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稳定金融改革避免全球金融风险

　　·编者按·

　　金融市场是现代经济社会的神经中枢，规范而又充满活力的金融市场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而由于先天性的制度缺陷，中国的金融市场发育还没有完全成熟健康，但金融调控越来越以金融市场为平台，以金融交易为渠道，中国各类金融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如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与信贷市场之间，信贷市场、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固定收益市场与外 汇市场之间的关系，都越来越密切。因此，对于中国来说，金融市场的改革任务非常艰巨：如何协调发展，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强化金融调控效应，是金融市场参与者和管理者共同面对的问题，对此，《十一五规划》对金融市场面临的问题及发展方向给出明确政策建议。另外，加入WTO以后，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外界成熟金融市场的冲击和影响，对于中国金融市场既是压力也是动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扩大金融开放并最终融入全球金融体系是必然要到达的目的地。中国金融市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位置如何，又该如何应对内外的变革要求，值得深入探讨。

　　荷兰前首相路德·卢柏斯：

　　中国稳定金融改革避免全球金融风险

　　本报记者 陈宜飚 北京报道

　　一个人很难得有像路德·卢柏斯教授这样的经历——既是一个经济学家，也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政治家。1980年代初，他曾任荷兰首相，在访华期间受到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会见。

　　“邓小平见到我之后，他说道：嘿，你可真年轻，作为首相，你可真年轻！”11月2日，路德在欧洲货币杂志举办的中国论坛上进行演讲时，仍在回味当年这场会见。不过，此时的路德已经垂垂老矣，也不再担任荷兰的首相一职，而是担任了联合国的高级专员，但是这丝毫不降低他对中国的关注。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缩写名称：FFFC，即“中国的外国友人”。

　　稳定的金融变革

　　路德教授观察中国20多年来的变化时，采用了不同于一般纯经济学理论学家的标准，而是采用政治与社会融合的观点来考察，他认为，经济、政治与社会相互作用，最终融于环境，而对中国而言，当前的金融改革正是实现这一融合的重要步骤。

　　“经济与社会相互作用，这个作用就在于环境。从生活质量来讲，环境最主要关切的是气候变化，在全球这个层面上，或是国别层面上说，是需要社会政治经济综合考虑的问题。目前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大家都在思考，我们能在多快程度上实现技术，改善人们质量。”路德说，“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以及人口密集的国情，意味着中国将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金融的问题，也是实体经济的问题。”

　　路德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人瞩目，但也有风险，最主要的就是来自金融领域。

　　“例如

不良资产和不良贷款问题，需要时间改进。通过市场开放，

中国经济增长与出口越来越紧密，使广大农村获益，而且也在不断替代原有农村的生产方式，这才是中国金融重要的贡献。”他说。

　　尽管金融方面改革的呼声甚高，但路德提醒，中国还是应该谨慎地推行相关政策的调整。“中国也有腐败等金融问题，中国的货币政策也需要不断的调整。但我们在营销中国时，基础是对中国有信心。我们也希望中国通过这种进程越走越好。”路德说，“现代化和市场化还在中国不断深化。可以理解，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仍保持了谨慎态度，我对此保持谨慎乐观。”

　　路德表示，他的一个重要的考虑是，中国的稳定更重要——这也是1980年代他见到邓小平之时感受最为清晰的一句话。当时邓小平对他说：“我们对中国的稳定是要负责任的，经济的发展只有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完成。”

　　“我既是中国的友人也是做政治工作的。政治体制是确保社会稳定，消除腐败的有效工具。”路德说。

　　他认为，很清楚的是，中国继续走下去的话，应该使金融体制本身成为支持中国内部成功的信心，而不能仅仅依靠外界金融系统的纪律来保持中国金融的稳定。“中国应该从内部来实现金融的稳定。”他说。

　　“中国对于世界的最大贡献是其保持了稳定且高速的经济增长，这一方面提高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却不容易引发全球金融的风险。”这是这位前荷兰首相对中国近20年金融体制改革的高度评价。

　　最近中国不断在出台新的金融政策，如银行或是保险方面的法规在不断完善。路德教授对此评价说：“我也听到现代金融制度的配套，这方面我总体印象是，希望中国把传统的货币政策和现代金融工具有效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取得成功，当然这方面中国还需要更进一步努力，路还很长。”

　　他接受本报专访时特别提出，中国迄今为止所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最大成功之处是在于，至目前为止，改革不仅没有成为经济的绊脚石，反而是从实质上有效地促进了真实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请注意，我说的是真实的国民生产总值。”他说。

　　但他提醒说，中国也应该留意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趋势，以及对农村体系的保障问题。此外，金融体系改革也有一个如何实现着陆的问题，目前中国的金融问题症结之一是信用的缺失问题。“信用是(金融)最主要的部分，因而也是经济的最主要部分，我想这方面中国还有待加强。”

　　战略比钱重要

　　就在路德当天的演讲之前，中国

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谈到，中国希望引进的是“战略投资者”，而不是“财务投资者”。对此，路德也表明了他的看法：“我非常赞成这种做法。中国银行业应该引进的是战略投资者而不是财务投资者，后者造成外国资本流入流出中国过于频繁，对中国的金融稳定不利，而前者则会保持资本相当长的时间；其次，如果外国投资者是以战略角度进行投资，而不是赚快钱，只顾赢取利润的话，它会与银行进行长期的合作，这对中国有利；再次，从中国角度来说，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对金融安全的考虑，在股权方面对外资进行限制将有利于形成一种缓冲机制，也避免外资控制了中国的银行业，并进一步导致中国的金融政策失效。”

　　他认为，中国的寻求战略合作是一种可行性很高的政策。对于外资来说，其实也很欢迎中国类似的态度。“我就很高兴听到‘战略’这个词。”他说，“因为我认为，‘战略’也意味着一种政策环境。”

　　他建议说，“战略伙伴”不仅仅可以应用于金融机构，更应该在企业之间发挥作用，真正形成伙伴，把中国的商业标准提高一个档次，这种中外战略合作对于提升这种标准是很有助的。在这个过程中，战略投资者会力求降低银行的结构成本，相应得到利益，这正是符合战略合作原则的一种方式。

　　但是他在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战略投资者对于同质银行的入股不能超过两家这一规定似乎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这个问题，坦率地说，我很难进行评论。当然，我理解中国实施这种政策背后的原因，希望外资银行更专注一些。但我想说，中国不会把自己受缚于简单的数字，这只会是个暂时的措施。一旦中国将来对于控制外国投资者变得更有信心，这种数字问题也许不会再是问题了。”

　　从路德的评判来看，似乎中国目前的做法表现出了银行监管部门的某种程度的不自信，对记者的这种解读，路德没有明确反映，只是回应说：“应该说，中国政府是在采用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来介入(中外银行的)战略投资行为，实现一种战略平衡，这仅是一种控制战略投资的措施。而这种手段在我看来也只会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

　　那么这种政策是否不符合WTO精神呢？这位荷兰前首相再次发挥了他的政治语言：“也许会有人这么吧，我不知道，呵呵。”

　　他认为，虽然中国经济面临种种问题，但是从世界政治变化范围内考察，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世界意义。“我想说我们这个世界是多极化的世界。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越来越认为世界应该是单极的，但是这种想法不正确，我想我们应该克服这种偏见，来实现一个多极的世界。”

　　他认为，中国的成就，对于多极世界的形成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政治环境下理解中国的发展，似乎并非西方经济学家的热衷，但是作为联合国高级官员，路德也许也避免不了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他甚至指出，即使是反恐，也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共同协作。“总之，世界需要中国的成功。”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