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洪溥：统计数字是工具还是玩具

　　文/沈洪溥

　　风传一时的GDP调整消息终于得到了官方正式确认。根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布会提供的数据,2004年中国GDP的现价总量比年初公布的快报核算数据增加2.3万亿元,经调整后的增量部分竟占到了2004年全年GDP总量的16.8%。据说,2005年GDP总量也将在新的统计口径下重新加以确认。这可不得了,说是“调整”,本以为也就是个位数范围内的变化,谁知,把锅盖打开 一看,棒子面窝头都成富强粉的了。数字更新的结果让我们在国际上跃到了老六的位置,用记者的话说,名次前进这可是质变啊！根据经济普查资料初步测算的结果,在GDP总量多出的2.3万亿元中,来自第三产业增加值的部分就占到了93%。据说这次“扫仓库”扫出来的增长,大多来自“商业流通行业内小额经营、作坊式经营、流动经营”,以前之所以没有统计,与“跨区域经营中的税收征缴制度的不完善大有联系”。记得2004年7月份的“调整公告”发布后,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曾用“承认错误”的方式,使调整后的数字“合理”诞生,与今天借助对第三产业“小土群”部分进行普查后发现增量的说法相比,后者显然要冠冕堂皇些。

　　承认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错误”,却换来了更多的GDP,值啊！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调高的数据能不能被百姓感受到？一贯以来对数据绝对值和相对量的怀疑是不是能够得到消减？笔者个人认为,这次调整的数据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

　　调整过的数据提供的信息有限

　　统计数据的意义不在于绝对量,也不在于描述绝对量的相对比率关系,而在于所反映的趋势,这是经济数据统计方面的原则。在趋势真实的基准下,目前中国的GDP总量排名是第六还是第四,人均水平是100名还是110名,其实都不是核心问题。毕竟老百姓并不是靠排名活着,即便我们今天真的是在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在跃进,对依然生活在困境中的群众也毫无意义。甚至,林林总总关于数据真伪的争论也毫无意义,因为来自媒体的质疑和以代表“底层民众利益”自居的看客的评论,与统计局庞大的城调队、农调队等下属调查机构相比,远远谈不上“耳聪目明”,就这么一个假问题拓展开去,越是

天花乱坠越是只能凸显挑战者的底气不足。

　　这里之所以说修正数据依然缺乏太大的参考价值,无非是说它仍然无助于我们搞懂中国经济的问题何在,甚至在说明真实趋势方面也缺乏更多的意义。

　　记得还是在2000年的时候,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Tomas G. Rawski)曾先后发表了《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以及《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吗？》两份文章,从中国当时能源消耗的萎缩、物流的下降、主要工业品的缓慢增长和农业的迟滞等因素入手,几乎是全方位地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示了质疑,并责问中国为什么用书面统计来造假(why China cooks the books？)。他当时指出,“在并不改变GDP构成的情况下”,“1997—1998年GDP增长2.2%是一个远比7.8%的官方数字更为合理的推算,而且,2.2%是一个上限……”罗斯基的文章发表后一年多,才引起广泛注意。英国《经济学家》和美国《商业周刊》也将其论据用做怀疑中国增长真实性的主要证据。今天回想起来,当时国内组织针对“唱衰中国”的理论反击可称有条不紊,从大到小的经济学家无不出来现身说法,流行的举证比如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工业结构调整等,总而言之,异口同声指责罗斯基的逻辑错误、数据错误、理解错误、观念错误……不一而足,从当时看,一哄而上之下算是在国内范围内取得了压倒性的成功。

　　2002年的解释言犹在耳,然而,时间仅过了几个月时间,2003年开始,媒、电、油、运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告急。能源紧张、运力紧张的情况下,全部的精力都被火爆的经济牵着鼻子走。随着2004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增长达到两位数,各路专家探讨的是如何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时髦话题,全然忘记了自己对中国经济刚刚下过的断语。

　　20世纪90年代末的数据问题随着2003-2004年的快速增长被掩盖了下来,没有人再去指责90年代的数据不真实,因为即便那时的数据绝对值有纰漏,但与今天的经济状况比,确实也能反映出当时处在经济的调整期,这就是统计数据的参考价值。

