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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原松华
2004年6月，世界自然基金会在瑞士格兰德发布了《险境中的河流》，该报告是与世界资源研究所合作完成的。该报告分析了水坝对淡水生态系统的各种威胁以及对整个流域的影响，并发出警告，大量建坝正在威胁地球上一些最大最重要的河流，其中南美的拉普拉塔河和中东地区的底格拉斯河、幼发拉底河与中国的长江是最大受害者。
在人类的筑坝历史上，大型水坝的建设常常被认为是人类意志力的骄傲和进步的象征，但随着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诞生，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大坝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一把双刃剑
在过去，水坝被认为是解决洪水或者水灾、灌溉或者航运、发电或者蓄水问题的万灵药；今天，人们逐渐认识到水库中的水会从水库的表面蒸发掉，或者由于藻类的过度生长而变成死水；由于压力和老化混凝土会脆掉；那些水坝切断了鱼类的迁徙路线，造成了水库的泥沙淤积，还需要花费大量资金来修复或重建。
1975年以前，大坝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目前发达国家的水电开发率平均已经达到60%以上，其中美国水电资源已开发约82%，日本约84%，加拿大约65%，德国约73%，法国、挪威、瑞士也均在80%以上，有的国家甚至高达90%以上，水资源开发已接近饱和。据中国大坝委员会资料，至2003年底，中国在建的水电大坝(坝高大于等于30m)有164座，至于待建和规划设计中的大水坝更是屈指难数了。
大坝建设之所以在20世纪后半叶经历其黄金时代，首先是因为全球能源需求和城市用水的快速增长，随着各国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这都需要大量的能源和供水支持；在大坝的规划中主要从经济效益出发，基本不考虑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大坝被看作是解决能源供需矛盾和实现大面积农业灌溉的优先选择。
随着大坝运行时间的增加，大坝的负面影响日益凸现，人们逐渐认识到“水坝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的益处常以付出高昂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为代价。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在面对巴克拉大坝时说：“这是多么壮观、宏伟的工程啊！”然而4年后，这位印度巨型水坝之父意识到：“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正在遭受着畸形庞大之病的折磨，为表明我们能够成就大事业而且拥有大事业和完成大任务的思想，根本就不是一种良好的世界观”。
尼赫鲁的忧虑在几十年后成为困扰着人类的现实。
全球由于修建大坝已经造成5000万～8000万的移民。水坝至今尚未给人们带来其倡导者所预言的利益;相反，50%以上水电站发电低于预期值，70%的项目未达到目标，几乎一半项目灌溉不足。水坝增加了社区防洪的脆弱性。另外，水坝平均成本超支56%……修坝的负面影响已经超出人们想象。
2003年8月24日至10月5日，渭河流域发生了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灾，数十人死亡，515万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3亿元。陕西省就此提出“小水酿大灾”之说，矛头直指三门峡。2004年两会期间，陕西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别联名提出停止三门峡蓄水发电。“高坝大库”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方案，当时并不是没人提出异议，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黄万里和水电总局实习生温善章就反对过。然而这种反对的声音却是那么地微弱。
40多年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的“兴建三门峡大坝必将造成水灾搬家”一语成谶。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先生在耄耋之年挺身而出坦言建三门峡水库是个错误。水利部前部长、80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也同样呼吁：三门峡水库应该尽快停止蓄水和发电！
号称“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水库，是建国后治黄规划中确定的第一期重点项目。水库建成运用后，虽然给黄河下游防洪安澜和灌溉、发电等方面带来了巨大效益，但在建造的当时由于没有考虑排沙，泥沙淤积问题日益突显。据水电部的历史资料显示，1960年工程蓄水，到1962年2月，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到1964年11月，总计淤50亿吨。黄河回水大有逼近西安之势。
由此可见，三门峡水库排沙问题的严重性绝不是现在才发觉的。尽管后来一系列改良举措经过专家的论证，理论上能使渭河的病情不致恶化。然而，由于水库的先天设计缺陷，加之蓄水常年不按标准等利益驱动因素掺杂其中，致使渭河河床依然不断抬升。2000年4月，在渭南召开的陕西省三门峡库区防洪暨治理学术研讨会上，81名专家学者针对库区出现的恶化态势，一致认为洪灾威胁非常严峻，解决三门峡库区问题是关乎陕西关中东部乃至陕西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十分紧迫的大事，必须引起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谁能料到，大自然的报复竟是如此无情和迅速。3年之后，无情洪灾就汹汹而来。实践证明，真理恰恰被当年的这些“反对派”掌握着。
