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启先：产权改革方向正确 国资流失应该重视

　　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局局长、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研究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杨启先教授

　　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的背景下，2004年14：00-18：00，新浪财经举办了“国企 产权改革与社会公正”沙龙，特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杨帆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浦志强律师等嘉宾，就近期讨论中的焦点话题进行坦诚交流。

　　本次沙龙还得到了许多网友的支持，不少网友来到现场亲身参与，并作出高水平的发言，与专家进行对话，使得沙龙在热烈的讨论气氛中进行。以下为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局局长、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研究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教授的发言：

　　今天我主要讲一下国企的改革。

　　我们中国的企业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效益不高，这个大家都知道，历史很长了。国企的改革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一个难题，国家很重视，一开始就要搞国企改革，跟联产承包责任制几乎是同时提出来的。

　　计划经济那一段我也参加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前期，当时我们的理论上还没有完全确立下来，苏联这种体制，还没有完全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公有制而走向计划经济，所以存在商品经济的各种问题。从1955年开始，我们开始搞社会主义，就是单一的所有制：农村搞集体化，当时叫合作社或者叫人民公社，城市搞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对工业就是私人工商业改成所谓的公私合营。刚公私合营完，到1957年出现问题了。发现国有企业最大的弊病是“活力不强、效力不高”。这个现象当初毛主席发现了，对这个问题有所批评，认为这是体制造成的，而且是照搬苏联体制，毛主席提出要改。但当时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呢？就是认为管得过多，主要是中央管得过多。当时绝大部分企业，稍微大一点都十分重要，这是中央管得过多的毛病。从1957年采取大规模下放，企业绝大多数下放给地方管，1957年造成一场混乱，1959年没有办法往回收，直到1959年初期，基本上把下放的收回来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提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四人帮针对这个问题，归纳了“条条专政”。1969年大批判的时候，天天批“条条专政”，从1970年又改过来了，又怎么改了呢？还是没有其他的办法，还是采取下放的办法，说是当初下放不彻底，现在彻底地下放，包括鞍钢等一些大企业都下放了。一方面没有解决问题，一方面到1973年又造成一场混乱。1973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又把企业收上来了。当时不知道怎么改？开始摸索这么一种办法，但不敢提产权，这个词都提不出来，用这种办法改，结果不成功。总理在的时候围着桌子团团转，也没有解决办法。

　　这样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以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地提出的改革的方向，但并没有提出改革开放怎么搞，就提了两句话“对内搞活经济，对外私营开放”。这个实践依靠大家去创造，农村创造联产承包制，城里怎么办呢？当时就改“搞活企业”，从四川开始。怎么搞呢？还是没有经验。

　　1979年中央专门组织100多人的一个调查小组，总结过去改革的经验，当时计委、经委必须都是老一点的同志参加。从调查的结果得出一个结论，现在看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国有企业的问题看来不在原来说的中央管得过多，还是地方管得过多；中央管或地方管都只是一种行政的管理，如果要解决企业的问题，搞活企业，必须适当的建立自主权。这时开始提到自主权了。

　　究竟怎么回到自主权呢？当时开了很多的座谈会，和企业商量。企业就说我要自主权，但是我现在要自主权的话，我现在最缺自主钱，希望你们给我们钱。大家又想搞活企业，又想要企业自主权，但是自主钱国家财政不可能。后来商量能不能实行利润分层制，预算的钱不能给，只能赚利润以后，分一定的利润给企业。但是，由于财政的任务很重，100%的交给国家的财政，分多了不行，所以分了1%-3%，上到10%很少。

　　开始的时候企业很高兴，分到钱以后，恢复了职工奖金制度，用这个钱发奖金，同时还可以搞一点厂长基金。但是钱非常少，分了两年，企业不过瘾，觉得太少了，别说搞技术改造，连个厕所都修不了，要求改革这个制度。没有办法还是按照利润分层，如果按照利润分层的话，又要调动国家的财政，所以改了“基数分层”，有的时候分了20%、40%，比例又大了一些。

　　开始企业又高兴。在1982年的时候又不行了，企业纷纷提出意见：“基数分层”交的多的是原来效益好的，增加利润潜力很小，原来技术低的都是节约不太好的，往往钱就很多。搞得原来效益好的，分的比原来的差的要少。又搞不下去了。

　　搞不下去的怎么办？我们又搞调查，调查世界国家究竟怎么做？调查的结果发现除了苏联这个国家以外，其他的国家一律都没有这种利润的关系，都是交税。这个是国家规定的所得的税务法，你利多多交，利少少交。1982年我们国家开始实行这个税务制度，当时我们叫“利改税”或者叫“以利代税”。当时财政任务很重，如果税务低了财政受不了，最后搞了一个“五四制度”，当时“五”留给国家，“四”留给企业，也有问题。后来我们叫“税利并存”的制度。

　　这种制度搞了4年，又搞不下去了。到1986年底的时候，企业完成不了这个税收任务，有的地方不接受，有的地方逼出一个办法，实行全面承包责任制。原来天津是一个承包责任制试点，而且认为这个东西非常好。结果承包搞了四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就非常反对承包，为什么呢？城市和农村不一样，所有制不一样，农村包了没有人兜底，城市人包了有人兜底，最后包了四年，不仅没有把企业效益包上去，反而把企业包成没有利润。

　　没有利润的话怎么办？在1991年的时候，又包流转税，就是产品增值税等等包进去，这三批流转税在80%以上。利润税大概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几，利润税就少一点了，国家根本没法儿活，最后中央赶快发文件制止禁止包流转税。

