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区域发展图解让我们携手成兄弟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05日 16:28 21世纪经济报道

　　“十一五”规划主题系列论坛之四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与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主办

　　前言：

　　世界之精彩源于参差，但从区域发展而言，沉痛正是由参差而起。在中国从西部到中部再到东部，可以轻易地还原贫困和富裕，落后和先进的样本。“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这是《左传》描绘的理想世界，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中国新时代的明确目标。但不协调的中国区域经济差距，将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巨大不和协音符。现实的情况是，区域经济的巨大差距，影响到国内的消费需求、社会的公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稳定。

　　建国之初，寰宇封锁之中，陈年积弊，百废待兴，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地分布在东北和西部，以峙合众之敌。改革开放尹始，中国“从春天的故事”讲起，鼓励东南沿海具有发展优势的地区先富起来，一时间沿海港口开放城市、经济特区成为一道璀灿的明珠。

　　榜样的力量就是希望，就是脚下的路径。中国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成为一片热土。随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被历史性地提到党中央的战略之中。。“陷落”的中部地区，既缺资金支持，又乏政策优势。整合资源、优势互补、互利合作，中部举起“崛起”的旗帜。

　　十一五规划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战略上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坚定的战略需要灵活而有效的战术。协调并非均衡，明鉴优劣，知已知彼，进退有术，作为得法，各级政府急需厘清并圈定。如何协调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使中国的区域经济各具特色，异彩纷呈，共同富裕？21世纪经济报道与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联合举办“天下论衡”论坛，为协调区域差距出谋划策。特约嘉宾有地方政府官员，他们分别是贵州省六盘水市叶文邦副市长、河南驻马店市委陈义生常务副市长和浙江温州市委宣传部曹国旗部长。参会的学者还有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赵振华教授、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微观经济学主任杨秋宝教授。论坛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教授主持。

　　直面现实的差距

　　主持人：几位市长分别来自于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相信大家对于地区的经济差距有切实的体会，我们先请大家谈谈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

　　叶文邦：六盘水位于贵州的西部，在中国属于西部比较落后的地区，2004年GDP总量为151亿，地方财政收入大约9亿多。人均GDP就是5000人民币，高于贵州省的平均数，但与东部地区和全国的水平相比，差距比较大，还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六盘水市现有产业基本上都是依赖于自身资源，由煤延伸到电，再延伸到钢铁。六盘水市的工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落后。六盘水市几乎没有一块平的地方，平均海拔1800米，修一公里高速公路要花6000万人民币，相当于平原地区花费的三倍。现在我们还有四分之一的乡没有通柏油路。最近我们要建个机场，选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一块平地。

　　六盘水市的城市化水平也非常低，现在300万人口，真正的城镇人口不足五六十万，这也与企业的产业链不长、附加值不高、带动性差有关。

　　另外，目前西部经济还陷入了一种怪圈，由于经济落后，就业范围狭窄，很多人都挤在行政机构的独木桥上。而且我们地处深山区，又是一个民族集聚地，生态越来越恶化。

　　陈义生：驻马店是中部欠发达地区，830万人，国土面积是15000平方公里，是个典型的农区。去年GDP的总量是450亿，人均年收入600多美元。河南省的平均数字已经超过1000美元了。去年，全市财政收入12个亿，今年差不多达到13个亿，年财政支出近40亿。

　　去年农业税少收6个亿，中央和省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给了市级很多补贴，但国家的转移支付，用在建设的钱很少，主要是养活人，就县域经济而言，光教师工资支出就占整个财政支出的60%左右。

　　曹国旗：我来谈一下温州的情况，温州是比较发达的地方，去年我市GDP是1402亿人民币，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是17727元人民币，在全国大概处于第四位，包括一些大中城市在内。农民人均年收入大概是6202人民币。我们的城市化和第三产业都达到37%左右。

　　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以下几个明显特点：一个就是市场机制比较灵活，民营经济占主体地位。温州民营企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95%左右。

　　第二个特点是温州产业集群化。包括低压电气，服装、制革、还有其他一些商品，包括

打火机、眼镜等等，这些产业都形成了集群化，而且占整个市场份额非常大。像低压电气占全国市场的60%。温州的高尖端产业也是比较少的，缺陷比较明显。

　　第三个特点是品牌意识越来越强。大家过去可能觉得假冒产品比较突出，现在完全不一样，经过多年的努力，温州企业的品牌意识越来越强，目前已获得了27个“国”字号特色产业基地称号。

