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理性批判

　　很大一部分美国人相信有天使，但这种观念不妨碍他们以我们认为理性、高效、现代化的方式工作

　　安德鲁·芬博格 文

　　我本文要讲的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理性，当然这种理性与数学或者物理学 中的理性是不同的。这种理性也是复杂和感性的人类的构成部分。现代社会结构中有些东西与原始社会不同，就像理性的原则在数学和物理学中不同一样。问题是，这种东西是什么？我认为这个问题对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个社会都有独特的重要意义，

　　我们的先祖相信

神话，而我们相信科学，所以我们比他们更理性，这个说法具有真实性但也并不尽然。你想想，即便在最发达的国家，奇异的信仰依然盛行，可见对于神话的信仰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举个例子，很大一部分美国人相信有天使，但这种观念不妨碍他们以我们认为理性、高效、现代化的方式工作。人们在现代科学得到发展的很久以前就可以进行探索并提高技术水平。历史学家的发现证明许多我们认为属于现代技术的东西在创造的过程中并不需要科学知识。

　　另一个更有意思的现代性理论指出，现代的社会系统遵从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对于理性的认识有些相似，在现代社会里下列三个原则在不断的发生作用：

　　1，等量交换，2，对规则的分类和应用，3，提高效率并结算效果。

　　每个原则看起来都具有科学性，计算本身是一种等量交换，等号两边是精确的平衡。所有的科学工作都是对目标分类并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处理的过程。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是这些科学规范的反映。

　　第一个原则是市场的特征。金钱要换取等量价值的商品或者劳动；第二和第三个原则在各个不同阶段的社会中都有体现，但只有在现代社会中被组织所运用。传统社会把人民分类并施以不同的统治，这种划分和统治规范是以文化传统的形式得以传承。现代社会中的组织，比如企业和政府机构也进行划分并应用原则，但这些都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划分方法和原则在转眼间就可以改变而不是要随着文化的发展而缓慢的演进，现代社会中，可以对它们进行有意识的设定而非必须遵从历史。与此相似，每个社会中都会有人试图对技术做出更富效率的改进并衡量改进的结果，但只有在现代社会这才成了组织的主要工作，并且只有在现代社会，才在效率和衡量效率的方法上不断取得进步。

　　一旦社会生活全部由市场体系和现代组织所构成，人们便开始意识到其理性。这看起来是件好事。理性在科学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它通过争论达成协议而非通过暴力或者腐败。科学家们对一个问题达成共识是因为有人有最有力的理由，而不是因为有人手中有枪或者比别人更有钱。很长时间以来，社会思想家们相信一个理性的社会是一个平和的社会，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达成共识的动力机制上与科学领域相似。

　　对于现代性的社会批判始于18世纪末期，当时，社会理性主义的原则开始应用于人类本身。人第一次作为资源被组织机构有效利用，在分配和交换中，市场的作用比个人更加重要。当以经济的和技术的视角看待人类，它们的其他能力和需求就被忽略了。这时，人性的功能化带来了对于世界的理性态度的浪漫批判。这种浪漫主义批判的代表是法国19世纪小说家巴尔扎克作品《高老头》中的人物伏脱冷。在社会理性批判中，这种生活与机制的对抗不断呈现，不仅是就技术而论，而且也是就市场和权力机制而论。

　　但是浪漫主义批判从来没有说服绝大部分人放弃现代化的益处。而社会理性批判的另一个思想来源是马克思，他是第一个懂得平等交换的不公平效果的人。当许多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被他说服，甚至于Proudhon直指所有权的罪恶，马克思摒弃了Proudhon的这种道德说教并分析了市场的实际功能。他最初的结论建立在当代经济学理论关于等量交换的基础上。根据这一理论，商品的价值由其所含劳动决定，在大部分交易中也是平等交换。他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如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进行解释，后来众所周知他通过著名的剩余价值论解释了这种现象。

　　马克思承认社会理性的连贯性同时指出了它的误区。这一误区来自于对社会系统的设计，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控制工作时间来进行统治。马克思认为这一方式不仅适用于市场，在他关于机械化的讨论中，他也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适用于科技发展。他认为科技的进步源于人类知识的增长和对自然的驾驭。上述理论中关于进步的理论来自于关于社会理性的第三个原则。马克思认为进步的形态与资本主义的需求相符合，发明创造是为了解决资本家在控制劳工中所遇到的独特问题，而不仅仅是由于人类要因技术进步而获得益处。

　　当今发达国家在技术研究上的现状与理性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所指出的越来越相似。研究技术史的学者大多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理论贡献的重要性，也不认同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在研究中，他们在无意识的遵从马克思。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技术研究问题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时代的工厂边界，科技已经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密切。医学、教育、体育、娱乐等都高度技术化，而技术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人类身上也体现在自然方面。在所有这些领域，与当时马克思研究的工厂领域一样，关于如何建构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这一问题也有着众多分歧和争论。

　　二次大战以后的时期伴随着一种技术政治学的兴起，它已经逐渐打破了人们关于一个越发理性的社会将避免冲突同时通过意见一致达成协议的旧观念。技术政治论这种科学家认为最完美的做事方式不仅没有盛行，我们看到的却是关于各种技术问题的法律诉讼、抗议、政治纠纷的增加。那些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对于这一现象不会感到惊奇，因为这些冲突不过是在与19世纪不同的新领域中重复着历史。

　　如今我们已经不再期待这样的技术进步图景：科学家们在试验设备前弯着腰，相互点头以达成一致。相反，我们的技术进步的模式越发与传统政治相似。不同的利益团体为对各种技术标准设定而相互施加影响，就如同他们长久以来为争夺对不同体系的影响力而斗争。而医学技术、交通系统、互联网、教育技术等等的标准设定都有各自的支持者，他们的生活和财富就决定于对这些技术标准的控制。他们相互批评而各自的观点都多多少少具有理性。当技术分歧的报道出现在日报的首页，至此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对理性的理性批判正在成为政治生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