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必须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基本趋向,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改革,自觉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推进各项工作。现在有各种改革者,谁是真改革?谁是改革的促进派?关键要看是不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机制,最大限度的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全社会形成想改革、敢改革、善改革的风气。
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呈现出全面发力、多线突破的良好态势,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家说外国有一个加拿大,中国有一个“大家拿”。国企员工对亏损不在乎,觉得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亏损了国家补助,当时流行一个顺口溜叫“亏损好、亏损好,评比不来了,工资奖金少不了。”
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必须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基本趋向,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改革,自觉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推进各项工作。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宋晓梧
今年一季度后,一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拉动的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回升是一个短期现象,大概半年或者一年后,房地产投资会回归常态,即低速、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重庆作为一个西部的山区城市,财力并不宽裕,尚且能够为农民工市民化做了这么多好事,沿海城市的财力雄厚得多,理应拿出一定财力支持农民工市民化。
如果将资金引入到农村,我们全面小康、城乡一体化、释放城镇化最大潜力的这些目标就有可能找到最大的新动能。
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指标之一,因为我们很多年来采取的都是低劳动力成本竞争。
后发地区难以处于技术创新前沿,只要保证资本配置的优化,投资就能够推动经济大幅度赶超。
“年轻人都进了大城市,小城市人口反倒是流失的,这次两极分化的真正标志就是人口流出城市和人口流入城市”,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自然的有些城市出现了土地价格飙升,房价飙升等等情况”。
现在去产能的问题,要把游戏规则制定好,政府各个部门不是各行其是,是针对行业和企业去产能,要有一个整体的考虑。
产能过剩的地区分布差异很大,这是一个明显的特点,所以要制定专门的政策。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产能过剩重点地区安置职工的矛盾日趋激烈。
改革创新、转型升级,这是当今企业真正走出产能过剩困境的关键所在。这一点在调研中非常有共识,尽管企业提了很多困难问题,但是坚定从改革入手,这是大家有共识的。
现在搞“一刀切”,确实问题不少,应该是按照市场的需求情况,鼓励中高端产品效益好、适销对路的产品适时增加产量,削减供大于求低端的产品产能。
这次改革核心是激发市场的活力,激发企业的活力,充足主体的活力,通过改革把国企的机制问题解决了,我们才能给下一步的结构的转型、结构的调整一个好的基础。
去产能主要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有一些这个问题,但是民营企业在市场化面前,自己会知道该怎么办,主要是国有企业反映迟钝。
东北产业结构调整还需要一个产业政策来指导,要有一个区域政策下的产业政策,服从于区域振兴的目标,而不是产业政策下的区域政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宋晓梧担任论坛主持。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担任主持。
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对金融的创新提出要求,而技术的发展又使得这样一种创新能够更好的来解决今天在整个社会经济当中存在的“二八法则”的问题。
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核心是多目标的冲突,中央政府到底政策目标是什么,想要保3万亿左右的外汇储备还是想要汇率相对稳定,还是要减少资本管制,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等目标。目标和目标之间彼此是有冲突的
最终的汇率机制是自由浮动,世界大国汇率水平一定是由国内外汇市场供求决定的,而盯住一篮子只适合小型开放经济体。进一步来讲,当前汇率定价方式并不是很好的过渡时期的方式。
以前讲普惠金融,可能更多是讲老少边穷这样一些地方的人要获得基本的金融服务,但到现在来说,普惠金融的概念是讲一般的老百姓也能够随时随地获得的想要的金融服务。
要实现互联网+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度框架的保障依然还存在很多问题,现有的互联网金融制度框架,最核心的两个点没有解决。
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是披着互联网外衣的、打着创新的旗号,但是从事的本质是金融中介活动,但是全世界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允许不持有牌照或者是没有许可就去做金融中介活动的。
原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担任主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担任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