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红：贸易摩擦也有时空前提

　　文 刘军红

　　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总额和对美贸易顺差总额双双超过1000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国内外都开始担心中美贸易摩擦再起，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强。

　　谈到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其经典案例———“日美贸易摩擦”，政策咨询者们也会惯性地到日本那里寻找经验。但显然，这种惯性忽略了一个条件———凡事需考虑其时空前提。

　　1984年，美国贸易收支和经常收支赤字双双超过1000亿美元，至今升势不减。而1991年日本贸易顺差首超1000亿美元，翌年经常收支顺差再超1000亿美元。日美贸易、经常收支的反向变动，成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日美贸易摩擦和“日元升值综合征”的基本动因。

　　所谓“日元升值综合征”，是指1971年以后日美政府的贸易、

汇率和金融政策所引发的不规则的日元升值趋势，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经济、政治问题，同时也是日元国际化政策的前因。可以说，日元国际化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使日本经济增强日元升值抵抗力，并使升值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制瓦解后，日美贸易动向成为日元美元汇率变化的重要因素。而此前20年，日本制造业的生产率上升率和生产规模的扩张率均已超过美国，这被认为是美国遏制日本的发端。

　　但实际上，对美国而言，单纯的日本经济增长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并不能构成威胁。关键在于这种增长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合流，冲击了“美国治下的和平体制”。如，1971年美国的国际收支首次转为赤字，纽约股市大调整，而此前，欧洲、中东抢购黄金，大搞“脱美元化”，引发世界性“黄金荒”。同时，苏联突然闯入世界粮食市场，又引起世界性粮食供应紧张。在此背景下，日本优先发展“重大厚长”型工业，引发世界资源价格骤涨，环境恶化。

　　而在问题的更深层次上，还存在着日美对外资产关系的逆转。即在日美贸易收支逆转下，1983年美国对外资产余额锐减40%，1985年陡然出现1119亿美元的纯债务，战后首次转变为纯债务国，1986年成为世界最大纯债务国。与此同时，日本于1984年实现对外纯债权倍增，1985年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1986年成为世界第一纯债权国。日美对外纯资产关系的逆转，反映了日美经济结构的相对变化，更被美国看成日本资本市场相对闭锁的结果。

　　在美国看来，战后，日本对外资实行严格管制，资本输出增加的同时，资本输入难以扩大。1983年后，随着日本企业资金剩余，日本民间对外证券投资大量经过“欧洲日元市场”，涌入美国证券市场，成为日美对外资产关系逆转的要因之一。同时，美国资本的主要输出地拉丁美洲出现债务危机，致使美国对外资本输出锐减，而其国内投资形态又发生了变化，证券投资流入增加，银行对外融资减少，资本对外影响力下降。日美资本输出结构的变化，正是美国利用贸易、汇率政策敲打日本，席卷其金融市场的根本动因。

　　从当时美国的全球战略看，美国将对日贸易、汇兑制裁纳入了全面捍卫美国主导体制的轨道，堪称“帝国反击战”的一部分。如将对前苏联禁运、控制中东，封锁伊朗，与搞黄金美元脱钩相结合，以“石油、美元、战争三位一体”战略，迫使日本等分担国际货币体制成本。

　　相比之下，

中国经济增速虽高，但在资本输出上并未对美国构成现实威胁，特别是中国的

外汇储备的大部分回流到美国国债市场，成为后者长短期利率逆转的主要条件。同时，中国产品的低廉价格反过来又维护了美国整体的物价平缓，使其金融当局得以专心使用利率手段，抑制不动产泡沫，而不必过度担心紧缩金融导致经济下滑。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爆发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并不符合美国的现实利益。

　　对中国而言，利用贸易顺差超过千亿美元条件，主动调整贸易结构、深化汇兑制度改革，增强汇率弹性，强化国民经济对汇率波动的抵抗力，使货币升值转化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有利因素，更有利于维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