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总结经验 继续深化改革

　　杨启先/演讲

　　这个问题我曾经仔细的考虑过，我个人是搞改革的，所以我愿意以“正确总结经验，继续深化改革”为题来谈谈这个问题。

　　2005年，既是我们年初确定的改革年，也是改革攻坚年。尽管我们攻坚的主要目标 ——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成就不是太理想，但其它一些方面的改革应当说进展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全面取消农业税，发布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化和国有企业股份制的规范化，以及下决心启动了证券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和人民币汇率改革等等，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一年也是人们明显比较缺乏改革共识的一年，除了从前年就开始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是否应该推进产权改革的争论以外，对一些长期已经明确的问题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争论。比如改革总的指导思想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改革的主要方法是否应该是“摸着石头过河”？分配改革是否应该坚持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究竟是取得了明显的成就，还是属于基本失败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争论？我认为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们现在经济、社会生活，或者是政治生活当中，存在着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明显有关：

　　一、在经济领域，效益仍然十分低下。主要反映在投入产出比明显不高，比如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我国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至今只有4%到5%。但是每年所消耗的

能源原材料占世界的比重中，煤炭达到了31%，钢铁达到了27%，有色金属达到了25%，水泥达到了40%，原油

天然气也达到了将近10%，明显是高投入低产出，难以为继。

　　二、在社会领域，分配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包括：地区之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西部地区只及东部地区的一半左右；城乡之间人均收入的差距，远远超过了3：1，甚至达到了5：1；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标志差距过大的界限0.4，达到了0.45或者0.47。处理不当，很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

　　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对于过去的改革，各方面都进行一次认真的总结与反思，是完全正常和必要的。问题是如何反思？反思以后下一步怎么办？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外乎两条路：

　　一条路是，基本否定过去的改革，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但这条路肯定走不通。根据国际国内几十年的实践，计划经济不仅解决不了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分配不公和腐败严重的问题。比如我国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当中，虽然经济建设貌似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但最起码的一条，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长期也没有能够解决。其总的经济效果，按照在国庆30周年时李先念同志概括的两句话：说我国30年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比较很不相称，同亿万人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比较也很不相称。

　　在分配方面，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可以说做到了“平”，如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之前只有0.16到0.17，在世界上属于绝对平均的范畴，但是却严重的不“公”，在一个单位当中，任何人干好干坏、干与不干、干多干少一个样，谁的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当然也不可能创造出较高的经济效益。

　　还有腐败问题，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时期，权钱交易的腐败比现在少，但政治方面的拉关系，向上爬，打击报复、政治陷害，甚至将对方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等现象却相当严重。由于这种政治腐败比经济腐败更可怕，所以到现在为止，许多人对此仍然心有余悸，要重走这条路，绝大多数群众肯定也不同意。

　　另一条路，也是惟一正确之路，就是正确总结经验，继续深化改革。首先在思想上明确，上述这些问题的出现，虽然看起来是在改革当中发生的，但这绝对不是改革的要求，也不是改革的必然结果，而是改革不到位的反映。对于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特别是对于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中央在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政治报告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当中，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解决原则和要求。只要我们坚持按照中央已经确定的方针政策办，不仅这些问题可以逐步解决，而且一定能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确保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政治上的长治久安。比如：

　　第一，关于提高经济效率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效益不高，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效益不高，从投入产出的比例来看，现在每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有企业比例大约占不到40%，非国有企业比例超过60%。但是，在消耗的资金和原材料当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却超过60%，非国有企业只占不到40%。说明国有企业的效益比非国有企业要高大约1/2。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按照中央文件和决定当中已经明确的，主要是通过两种方法：

　　一是积极鼓励扶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除了极少数特殊垄断的行业以外，都允许非公有企业进入，或针对国有企业进行收购重组。合理缩小国有企业的比重，以有效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益。

　　二是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主要是以产权改革为中心，推动国有企业规范化的公司制改组。要害是必须做到资产真实，即核定清楚在一个企业中究竟有多少国有产权；权责明确，即做到有具体单位和个人对国有资产负责，并进行保值增值；股权多元化，即积极吸收国内外机构投资者和非公有制经济入股，打破现在国有企业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治理“科学”，即建立起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在企业管理当中各方面能够相互支持、相互制衡的关系。以确保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企业，具有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实现高效健康地运行。

　　第二，关于分配体制改革问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对长期以来我们搞的名为按劳分配实为平均主义弊病的否定。在促进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提高当中，发挥了显著作用，绝不能全盘否定。应该继续肯定，效率优先的原则没有错。因为没有效率，就意味着各方面投入产出比低下，既浪费有限的资源，又创造不出更多的财富。没有较多的社会财富，何谈公平分配？而且由于分配不可能均衡，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也可能保不住。

　　当然在现在的分配中，确实也出现了种种分配不公的现象。但这些不是效率优先的过错，而是国家和政府对分配调节不够的结果。因此要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出路绝不是放弃效率优先的原则，而是应该加强国家和政府对分配的调节，除了可以进一步加强完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改革以外，关键是在国家的财政中必须合理调整支出的结构。即有意识地逐步适当压缩经济方面的支出，对相当部分经济建设的投资，可以尽量吸收民间资金解决，将国家的财力更多用于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和社会保障事业等方面，以保证农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的居民能够较多地增加实际收入，同时使几千万没有达到温饱水平的弱势群体得到基本生活保障。只有这种建立在效率优先、社会财富较快增长基础上的公平分配，才是绝大多数群众所需要的，而且也是现在通过努力可以做到的。

　　第三，关于抑制腐败问题。当前大量的腐败，表现为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体制改革没有到位，新旧体制并存，漏洞很多，钻空子搞腐败的风险不大，回报很高，所以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前腐后继”的现象。二是法制不健全，对各级领导缺乏应有的监督导致一些人一手遮天。解决的办法也只能是对症下药。怎么对症下药呢？

　　一方面，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深化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包括资金、资本、外汇市场化改革和土地垄断制度的改革等，增加这方面运行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消除可以投机利用这种漏洞的机会。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成功的经验。如在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为价格双轨制的存在，各方面也都出现了利用双轨价差搞腐败的现象。但1992年以后，由于我们大步推进了价格改革，实现了价格并轨，通过价格差搞的腐败的现象就大大减少了。当前，资金、资本、土地和外汇的情况，同当时类似，因此只有推动市场化来解决，市场化越滞后，或者是拖得越久，问题肯定越多，不仅腐败很难解决，而且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也会越多大。

　　另一方面，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逐步使我们从一个长期法制不健全，转变成一个法制化的国家。尽快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做到政企分开、党政分开，合理分工，依法行政。同时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的监督，以有效解决由于个人权力太大所必然带来的种种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