　　这就是说,即便掺水,按照一个具有一致性的方法掺水,得到的结果序列都是有参考价值的。就这层意义而言,今天的GDP数据调整起到了提供更新的参考意义的作用没有？很显然,2004年的新数据不能给我们更多的信息,原来的数据就已经显示,2004年的数据要比2003年高很多,今天告诉大家比预计的还要高,这对于刻画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并无更多帮助,在2005年的数据出台之前,一个更高的2004年历史数据并无实质意义。

　　从结构来看,GDP调整后的各省盘子仍显现人所共知的苦乐不均状况,东中西不同经济板块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因为第三产业在沿海地区大量地被“挖掘”出来而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也并非新的发现。

　　所以,这次的GDP数据调整,除了给国内好事的新闻记者提供了炒作素材,给国际社会提供了中国应负担更多责任的依据之外,别无他用！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统计数据

　　在很多人眼中,在抱怨“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时候,也愿意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看作是自己的幸福指数,这实在是没有必要。

　　从一段时期看,我国人均GDP指标可能会长期位于世界后列,因此绝对量上的加加减减,对居民总体实质生活水平的提升缺乏实际的参考意义。除了为某些地方在制定发展规划,提供“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千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一万元人民币”之类的目标以外,GDP总量指标的人均值简直可以在短期内不去管它。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统计数据呢？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数据的主要用途,已经成为制定市场行为的依据,成为专业分析人士的工具,数据种类越多,包含的信息就越丰富,反映的趋势就越细致,发达与不发达,一定意义上在于经济体系运转中能够产生多少有价值的数据信息。如果细心看美国的统计数据来源,可以发现统计数据的来源非常广泛,数据类型也相当多样。例如劳工部提供的就业数据、美联储提供的货币数据、制造业协会提供的产成品利润数据……多类型、多层次的数据体系,相当好地建构了一个关于真实世界的图景。

　　相比而言,中国的统计数据可谓单薄。不仅我们缺乏各地区城镇雇工工资水平的细节数据,更缺乏关注各地居民家庭生活状况的完整数据体系。严格意义上,今天的中国统计数据,依然是以方便部门、地区比较为目的,以企业生产为核心,没有将关注视角放大到全社会水平,这样的情况下,行政层面衍生出“GDP崇拜”是很自然的。因为既然地方人均水平短期内难以改变,那就在最受关注的经济总量上用心思,多个生产部门本来就依附于行政体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样的风气一旦得到认同,GDP自然就把持了风头。

　　看看2004年和2005年“山东PK广东”的新闻分析,两地官员对规模以上、规模以下,工业、服务业,直接核算、间接核算之类的计算之精心、求证之细致,让旁观者不由得暗暗称奇。这样的战略推演,大约只在中国足球队征战世界杯小组赛各路名嘴嚷嚷着“拼小分”时才能一见。当数据真的成为玩具而不是工具的时候,数据的生命力也就丧失了。

　　据笔者所知,长期以来,外国主要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在有关中国的分析研究中,一直在使用他们自己开发计算的经济数据,而非单纯依靠官方数据。这说明,实际上的统计数据的官方垄断已经在应用层面被撬动很多了,来自统计局渠道的很多数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国内机构自娱自乐的工具。目前,由于社会机构仍然不能充分参与局部数据调查和发布,建国时形成的自上而下的统计体系如同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体制一样,“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统计产品自然难以随需应变,逐步丰富。

　　实际上,近代中国的统计工作在起步时期并不落后。

南开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何廉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就将市场指数引入国内,他当时编纂的“天津物价和生活指数”在华北地区影响极大,直到今天仍被国内外许多机构引用。当时民国时期的统计体系,涵盖了物价、生活费、物流等多个层面,分支之细,比今天的统计体系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言以蔽之,统计数据本身是为了“用”的,不是为了“炫”的。GDP这个指标,既不全面也不精细,不宜看得太重;而一次数据调整,无非将过去人所共知的趋势用更粗的线条描了一遍,也不必太当回事。

　　(作者沈洪溥博士,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公司金融风险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