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益逆转的连锁反应 企业利润缘何批量走向滑坡

　　○ 本刊记者 原松华

　　“一吨螺纹钢赔200元，一月生产15万吨，意味着要赔3000万元，一些跟我们合作的中间商，销售价格比我们钢厂还低，赔不起的时候就洗手不干了。不过，没有过不去的河，预计淘汰小钢厂后，未来会有价格反弹。”河北承德钢厂北京公司的王恩生对记者述说近期钢价下跌企业面临的困难。

　　其实，困惑的不仅仅是钢铁业，来自国家统计局6月22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国有企业产品销售年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15.8%，低于去年近40%的涨幅；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额达465亿元，增长77.5%；与此相对应的数据是，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率仅有6.5%,大部分行业利润大幅下滑。

　　对于企业利润的“批量滑坡”与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 市场人士分析认为，一方面是前一阶段部分行业盲目扩张的后果显现，另一方面是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迅速上升。

　　效益逆转的连锁反应

　　“企业利润下滑是必然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说，前段产能扩张过快，导致上游的钢铁和水泥价格都在向下走，所以上游的部分企业也出现亏损。对于下游企业而言，受到前段上游原材料涨价的影响，下游企业之间竞争相当激烈，企业刚开始还扛着，到了四五月份，某些企业已经扛不住了，亏损面就扩大了。

　　哈继铭认为，经济是在缓慢下降，但这并不是坏事。本来经过前期的增长，经济已经过热，所以现在不能断言已经进入通缩。

　　据中国钢铁协会提供的数字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钢铁行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32.1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4%，投资总额同比减少2.78亿元，投资增幅由去年同期的106.4%高增长转变为负增长。负增长的根源正如钢协常务副会长罗冰生所指出的，“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积极成果，有利于全行业控制盲目扩张产能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对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钢铁热”，国家去年接连出台宏观调控政策予以矫正。去年年末的一周之内，国家发改委连颁两道控制原材料业的“铁令”，控制钢铁业重要原材料——焦炭、铁合金、电石行业的投资，暗防钢铁投资热反弹。经过层层严防死守，“钢铁热”的势头现在显然已经被打压下去。

　　银河证券分析师张新法分析说，此次钢铁业投资的负增长将顺应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是一个“相当好的信号”。

　　诸多数据表明，始自去年3月的“点刹车”式的宏观调控，有效控制了投资需求释放的节奏。那么，为何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政府官员又显得忧心忡忡？

　　进入4月份后，钢材价格旋即快速回落，特别是主要用于建筑业的线材和螺纹钢价格大幅下降，由20多天前的每吨3800元迅速降为3200元左右，这一含税销售价已经低于部分钢铁企业的成本价。钢铁行业和建材行业利润的下降，反映了一直以来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主力之一——投资开始下滑。

　　“钢铁和建材行业利润下降源于建筑材料、汽车等价格下跌，也反映了对能源等投资的限制。我们预计，随着钢铁、水泥、化工、汽车和出口等增长趋弱，今年全年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率将降到10%。”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

　　从需求的角度看，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课题组的报告显示，重工业扩张期的“投资-生产”自我循环渐近尾声,对投资品的需求也开始降温。1～5月,钢材产量同比增长25.4%；全国钢材消费量同比增长14.4%,其增速比钢材产量增速低11个百分点,增速比2004年回落0.7个百分点。前5个月进口钢材1070万吨,同比下降31.5%。国内建筑用钢材和低档次普通钢材产能过剩问题开始暴露,进入4月份以来普通钢材价格出现回落。

　　中国人民银行监测的企业间商品批发价格变动情况显示:4、5月份,钢材价格月环比分别下降2.2%和2.4%。由于电解铝、水泥等行业供过于求的局面早已形成,价格下降已经使部分前期投资过热的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随着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造成的成本上升压力不断显现,新一轮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陆续投产,产能过剩的局面正在从下游行业向中间品和上游行业蔓延。

　　今年3月份，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张汉亚研究员曾预测我国经济下半年开始趋冷，他在接受《中国投资》记者采访时表示，宏观调控卡住了需求，使生产过剩加快，造成企业效益下滑。而企业亏损后没有能力去投资，造成了产能过剩、产品卖不出去，直接导致企业效益下滑，继而影响职工的消费，这样的恶性循环必然会造成整个经济下滑。“如果在宏观调控方面不适当放开，下半年的形势不容乐观”。

　　投资的减速、产能的过剩、需求的降温都使企业效益发生逆转，继而使中国经济放缓。

　　如何解决企业的亏损问题？在国家发改委投资所研究员罗松山看来，由于最近两年投资上升得快，产能也就随之而上升，但消费却跟不上去；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消费者在买房的同时相应挤压了其他消费，伴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这种涨价并没有往消费领域传递，意味着消费结构的不平衡。罗松山说：“财富集中在一个产业是不正常的，说明经济增长是有问题的。国家在调控房价的时候，要降低房价，让老白姓买得起，这样才能使老百姓有余钱购买其它商品，以带动工业基本面的消费，由此企业才能摆脱亏损”。

