脚步，看林护矿成为当地村民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生态林管护、看护沙石矿产以及巡防队的组建，已经为我们镇解决了2200多人的就业问题。”即便如此，流村镇已经成为昌平区最贫穷的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仅处在温饱线之上。

　　王树清早上7时就已经开始在黑寨挖水道了，到下午1时多，才挖了不到8米长。“一天能挣20元钱就了不得了。”王树清说。

　　钱虽然不多，但在王树清看来，趁现在还能动，只要是出把力气能挣来点钱的机会，决不错过。

　　【记者手记】

　　“新农村建设”该向何处去

　　□经济视点报记者 王新磊

　　新村、黑寨、古将，代表了京郊偏远山区农村的三种状态：处在温饱线上的村子为增收着急，挣扎在贫穷线上的村子正在寻求突破，找到增收方向的村子面临着市场考验。

　　三个村子虽然各有各的难处，但是，在奔小康的道路上，他们却在寻求同一种幸福，只是，这幸福让他们感到还比较遥远。

　　事实上，与距北京100多公里的环京津贫困带相比，流村镇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流村镇距离北京仅50多公里，距离昌平仅20多公里。距离的差距，带给这两个区域的问题也是不同的。流村镇面临的是解决温饱后的致富问题；环京津贫困带面临的是脱贫问题。

　　而所有问题的根本，都可归根为一点：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如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的解释是：“新农村的‘新’，就‘新’在农村的发展，既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能够体现和谐社会的要求。”

　　而从流村镇一些村庄现实的生存状态可以窥探到，仅着眼于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为贫困地区或次贫困地区寻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使其既能解决温饱又能有余钱花。

　　《新京报》曾有观点认为：“不兼顾生态的改善，环京津贫困带将难以获得发展。”但是，如果不能把生态环境建设和农民的可持续性收入挂钩，即使改善了生态环境，也很难实现贫困带的持续性发展。因此，由政府出钱，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将当地的居民转变为生态环境的建设者，只能是“授之以鱼”的做法。

　　如同流村镇，今年新增加了沙石看护和巡防队人员后，造成工资支付额度加大。如果明年不能增加工资，流村镇的年人均收入将会一直维持在500元左右。

　　流村镇尚且如此，对于距离京津100公里远的贫困带而言，希望京津的直接辐射能改变贫困现状，更是一种奢望。

　　更何况，北京目前还是一个吸纳性的城市，以高度消费为主体，它的吸纳性将远远大于它对周边地区发展的带动性。

　　因此，有人断言：流村镇的现在，将是“环京津贫困带”的未来。

　　这并非是妄下结论。在今年9月1日，《河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获得专家验证通过。《纲要》提出了河北省建设生态省的总体目标：经过近30年的努力奋斗，把河北省基本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生活富裕、环境优美、社会和谐的省区。环保界人士对此高调回应：《纲要》的实施，对京津两大都市生态屏障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11月1日，《新京报》发表《环京津贫困带调查》之后，环京津贫困带再一次引起广泛关注。11月3日，北京、天津、河北三方开始对话，为“环京津贫困带”寻找出路。

　　人们已经认识到，“环京津贫困带”的提出，主要是针对京津冀的协调发展问题，而这种协调发展的出路，就是在生态上做文章，最终实现环京津共赢发展。虽然河北省在筹划京津冀合作之时，一些环京津基层县市也试图在多方面依托京津发展自身。但是，如何把生态文章做成产业文章，仍是当地未来必然要面对的瓶颈。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已经打破了“无偿要水”的传统，开始尝试对河北省上游的来水进行按量补偿。这种制度化、责任化的反哺式补偿，打破了体制性的壁垒，这或许将是以后解决“环京津贫困带”问题的钥匙之一。

　　但是，有偿用水能否解决环京津贫困带的困境，仍是个未知数。农民手里没有钱，农村各项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所带来的不仅是缺水少电、交通不便等影响到农民

生活质量的问题，甚至连农民基本的看病就医、读书上学问题也难以解决。

　　大量的事实都在证明，脱贫之后的村民大多都把钱用在了改善居住条件上，并没有大量地投入再生产。尽管流村镇一些人不承认自己的贫困，但是他们的确面临如何增加收入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破解“三农”困境的关键所在：究竟该如何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

　　早已有专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终出路，就是在经济上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农村产业的

竞争力，增加务农劳动者的收入。因此，在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寻找发展空间，不仅是北京次贫困带的当务之急，也是全国类似地区所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