　　在1991年下半年中央专门开了一次经济会，总结国民经济的改革经验，这次改革又前进一步，就是把国有企业问题不是作为分利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经济机制不合理的问题，明确规定在1991年到1992年制成一个统一的转换机制的文件，1992年开始实行，后来转变成一个“经济第四条”的文件。但是后来还是不成功，为什么不成功呢？中央转机制是把机制推向市场，而我们搞的那个机制分利不能成功，政府和企业还是父子关系，最后又不行，没有办法。

　　在1983年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做出一个决定，国有企业的改革明确地提出来，看来国有企业的改革既不是让利问题，也不是放权问题，关键是国有企业的制度不行，所以提出对国有企业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而制度上怎么创呢？创出来一个“产权明晰、权责清楚、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么一套制度，这才开始接触了产权这个问题，前面根本提都没有提产权。所以，产权问题提出来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我们这套改革的实践必然要走到这儿。从后面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就没法搞活。

　　当时很多人思想不同，不仅是下面的同志不同，上面的同志也有不同，最后就发生了一场大争论。争论什么呢？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争论的三个问题：一个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究竟应不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好多人认为制度创新这一提法都是错误的，国有企业就是国有企业，还创新什么？第二，制度创新是不是应该从产权改革开始？也就是先把产权搞清楚，否则就不行，产权改革一开始就要搞私有化，有的领导不同意；第三个，现代企业制度究竟是一个什么企业形式？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到了公司制、股份制，后来中央选了100个企业做了试点，我是试点副主任，最后搞下去还是没有办法，连方案都没有制出来，因为思想没法统一，所以根本没用。

　　在产权改革不能搞的情况下，最后只能抓住“管理”，从80年代中期抓了好几年的管理，年年加强管理，年年加不强，有什么原因呢？首先你必须产权明晰，权责才能清楚，权责清楚政企才能分开，政企分开管理才能做好。如果政企分不开的话，企业怎么科学管理？企业科学管理是宏观决定的，所以如果前三句话不抓的话，只抓后面一句话就不可以。1984年的时候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国有制度改革的方向，很明确地提了出来，这是个方向，并且进一步提出用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制。

　　这个时候企业已经很困苦了，大多数的企业拖到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地步。又提出了“三年解困”，“三年解困”的时候国家花了花了2万多个亿，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包括国家的注资、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融资、债转股、中央储备金、贴息贷款。2001年的春天，曾宣布说国有企业成功解困，利润等指标都上去了。但到2001年7月份的时候，就又发现不行了，因为那些数字都是假的。

　　所以，在党的十六大2003年的时候才提出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的问题，还提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有力、扭转顺畅”的产权制度，实际上才真正地在理论上解决产权的问题，而且明确提出建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非公有企业共同组建股份制企业，而且明确了公司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产权改革的形成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现在有的人提出产权改革搞错了，我认为不是这么回事。中国的改革最初谁也不想改革产权，连产权这两个字都提不出来，总是想绕开产权搞，但是一直没有办法绕过去。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搞了分利，但是不能解决问题。最后走到这么一条不动产权不行的路上。但是实事求是讲，产权改革不是要把产权全部改成私有制，这是不可能的，任何国家也不是全部私有制，总有一些国有企业。

　　产权改革实际上要解决主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产权明晰，究竟数量能够清楚吗？我们的产权是多少根本弄不清楚，我们企业统计的数字只有一个帐面的总资产、总负债，减下来以后有一个净资产，但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从历史数据形成的，现实究竟是多少？根本不知道，这个里面究竟国家占多大的比例，企业占多大的比例，其他人占多大的比例，根本不清楚。

　　第二，由谁来对产权负责？由谁来对产权承担这个责任？根本找不到这样一个人，这是一个虚职。主管部门根本不对产权负责，好多企业搞跨了，谁也负责不来。

　　第三，产权还有一个流动问题，产权改革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解决私有制的路子，不是这么回事。具体地说，中央文件讲，产权改革实际上是两种做法：第一，调整完善所有制，有一些企业现在效益不好，都退出来了，把产权变成非国有的，这个就是所有制的调整；一种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度的企业，实际上这个东西就不是产权转让了，就是重组，产权调整，怎么可以把产权变成一个企业，我认为这个是完全的正确。我们是不是政府就亲眼看到它流失也不管他了吗？不是这样的，政府管得很严，在90年代我们当时提出来产权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时候，当时国家规定多种所有制调整的形式，好多东西、好多地方一直没有处理好，后来纷纷告状，所以当时提出国有企业产权改制的问题。

　　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不是说不管它了。但是国有企业不改是绝对不行的，如果改的话，我们从几十年的经验来看，产权制度不改的话，国有企业绝对搞不好。所以我说这个产权国有资产流失应该重视，而且做这个工作是有好处的，前几年有一个美国教授写了一篇东西，《谁来养活中国》，这个问题是很惊人的东西。我们正确吸收经验，粮食产量上去了，这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当时领导不让讲，不许批判，有一定好的作用。当然我们怎么重视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具体的怎么防止流失是另外一回事。有可能还有更好的办法，但国有企业究竟怎么搞？怎么搞好？我这么多年，没有听到更好的办法，曾经有人讲过，即使有好的办法，也不一定能马上推广，因为马上推广有一定的风险。需要找两个企业，放手让它试点。但是也做不到，如果试点的话，职工还往往不干呢。现在我认为还应该提出好的意见，你认为什么办法好提出来，我认为中央是会接受的，现在发改委也会参考这个方面的意见。

　　我刚才讲的这个过程，不是走一条路走到底的，我们发现什么问题？就是中国在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调整，调整到这一步，这一步有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如果不对，可以提出你的创新的意见，我就这么一点看法，我简单的讲一下，谢谢大家！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