　　第四个特点就是温州的人口流动性很强。温州经商办企业的人有200多万，但是同时有250万人进来务工。我认为象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同区域间发展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温州区域内也同样存在着差距。关键是我们要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协调好区域间的发展。

　　赵振华：中央在过去几年已经提出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异，但现实是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截止04年年底，人均年收入上海是最高，55307元钱，近7000美元，基本上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了。浙江省的人均GDP是23942元人民币，人均GDP最低的是贵州，4215元人民币。

　　东部地区之所以发达，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多。广东的企业数量最多，约435000多个。企业数量最少的是西藏，15180家，比广东比基本上相差了二、三十倍。

　　从人均接受教育的程度来看，中国的文盲、半文盲基本上集中在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相对来说人口素质比较高。这几年从西部移到东部地区去的人，恐怕也是一些西部文化素质比较高的。

　　从人均工资来比较，人均工资收入最高的上海，达到3万多块钱；最低的是江西，只有1万多块钱；贵州比江西略微高一点。

　　更大的隐患

　　主持人：应该如何认识地区的这种巨大差距呢？

　　陈义生：我觉得最突出问题，一个是城乡的差距，有人形象地描述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我们毕竟有80%的农村人口。就医疗卫生来说，中国的人口占全世界的22%，而整个国家的卫生医疗的资源只占2%，并且这2%都集中在大城市。随之的第二个差距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的差距，包括文明的程度。

　　我们在财政收入的再分配方面，以及利用税收的调节职能，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而且空间很大，中部崛起对构件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杨秋宝：以往谈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比较多的是集中在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经济总量与人均水平，这当然是正确的。但面向“十一五”期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问题的认识需要深化。其一，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明提出要采取重大举措缩小区域发展差距，2000年又开始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但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势头不减，显然有深层次的原因需要我们去研究；其二，近年来区域发展差距越来越突出的表现为区域间社会发展的差距，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区域差异日益明显；其三，各大地带内的发展差距也较为清晰的显现，比如，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省区市的发展情况就有很大差别，其间的发展差距有所扩大；再有，省区内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也非常值得重视，东部有的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甚至比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还要大。

　　主持人：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提到，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那么这些提法会不会最终流于口号？该怎样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杨秋宝：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逐步形成了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格局。对于这种战略格局，既不能简单地用“遍地开花” 来概括，也不意味着新世纪的区域经济发展没有重点，而是表明我国宏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换。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我们区域发展也重视统筹兼顾，但更加突出的是重点倾斜与重点带动，通过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重点倾斜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进入新世纪，我们仍然重视重点倾斜和重点带动，但更加突出的是统筹兼顾。一方面，东部地区要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发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另一方面，其他区域也要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加快发展，进而形成不同区域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特色明显、共同发展的局面。

　　赵振华：中央提出这样的发展战略，就是各个地区都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

　　协调并非均衡

　　主持人：在中央提出东南沿海率先发展的时候，给了引资、用地等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中央目前的区域发展战略，比如西部大开发，有什么样的具体优惠政策？实际效果怎么样？

　　杨秋宝：2000年10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确定了西部大开发在增加资金投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对内开放、吸引人才和发展科技教育四个主要方面的支持政策，从2001年1月1日起实行。

　　2001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了西部开发办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分为20个部分，共70条，细化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这些支持政策对于促进西部大开发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仍需要完善和细化。

　　一是要使支持政策从临时性、阶段性向法律化、制度化过渡，形成具有法律性质和制度框架的支持政策体系；二是使政策指标从定性规定向定量规定过渡，明确诸如国家财政性建设资金、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中必须用于西部地区开发和发展的具体数量；三是使支持的内容从明确支持范围向明确支持规模过渡。

　　叶文邦：东部发展的时候，国家给的政策并不是很多，但是那个时候是我们国家经济转型探索期间，东部发展除了国家的政策倾斜以外，坦率地说，还有其他的很多不规范的因素。

　　就西部的发展而言，现在看起来政策很多，但操作性不是很强。我们现在地方能做的事，可做的事，我感觉到越来越少，一些事情，我们有些力不从心。比如，我们要发展煤化工业，虽然现在是搞核准制，但是核准制的要求比过去审批还要麻烦，这是我们明显感觉到的。

