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英法大罢工制度的根源与社保模式(3)

　　第三部分：对社保制度不同的经济学理解也是导致罢工的一个原因

　　十、法国与“改革疲劳症”

　　法国这次大罢工实际是对这个就业状况不满的一次发泄。那么长期以来导致青年人失业率如此之高的原因是什么？是劳动立法不健全，还是恰恰相反，市场缺乏弹性？法国颁布 的新法案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青年人的就业问题吗？

　　在自由市场制度下，就业本应就像市场上买者与卖者之间发生的其它交易一样，应是互惠互利的，在谈判桌上他们的权利是平等的。但是，在任何制度下，国家都对劳动合同进行某些干预。没有政府干预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当然，在法国也存在着许许多多大量的制度规定的干预。但如果干预过度，对劳动力市场就会产生很大的扭曲作用，活力就要丧失，弹性就要贻尽，就会导致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就业市场就会更加脆弱，建基于自由雇佣之上的市场经济制度就会受到挑战和阻碍。

　　失业可能由两个原因导致：一是法律对劳动合同的限制，二是价格对市场的限制。

　　这两种限制都会阻碍劳动力市场的正常出清状态。为什么法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欧盟曾对成员国建议说要对雇佣和解雇放松管制，工资定价要以市场供给为基础，因此要放松市场管制。但有多少成员国不将放松管制予以妖魔化呢，包括法国？

　　否则，过多的劳动立法需要再行立法予以修改和废除才行。《首次雇佣合同法》显然属于后者。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送神的成本要远远大于请神的成本。为什么？

　　因为几十年的习惯思维与制度惯性会误导人们对劳动合同本质的理解，尤其对青年人来说。在临时工作与长期工作、临时合同与长期合同之间，青年盼望的当然是后者，它们渴望的是永久就业，渴望成为局内人。劳动合同保护的既应是受雇人的权利，也应是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不应偏废。每个法国青年人都知道，找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一旦找到了工作，他们就希望终生把有。这种追求应是导致这次罢工的主要原因之一。

　　试想想，在一个人口不到6000万的国家，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上百万青年人的社会存量在寻找工作――尽管希望渺茫，他们能不陷于恐慌之中吗？“青年恐慌”必然导致“社会恐慌”。这次反对《首次雇佣合同法》的全国大罢工既是“青年恐慌”的表现，又是社会脆弱的结果，上几个月法国出现的震惊世界的“法国骚乱”说到底是“社会恐慌”导致的。大部分报章评论说社会骚乱是由移民政策失误和同化政策不利造成的，但实际那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真正的深层原因是青年恐慌和社会恐慌造成的，是长期的就业政策和社保政策导致的结果。

　　所以，解决青年人高失业率和青年恐慌的根本办法应该是改革；罢工不应该是改革引起的，而很可能是由于改革不深入造成的。

　　美国马里兰大学曾作过一项民意调查，今年1 月刚刚出版。从民调结果来看，法国与其他国家对自由市场制度的态度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这份调查选择了22个样本国家，在回答“自由市场经济是否是最好的制度”这一栏目时，只有法国这一个国家的回答是“不”；其中，对这个答案持肯定态度的，法国只有36%，而德国是65%，英国是66%，美国是71%，中国是74%。

　　从这项民调结果来看，很显然，作为妥协结果的新法案实行的“青年人岗位补贴”显然应验了法国人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说“不”的结果。为什么？

　　不论采取“就业补贴”的新法案是否符合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但它是罢工之后妥协的结果。这次罢工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新法案制定的“岗位补贴”导致的就业弹性问题和劳动力市场扭曲问题是加深了还是减轻了？它为下一轮街头政治的爆发是埋下了伏笔还是解决了问题？这样的循环是否是“改革疲劳症”的一个典型表现？

　　十一、法国经济学与街头政治

　　法国政府官员和分析家对法国这次大罢工的看法和评价莫衷一是，但相当一部分媒体对其评价非常悲观，认为法国改革已严重受挫。例如，4月11日的法国《论坛报》发表文章说，这场骚乱的牺牲品不仅是《首次雇佣合同法》和总理德维尔潘，一起陪葬的还有法国的改革。同一天的法国《十字架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对法国的改革前途充满了悲怅与犹豫。

　　国际媒体的评价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在那些补救型模式国家的眼里，例如对许多美国人看来，他们对法国这次大罢工感到非常迷惑不解，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场撼动了法国的大罢工。这里举一个例子，4月9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从“经济学教学的原因”这个独特的视角分析了法国频繁发生罢工的深层原因。