在2004年冬季和2005年春季，荆州市长江干支流相继发生荆江大堤文村夹、石首调关、松滋谢牟岗、抱鸡亩闸等4处重点崩岸。来自湖北省沙市堤防部门的消息称，如果算上一些小的险情，自2004年年9月以来，荆州市长江干支流堤防崩岸高达64处。荆江长江干支流发生崩岸和堤溃，主要原因是三峡大坝建成后，荆江上游由浑水下泄变成清水下泄，对堤防冲刷力度加大，在清水的下蚀和侧蚀的双重作用下，堤脚失稳堤岸崩塌。好在荆江堤岸崩塌发生在长江水流较小的枯水期，如果堤岸崩塌发生在洪水期，后果不堪设想。
阿斯旺大坝在上世纪70年代竣工，成为埃及的骄傲。这座水坝结束了尼罗河年年泛滥的历史，生产了廉价的电力，还灌溉了农田。然而近年来人们发现，它也破坏了尼罗河流域的生态平衡，引发一系列灾难：两岸土壤盐渍化，河口三角洲收缩，血吸虫病流行等等。类似的弊端也出现在肯尼亚的姆韦亚水电站、中国台湾的美浓水库等很多地方。2003年底，在泰国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反水坝大会终于对水坝利弊提出了全球性的质疑，人们发现水坝并非永久可用，其寿命仅为几十到一百年。许多国家已陆续忍痛拆除大坝，拆坝及恢复江河生态的费用往往高于建坝，这样水力发电的“可再生性”也就需重新评定。
根据《环球时报》报道，阿斯旺水坝弊端日益显著，尼罗河三角洲以每年5毫米的速度下沉，专家估计再过几十年，埃及将损失15%耕地，1000万人被迫离乡。为应付大坝带来的弊端，埃及被迫成立了“阿斯旺大坝副作用研究所”和一个部长委员会，计划5年内投入22亿美元保护河道环境。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追根溯源在于汲取教训，与其在灾害发生之后花钱救灾善后，不如用于灾害发生之前科学评估，让三门峡的尴尬不再重演。意大利曾有一座为汲取工程失败的教训而建立的碑，即瓦依昂水坝。这座造型优美、总库容为1.69亿立方米的大坝1960年开始蓄水，但因为发生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一次水库滑坡灾难，使它最终变成了一座262米高的纪念碑留给后人思索。
顺应水性的成功之作
1997年12月17日，是美国历史上值得记住的一天。北卡罗来纳政府和电力公司共同举行了庆祝Quaker Neck水坝拆除典礼。在这个事件的宣言上签名的有来自全美各地大约200个团体的代表，其中包括像美国当时的内务部长Bruce Babbitt、北卡罗来纳州环境与自然资源部长Wayne和卡罗来纳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Bill Carvanaugh这样的重要人物。观察家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说：“一直看到的是大坝在不断被修建，而从没有看到过被拆除的庆典。”此举意味着美国社会从传统的利用河流走进了一个河流管理的新时代。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水坝最多的国家，目前除了怒江和雅鲁藏布江，所有大小江河的干流或支流上都有密如蛛网的水坝，总数竟然超过万座。水坝形式多样，几乎囊括人类历史已有的类型。这些大坝一直成为矛盾的焦点：一方面，人口的极度膨胀和经济欲望对水、电资源的无限渴求；另一方面，来自生态环境的反作用力也在“提前引爆”，报复人类。
按照国际公认的水资源开发程度40%为警戒线，我国水能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几乎所有的江河都已完成水电梯级开发规划。四川省，嘉陵江规划了17级梯级开发；岷江上游干流规划了7级开发，其支流马边河规划9级开发；大渡河干流规划17级开发；雅砻江干流规划21级开发；在贵州，乌江干流规划11级开发，其支流芙蓉江规划10级开发；在云南，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分别规划了12、14、13级梯级开发……
自然流淌的河流被扼住了咽喉，曲线优美的身体上出现了块块臃肿。为什么古人顺势引水的成功经验没有被后人推行？
誉为经典的大运河、都江堰、灵渠等，全世界的人们包括水利专家们无不承认它们是人类智慧的杰作和结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将都江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时评价道：“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设计最科学、保存最完整、至今发挥作用最好、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大型水利生态工程”。
都江堰渠首工程建在岷江干流出山口与成都冲积扇平原顶端的交接处，为全灌区的制高点。都江堰巧妙地利用这一天然地势，从渠首直至千支万派的渠水末梢，没有一坝一闸，所有水量都是自流到位，正可谓“水到渠成”。人顺水势，水合人愿，水流顺势而下，自由奔放舒展，纵横整个古灌区。这正是浸润天府之国两千多年的无坝引水。
四川有句谚语：“先有都江堰，后有天府之国”。正因为“无坝”，都江堰才长盛不衰，成为世界上运行时间最长久的大型水利工程。李冰设计的都江堰最关键的是顺从水性、顺水势、合水脉。汉代蜀学的集大成者杨雄说：“水顺则无败，无败故可久也。”被认为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的现代钢筋混凝土大坝，其寿命却至多只有100至200年。
梯级水坝阻断大量珍稀鱼类和水生生物的生活走廊，会造成流域和环境生态系统的破坏，河流中的珍贵、稀有鱼类的栖息环境改变、回游和产卵通道被截断，使鱼类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而导致物种的灭绝。而流动水体变成静止水体，使淡水被大量蒸发，水体中的盐分成倍上升，下游河道干涸，地下水位下降，土地盐碱化，湿地和河口三角洲消失等等。同时，为发电需要，每天大坝放水多次，造成水位反复变化，水温急剧升降，会对下游水生生物造成很大的影响和损害，而建设在地震、泥石流、山洪等高发区的水库，则可能由于垮坝，对下游居民和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
世界水坝委员会主席在一篇报告中指出了水坝功能的虚妄性。他说，全世界已花费了两万亿美元建造了4.5万座大坝。这些水库散布在全球61%的河流上。百年以来，地球上几乎每天出现一座大坝。但是几乎所有的水坝计划书都高估了水库的使用寿命及工程效益。事实上，大部分水坝都不能达到其预期目的。