　　我们当地政府施展空间非常有限，以后我们就只有等待国家救济了？地方政府应该更有一些主动的空间，而不是现在这样感动有些被动。说到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转移支付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主持人：国家既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又要一如既往支持西部开发，每年转移支付1000亿支持西部基础设施。那么在西部开发的战略背景下，中央财政对地方支持有多大？

　　叶文邦：国家对我们地区转移支付的量可以说并不太差。我们最多就是10亿人民币，如果做大一点的事情只能修20公里高速公路。不能无限扩大转移支付只要是解决人头费和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但其解决发展不了的根本问题。但如果对转移支付支付期望值过度。我觉得这种想法有问题。西部那么多人，财政养起来的很困难的，必须要靠自己造血，才能彻底解决西部发展问题。

　　六盘水地区有煤炭和其他资源，而且其他资源非常丰富。有条件有资源的地方应该发展，而且要千方百计地发展起来，增强造血功能。我觉得国家分类指导这方面做得还是不够。据我了解中国西南和华南地区没有煤炭资源，如果我们把煤炭开发出来可以支持西南、华南等地区。我们不但可以自己致富，还可以支持别的地区，何乐而不为？

　　曹国旗：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观——积极的不发展。不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国家应该采取一系列的多方面的措施去补偿积极不发展的地方，除了财政支持以外，还有很多措施，包括人口适当的转移。因为有些落后的地方，不转移人口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都不能解决贫困问题。当然怎么转移是比较复杂的，有些转移到大城市，有些转移到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人口转移也是一个手段。

　　再比如说一些措施，还有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持这些已经有了，还有发达地区怎么样支持欠发达地区的环境保护？我们温州也存在欠发达的地方，如果现在温州的几个山区县，也去发展工业，那么将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政府要引导大家保护环境资源。

　　叶文邦：凡是有条件发展的地方，首先还是要发展，千万不要制约它的发展。确实没有条件的，能不能给一点特殊的政策，加快它的发展。这样的转移支付才会真正的起到作用。我们特别希望西部大开发要结合实际，分类发展，该扶贫的扶贫，该搬迁的搬迁，该发展的发展。

　　我们现在想在煤炭上做文章，因为煤炭资源非常丰富，总量在200亿吨左右。如果说国家给六盘水地区多一点电厂的建设指标，我们可能有些事就好办得多。虽然煤炭产量比较大，运输问题也不好解决，把煤变成电是最好的解决方式。我们提出了另一种思路就是煤化工。

　　曹国旗：我个人理解区域发展应该有三个层面，一是在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区发展问题，第二个区域内的协调发展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城乡之间的差别。

　　要真正做到区域协调发展，首先各地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企业规模不是特别大。现在市委市政府提出一个是建设“三个温州”，一个是发展活力温州，活力还是继续发展，因为其他地方也在逐步开发，如果不发展我们就会落后。第二个是提升实力温州。在全国来说，我们的综合实力同西部的地方去比还是不错的，但和沿海一些先进地区比较，我们还需要很大的力气，加快发展，不断提升我们的实力。第三个是构建和谐温州。我们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要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招商引资“一号”工程。我们的资金很多，为什么还要招商引资？我们要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理念，特别是引进一些世界500强。

　　赵振华：特别在协调区域经济过程中，一个方面就是要中央政府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转移支付用在发达地区干什么？一个是改善基础设施，像贵州省六盘水地区还没有高速公路，有些乡还是土路。为什么基础设施很重要，因为落后地区会陷入两个恶性循环。一个落后地区的经济，人均发展水平比较低，就导致储蓄少，投资少，必然影响产出。

　　从投资来看，因为欠发达地区没有那么多投资，这样就会导致产出少，总量比较少，收入低。

　　解决恶性循环从哪儿着手？改革投资。投资从哪儿来？一个是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带来经济效益，从而带动产出增加；通过投资基础设施，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了一些条件。第二个政府投资教育。现在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表面上是经济上的差距，以后会越来越大。因此从长远来看是要解决人的资本投资，这个才是根本。

　　曹国旗：国家协调区域发展，但协调不等于均衡。欠发达地区除了国家支持以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也有带动作用。