　　在取代《首次雇佣合同法》的新法案出台以后，法国财长布莱东伤感地叹到：“我们这个国家没有经济文化啊”。

　　法国财长的这个感叹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许多法国人看来，国家立法通过的任何有利于雇主的措施，其结果必然要伤害雇员的利益；公司与工人之间是天敌，所以，那只“看不见的手”不是市场，而是国家，国家的作用就是驯服公司，保护工人；它的第二个作用就是运用公共支出来统治经济增长。该报列举了这样一个例证：法国的一位高中经济学教师说，“在法国，我们经常把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看作是雇主与管理之间的永久冲突”。这位女教师说，这种把雇主与雇员之间发生的无休止的对抗与斗争的观点，可以作为解释刚发生的持续了两个月的反对新劳工法的一个方面。

　　法国财长的这个感叹是有根据的。今年3月份法国财政部刚刚实施了一个调查，其结果显示，许多市民对经济学概念一无所知，例如对GDP和公共债务这些概念，只有23%的被调查者能够准确的回答出来什么是GDP，90%被调查者说学习经济学是非常重要的，82%想让他们的孩子强制性的学习经济学课程。布莱东拟为此专门成立一个由15人组成的经济学教学委员会，其使命就是改善人们对“经济学”的理解，改善经济学的教学。

　　法国财长拟采取的这个改革措施是有理由的。法国和国际上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法国最好的大学里使用的教材与其他地方使用的全然不同，正如法国城市研究所所长布瓦兹翁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法国，我们目前还停留在30年以前曾经生活过的7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的时代。在我们的学校，我们正在对社会这个概念捏造一个幻觉，与其他国家的现实大相径庭。”他还说，“无论在教育这个金字塔的最顶端还是最底部，法国如何教授经济学的问题是当前这场(罢工)危机的核心问题；”许多人认为，法国教学以知识教育为主，缺乏足够的工作技能训练，学生毕业以后没有竞争能力，不懂社会。

　　那么，法国经济学教学存在什么问题呢？该报举例说，大学高年学生使用的经济学教科书(Nathan出版社)第137页写到，“人们必须要把工资作为一种购买力来分析，只要不刺激通货紧缩从而导致高失业率，工资就不能降低。”另一本普遍使用的教材(La Decouverte出版)第164页提出的建议是，国家对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要给予补助，“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经济允许我们早已支撑一个庞大的失业人口。”为此，该报认为，在最近几周的罢工中，这些教科书上的片面观点经常被大街上的青年游行者使用，在他们眼里，提高工资和补助工作岗位要比市场灵活性更是一个减少失业的好办法。

　　布莱东的一个高级顾问说，法国的经济学思想不是什么简单的“过时”问题，实际情况比这还要糟糕。他说，在我们国家，经济政策的概念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只有国家主宰历史的幻觉，这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的幻觉。

　　一些有识之士已认识到教学与实际相脱离的严峻性，认为必须对经济学教学改革才有出路，有些企业出巨资资助教学改革，帮助经济学教师深入实践，例如法国企业研究所自2002年以来就对全国4000多名经济学教师中的200名给予了资助，让他们参加企业实习。

　　其实，回顾历史会发现，不仅在高校，在经济改革中经济政策概念的“永垂不朽”既体现在1982年密特朗总统降低退休年龄的改革上，也体现在前几年诺斯潘总理的35小时工作制的主张上，甚至有人说，法国已把欧盟层面所做的放松管制的任何努力予以妖魔化了。

　　十二、英法大罢工给我们的启示

　　从美国和法国这两个典型的补救型社保模式和典型普救型模式的样板国家来看，在解决社会矛盾于冲突的方式上，前者主要体现在谈判桌上，而后者则较多地体现在马路上。但即使在每一个模式中，每个国家的情况也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在补救型中，英国的制度具有碎片化因素，因此街头政治和罢工现象也就多于美国；在普享型中也一样，法德之间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发挥不同的作用，于是法国的街头政治要比德国更为频繁与具有革命性和斗争性。

　　法德之间的差异性在某个角度上看，可以类比于拉丁美洲的阿根廷与智利之间的差别。近几十年来，智利逐渐走上了一个条与阿根廷似乎越来越明显不同的道路，从而导致阿根廷的街头政治与法国越来越有相似之处，越来越成为当局的一个头疼事。

　　我们不能说法国没有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更不能说由于德国没有什么频繁的社会罢工就不如法国民主，反过来说也不能认为英国的民主制度与美国相比存在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从社保制度上看，可能关键在于制度模式上。