　　高成本制约经济发展

　　在清华大学经济学院魏杰教授看来，自2003年以来，我国企业的总体生产成本在急速地上升。生产成本的上升必然侵蚀企业利润，当企业利润急剧减少甚至无利可图时，企业就必然会减少生产和压缩投资，甚至停产歇业。他在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表示，“我国企业的高成本时代已经到来”。

　　我国企业长期以来是依靠低成本而生存和发展的，现在企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企业如果没有应对的心理准备和具体措施，只能是减少投资和压缩生产，从而导致整个经济增长速度非正常下滑。

　　魏杰教授认为有6大因素致使企业进入高成本时代：

　　能源：能源紧张和价格上升是我国经济生活中近几年来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能源又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最基本要素，因而能源紧张和价格上升直接引发了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

　　原材料：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导致了原材料紧张和涨价，由此引发企业生产成本上涨是必然的；

　　交通运输：这是企业反应最强烈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交通运输中的一些产品虽然属于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但因为财力方面的原因，政府不得不进行商务运作，这也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生产条件：主要指的是土地和环保。土地涨价引起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是有目共睹的，环保准入条件的不断提升也加强了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这自然加大了支付环保方面引起的生产成本，例如加大治理废气、污水、废料等方面的费用支出；

　　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价格上涨是农业政策调整、城市生存条件涨价以及注重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必然结果；

　　国际：随着我国在能源及原材料上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国际市场的涨价导致了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像铁矿砂一次竟涨价70%之多，这无疑加重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另外，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而人民币升值的直接结果也推动了中国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国际反倾销过程中为我国企业产品定价设定了许多规定，这些都变相地表现为企业成本上升。

　　光大证券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劳动力、信贷成本的增加和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导致了企业利润份额的降低和利润增长速度的放慢。同时，投资形成的供给能力的释放导致了产品价格的下跌，也是利润增速放慢的重要原因。报告称，利润增长的放慢和信贷挤压的持续发展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失去了扩张的动力，并将很快转入缓冲地带。

　　政策亟待调整

　　6月13日到23日短短的10天时间里，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室主任李鲁阳和研究员张雪松马不停蹄地走访了浙江杭州、温州、宁波，四川成都、资阳等10家左右的企业。调查中发现，在企业效益方面，浙江省前5个月企业利润出现1998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而去年同期增长36.1%。

　　“浙江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省份，对宏观调控政策信号的反应也最为灵敏，在经济周期波动上的显示也比较快，从经验来看，会领先全国特别是中西部省市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换句话说，浙江经济今天出现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会在几个月后出现在其他地方。”李鲁阳说。

　　对于微观的企业，如何摆脱困境，应对高成本时代的到来。魏杰教授自有高见，他给企业开了4付“药方”：

　　其一，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节约型经济，包括通过循环经济、能源替代等方式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原材料等影响成本上升的生产要素，在节约中应对高成本；

　　其二，因为低成本时代的消失和高成本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企业不可能再单纯依靠成本优势了，因而企业必须要由成本优势战略转向技术优势战略，注重技术创新，包括核心技术创新和非核心技术创新等内容，我国的华为、海尔、格兰仕等企业在这方面走出了自己独特的路子，值得学习和借鉴；

　　其三，调整产业结构，抛弃容易引发成本上升的产品，例如放弃那些高耗能、高污染而附加值低的产业，进入到低消耗、低污染、甚至无污染但附加值高的产业，推动自身的产业升级；

　　其四，就是在改革中提高效率，通过高效率抵消高成本对企业的影响，因为高效率和成本成反比，效率越高，则成本越低。

　　“当然对高成本时代，仅仅单纯依靠企业的努力显然是不够的， ”魏杰教授认为，从政府角度看，必须通过政策调整推动企业顺利应对过高成本的压力。这其中包括：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的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当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时，政府应该降低企业的社会成本，例如政府应该通过改革降低企业所支付的各种形式的审批费用等支出，尤其要解决乱收费问题，从而高效地为企业服务，使企业的社会成本下降。

　　另外，要为企业提供更为便宜的公共产品，例如有些公共产品可以适当地降价，由财政承担一些因其涨价而引发的成本过速上升，因为企业已为此交纳了应有的税收。此外，“选择时机适当地减少税赋。这样可以变相地降低企业成本。从现实情况看，我国企业税和费的负担也确实太高。如果说在低成本时代这种状况还可以存在的话，那么在高成本时代到来时，我们就应该改变这种状况了”。

　　今年上半年，企业利润下滑和通缩苗头的隐现无疑令高速行驶的中国列车前途不乏变数。处在经济运行的十字路口，企业需要制定明确战略规划；从投资下降、产能过剩、需求不畅等方面看，考验的则是政府调控的平衡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