　　有些地方不具备发展条件，但是也去搞工业，对资源和环境破坏更大，但经济效益却很低，在战略上是一个不可取东西。如果环境破坏了，以后政府还要拿更多钱来治理环境。我们温州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东西对话：支持与协作

　　主持人：每个地方都希望在本地建设一个支撑体系的工业系统，不论在东部还是在广东，都希望把整个资金投入全部留在本地，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在区域发展的时候常常会碰到地方保护，那么利益怎么样进行分配，才能使双方都有动力和兴趣坐下来探讨？

　　曹国旗：国家还是要继续鼓励、支持、引导东部地区更好的发展，为什么这样说呢？东部更快更好地发展对整个区域协调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当然可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东部地区怎么科学发展、怎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怎么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面。

　　以温州为例，虽然它在全国是发展速度比较快，但是发展结构不合理，所以下一步发展不一定要讲速度，应该讲怎样调整产业结构、怎样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特别是增强品牌意识。温州还要关注怎样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怎样发展文化、教育、科技等这些社会事业。

　　东部发展可以集中更多的资源支援西部的发展，还要与西部进行广泛的交流。

　　国家要采取倾斜的政策，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包括资金、项目和其他的政策对西部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怎样促进东西部合作，这个很重要。如果中西部长期不发展，那对东部地区来说也是一个牵制。

　　温州资金很多，但是资源是非常紧缺，像土地、能源。西部如何利用资源优势来吸引东部的资金、技术进行广泛的合作，更多地利用市场的手段达成合作，实现双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路子。

　　主持人：东部先发展起来对西部的研究和支持协调发展，作为中西部地区，除了给钱以外。你们觉得东部地区对西部应该怎么支持？你们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比如温州，对西部地区的支援是怎样具体操作的？

　　曹国旗：我觉得西部地区跟区域合作是两个合作，互相都有取长补短的优势的。我这个地方需要矿产资源但资金充裕，你矿产丰富却很缺资金和技术，那我们可以互相合作。

　　我们温州同一些西部地区已经建立起了一种长期的对口支援关系。中西部一些地区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温州对四川对口支持。过去基本上采取每年带一个团、带一些资金，给对口支援一些具体等资金上的帮助。现在，我们更多的注重企业与地方的合作开发，比如说你有什么项目我们企业可以开发。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接收剩余劳力，温州企业给四川一些地区优先安排劳力就业。

　　还包括在教育、卫生的合作交流，有些干部派到温州挂职，这也是学习经验，会在观念和理念有一些帮助。

　　我这里还要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国家对吸纳人口比较多的东部地区，我觉得国家也该采取一些补偿的措施，不一定是资金补偿，也可以是某些政策上的倾斜。像温州，容纳了250万的外地人口，这些人为温州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带出了很多问题，像交通、教育、住房和文化娱乐等问题，要使温州做到和谐安定，必须解决好这些问题。

　　我们把外来人口叫“新温州人”，使他们在心理了上真正融入温州这个社会。同时，我们地方政府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投入了很多的财力、物力、人力和精力。政府就要投入很大的财力、物力。如果完全是靠地方政府解决，我觉得这个对地方政府来说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所以我觉得国家给予一些政策。比如在土地政策上的倾斜。

　　叶文邦：我还是主张首先把西部资源转化为优势，减少转移支付，这样转移支付就更有效，这是第一位的。东部发展起来以后，到中部西部投资，产业逐渐向西部推进，这个趋势非常明显了。东部的示范作用还是不断地在增强，包括东部的观念和人才。

　　现在的市场，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市场。不是想产品提供给谁就提供给谁，没有市场优势，地方政府再怎么引导，吸引力也不大。在我们这样的地区，因为缺乏基础条件和要素条件，基本上没有什么招商引资优势，招商引资说得容易做起来难。

　　东部对西部的支持，最有效的方式：优势互补，实现共盈。比如，西电东输，把贵州本身的资源优势就变成经济优势，既增强贵州自身的造血功能，又满足广州的用电需求。假如能够发挥区域各自优势，形成大的区域合作，就是一个双赢的项目。

　　赵振华：区域经济发展应该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最重要的是市场这只手。比如说贵州和广东合作发电，用贵州的煤发电，把电卖给广东，电价由市场定，这样对贵州来说也发展经济了，广东也得到廉价的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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