世界水坝委员会在耗资上千万美元、历时两年、经最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之后，形成了长达400页的报告《水坝与发展—新的决策框架》中，提出了对全球水坝全面、系统的认识：水坝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人类从水坝获取的这些利益而付出了不可接受的、且通常是不必要的代价，尤其是移民、下游的社区居民、纳税人和自然环境付出的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代价”。
生态思想撞击发展愿望
为什么当年水利水电界的专家中只有黄万里看出了三门峡大坝泥沙淤积将威胁渭河与西安？结论是，是黄万里的诗歌帮助了他，那些专家们只有技术一只眼，而黄万里还有另一只眼是他的人文情怀：诗歌。诗歌的核心是情感，可以说是情感使黄万里成为反对三门峡大坝第一人。黄万里学的先是桥梁工程，后是水利工程，本应该更多地以技术的眼光看世界，像一些水电专家，一条江河在他们眼里，处处是大坝，看到的尽是坝址。他之所以反对三门峡大坝，是因为他看到了淹没的土地、迁移的几十万百姓。鲁迅说过：有了科学技术，但丢失了人文精神，在人和物的关系上，就会是物欲横流，造成人的精神贫困。
著名社会学家周孝正则认为，现在学水利的如果没有学过人文或者人文学得不好，他们主持修大坝必出现问题。与其说迷信科学，不如说迷信技术，与其说迷信技术，不如说迷信利用某一种技术生产的一种产品，这种产品经过包装、利润，就变成一种商品，相信科学就变成相信商品，商品里还包含着狡诈的商人利益在里面。在周孝正看来，解决中国水的问题不是工程水利的问题，也不是资源水利的问题，而是社会水利的问题，是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说到底是需要积极的、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而绝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周孝正说，具体到黄河三门峡的水坝，我认为确实是需要拆掉的，它象征中国从此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象征先进水文化的前进方向，象征着知耻近乎勇。怎样让决策更科学，怎样建立一个容纳多种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的科学论证制度，怎样崇尚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及战略观念，希望三门峡水库能给我们留下活生生的镜鉴。
水坝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工具，任何一个水坝项目应该以实现长远的、根本的、可持续的人类综合福利为目的，都要做经济上的有效性、社会上的公平公正性和环境上的可持续性的统一。因此，世界水坝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以“公平、可持续、效率、参与式的决策和责任追究5个价值观为基础的新的决策框架。这5个价值观贯穿于整个报告，它们是符合联合国人权宣言所阐述的准则的国际框架。
是什么使美国这个曾经领导了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建坝高潮的国家今天又成为“恢复河流的先锋”？“恢复河流”包含了观念和利益的冲突、政治上的进步、合作和妥协。
宽容和保留反对的意见对这个社会是一笔财产。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家铮曾评价对三峡持有异议的人：“那些反对大坝建设的人，实际上也对大坝的建设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美国工程学博士艾中表示，越来越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工程实践不但应在一些经济条件的边界内进行，还应在环境与生态这些社会条件的边界内进行，这样才能实现工程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模式。来自专家和民众的“呼声”显然对怒江项目的决策产生了影响。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3年在约翰·缪尔陪同下游历了优胜美地地区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建设自己的国家，不是为了一时，而是为了长远。”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咨文中强调，“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如果浪费、破坏资源，滥用、耗尽地力，不能妥善利用增加其效用。那么，本来可以留给子孙后代的更大的发展和繁荣便会枯竭”。
经济利益集团的力量在20世纪的美国不可谓不强大，如同在当今中国同样强大的某些强势利益集团一样，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基本规律，即任何一个集体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它无法超越国家和民族利益，它必将止步于更为强大的政治权力与法律。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努力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并逐步摒弃单纯以经济收入或经济增长来衡量区域发展水平的观点。在6月14日召开的第二次中欧环境政策部长级对话会议上，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与欧盟环境委员迪马斯的交流中表示，中国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废物管理、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环境执法建设等多个领域继续和欧盟加强合作。参与是融入世界的前提，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河流保护与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必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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