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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袁剑
在一次回答媒体提问时，南京晓庄学院一位吕姓负责人坦承了该校的资金困境：“江宁校区一期工程共耗资3.2亿，二期工程项目如果全部建成也将耗费3个亿。但是资金问题成为了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不过，这位吕姓负责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这位负责人信心十足地表示：目前，我们正积极筹措资金，准备和外商进行
联合开发，引进外资。
但在我们看来，这位吕书记的“信心”看上去更像是一种侥幸。正如目前正在一窝蜂引进资金的中国银行业、证券业一样，所谓“引进外资”往往是一个行业陷入困境的一种委婉说法。毫无疑问，吕书记的所谓“引资”暗示的其实是同一种资金窘迫。可以告慰吕书记的是，南京晓庄学院并不孤单。在他们身边，还有一大批同样陷入困境的中国大学。
在经历了几年近乎疯狂的扩张大跃进之后，中国有数量可观的大学已然深陷入不敷出、现金短缺的财务窘境。换言之，他们很可能已经走到了技术性破产的边缘。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大学普遍经历了一次异常狂热地扩招、扩建，其疯狂程度丝毫不亚于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的股票热、房地产热。从表面上看，中国大学热似乎是顺应了中国社会不断高涨的高等教育需求，但究其本质，这不过是一场由政府主导、强势利益集团操纵的瓜分运动。其中，精英合谋、坐地分赃的成分相当浓厚。就此而言，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的中国大学热与同期的股票热、房地产热毫无二致。
细究起来，中国大学热源于两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一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的低迷。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骤然失速。病急之下，有人发明了一系列拉动内需的奇思妙想。于是，股票热、房地产热次第而起，假日经济、美女经济纷纷出笼。正所谓“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是钉子”。而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消费人群巨大、需求弹性极小的产品，遂成为政府眼中“钉子中的钉子。”恰逢此时，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博士发明了一套“大学经济”的理论，虽然从学理上看，汤博士并无大错，但很明显，汤博士的理论不仅投合了政府的急欲寻找“钉子”的心理，也极大地鼓舞了教育当局以及各级政府的冒进勇气。就拉动短期GDP而言，大学的确没有辜负政策制定者的期望。不过，将大学作为拉动GDP的手段，而不是作为提高公民自由能力的一种公共产品，其本身就显示了一种价值上的错乱。
将大学作为拉动GDP的手段只是造成大学狂热的理由之一。另外一条更为重要的理由，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中国潜行的精英赎买策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日长夜大，逐渐具备与官僚精英讨价还价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形势更使这种赎买成为一种急务。在财政补贴有限的情况下，赎买知识精英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大学——一个知识精英最为集中的地方，变成一个寻租场所。在中国，这种赎买有一个更加耳熟能详的说法：给政策。对于一个有着深厚学历崇拜的国家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垄断着教育供给的大学系统更容易寻租的地方了。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只要放开教育需求的同时不放开教育供给，大学就能够轻而易举获得巨大的寻租利益。正是看透了这一点，大学扩招开始像一场老式的政治运动一样遍地开花。
毫无疑问，从1999年到现在，中国大学经历了一场豪气干云的牛市，但事实相当冷酷。有心人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大学在精神上的堕落程度、腐败案件的发生频率与大学规模扩张速度之间几乎呈现出标准的线形关系。这与几乎同期出现的股票牛市以及房地产牛市颇有一比。更加绝妙的雷同则是，中国大学热与房地产热、股票热在精神气质上的同构，那就是精英集团假借改革和创新的名义所进行的自肥。用同一种视角观察，我们也可以察觉中国大学热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某种同构现象，即他们同属于以速度和规模扩大为特点的粗放型增长。大学的楼房多了、收入涨了，但精神更委琐、效率更低下。这大大加强了人们长期以来的一种印象：中国的大学不过是官僚机构在教育领域的一种翻版。在预算和监管的双重软约束下，中国大学已经成为浪费公帑、制造腐败的又一个渊薮。
肇始于拉动GDP和赎买精英策略而人为制造出来的大学牛市，是必然要有人来埋单的。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纳税人已经为证券业重组付出了数千亿的代价，为银行业重组的埋单数额更高达万亿之巨。虽然房地产和大学的账单还未交出，但可以肯定的是，时间已经相当临近，数额也将相当巨大。显而易见，一个精神上颓废衰败、财务上千疮百孔的大学，正是中国后改革时代留给我们的又一笔沉重的负资产。接下来的问题是，谁以及用什么方式来重组我们“高贵”的大学？
与其他行业相比，中国大学的一个优势在于：它可以通过大幅度提高学费的方式来渡过财务危机，也有更加“神圣”的理由来要挟公共财政。但如此一来，中国大学在精神上的熊市就将堕入更加黑暗的深渊，并从此变得遥遥无期。一个在精神上破产的大学显然是无法重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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