　　从法国的情况看，我们不能不说法国近十几年来的街头政治和罢工现象已远远超越了战后以来欧洲其他福利国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改革疲劳症”；换言之，与救助型模式相比，普救型更容易出现疲劳症，在改革的过程中，它们更为“辛苦”一些，甚至辛苦得疲于奔命，代价太大。例如，法国改革举步维艰，“谁改革，谁下台”这个定律在法国已得到过两次证明：1995年铁路工人退休制度改革未果导致朱佩总理下台；2005年推动教育和福利改革导致拉法兰总理下野；这次大罢工使现任总理德维尔潘支持率大跌，前途未卜；再例如，近10多年来的改革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一次成功的，几乎都是以政府的妥协而告终的，这样例子举不胜举：2003年那场法国航空大罢工，80%民航客机因罢工停飞欧洲航空瘫痪，2005年1月铁路、电气和电讯部门大罢工，抗议国营企业私有化改革，2005年11月法国发生了近一个月的大罢工，抗议国营铁路私有化改革，使海、陆、空交通全部瘫痪，学校、邮局、医院等纷纷关闭。甚至就在几个月之前，全世界刚刚目瞪口呆地看到这场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社会骚乱事件：国家已进入“紧急状态”，各省已实行宵禁，5000多人被捕，700多人入狱。法国怎么了？

　　罢工一次比一次频繁，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甚至有人说巴黎三次申奥未果就与罢工有关；今天接受了一个方案，明天改掉了另一个措施，后天又制定了另一个法律，“法国式的大锅饭”越来越大；今年的改革触动这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明天的变革动摇了那一部分群体的敏感神经，在这个碎片化福利制度下，每个“碎片福利”内的局内人和局外人都会成为危机的根源之一。

　　可以说，“福利碎片”是改革的一个障碍，这是普享型模式的一个最大特征。

　　在这些“制度碎片”中，失业率的差距非常之大：社会平均失业率为11%左右，但是，大约750多个“敏感城市地区”的失业率为20%，而《首次雇佣合同法》中规定的15岁至25岁的青年人的失业率却高达36%。于是，高失业率这个普享型制度的顽疾或多或少地都成为每次街头政治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根源。

　　政府妥协已成为一个必然结果，或说一个“定式”；于是，近十几年来的改革“定式”再一次“教育”法国人，与当年的法国大革命一样，劳动者的任何一项福利都不是来自于国家的恩赐，也不是来自于雇主的慈悲，而是来自于斗争的结果，这是数代人牺牲获取权利保护的一个真理，只有在街头上坚决地斗下去才能守住权利的堡垒。

　　我们国内对法国这次大罢工的评论文章不少，但我最感兴趣的是最近一期的《南风窗》刊登的《从法国“街头政治”说起》，它从法国政治体制的特征“左右共治”和社会矛盾的“上下之争”两个方面分析了频繁产生罢工的深层原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和“笼中对”的角度分析了其直接原因，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从“改革理性说”对改革屡遭失败的原因做了诠释，那就是，由于政府的“大脑理性”与民众的“肠胃理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从而导致了改革历程的屡改屡败，屡败屡改。“改革疲劳症”的恶性循环已经导致“改革怀旧症”的产生：近些年来，反罢工(contre la gréve)已发展成为一个潮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向于反对无休止的罢工，例如，2003年巴黎曾有一次上万人参加以反对罢工的游行，当时到处都贴着“(Stop la Grève !)停止罢工”的口号，甚至网上还出现了一个反对罢工的专门网站，叫作《停止罢工》，其标识就是类似交通牌子的那样，有一个大大的STOP。在笔者刚打开这个网站的主页上，其头版头条文章的标题就是《反对大学罢学，支持自由学习》，并广泛征集签名。

　　其实，不仅在普救型国家的改革中会出现“大脑理性”与“肠胃理性”之间的分歧，在补救型模式也同样存在着“上下之间”的矛盾，比如，美国去年底社会基本养老制度改革出现的挫折就是两种理性之间的碰撞的一个结果。但不同的是，由于补救型模式是大一统的而不是碎片化的，福利待遇的来源结构不同等等，所以，这些“上下之间”两种理性的矛盾比较小，即使存在，导致街头政治的可能性要小于普享型模式，况且，后者自我调节矛盾的主要渠道是在谈判桌上，而主要不是在马路上。这是两个不同社保模式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

　　鉴于上述感想，笔者这个随笔的结论就是：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深入改革过程中，到了注意模式选择的时候了，模式的选择上定要谨慎，定要设定一个预期和目标，而不应摸着石头过河。

　　――否则，我们将欲速则不达，因为，每一项微小的措施的出台，事实上都内涵着某种模式的取向。

　　――模式选错了，重新改革就难了，那就会带来巨大的成本，这个成本当然包括英法刚刚结束的大罢工和街头政治。

　　(完稿于200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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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编者注：本文为作者郑秉文教授授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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