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经济的破产

　　文/陈锐

　　搜遍google,未见有“大学经济”这样的专用名词。在总部经济、假日经济满天飞的当今,却未见有“大学经济”的提法,着实让人有些诧异。也许是因为有些东西是可以明说的,而有些东西是只管做不能明说的。这正如某位教育部官员所言,“教育部从来未提过教育产业化”,但这并不妨碍中国的教育已经变成一种赤裸裸的盈利事业。于是,既得利益者们都保持 沉默,但却都在争相分食大学这块肥肉。自1999年以来,在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知名经济学家汤敏的“大学扩招可以拉动国内需求”的理论感召下,大学所发挥的“经济”功能丝毫不比火爆的假日经济逊色。

　　回顾这六年,尽管反对之声此起彼伏,但在精英们的推动下,大学的超常规扩招和普遍的高收费得以“顺利”推进,但当初所设想的“大学经济”的繁荣似乎并未如期而至。随之而来的,却是公众对大学教育日益表现出来的强烈不满和质疑,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按理说,随着大学录取率的提高,上大学本该变得更加容易,可对于某些群体来说,现在上大学却变得比先前愈加艰难,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几乎每年的初秋,我们都会在媒体上看到因大学学费问题而引发的各种各样的人间悲剧。而更多的现实是,大量落后地区的农民由于贫穷,只好让他们的子女放弃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也由此失去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贫穷的代际锁定似乎越来越成为当下中国的现实。

　　“大学经济”幻象

　　将大学扩招作为拉动消费的手段,也许除了中国,世界上再无先例可循

　　中国经济在达到1993年政治经济周期的顶点之后,开始一路下滑,1997年刚刚稍有起色,却又遭到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的当头重击。作为拉动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外贸出口,从前一年的21%增幅猛跌至1998年的0.5%;外国投资也跌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而为了保持

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国家决定人民币不贬值,但也由此导致了国内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的严峻形势。

　　为了扩大内需,国家在实施了一系列刺激出口和投资的措施之后, 开始不遗余力地刺激消费需求,延长节假日,实施所谓的“黄金周”假日经济正是始于此。在此期间,可谓急病乱投医的决策层竟将目光投向了大学。当时任职于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汤敏博士在1999年提出,三年内我国高校招生扩大一倍,且实行全成本收费,那么总共可以拉动的直接和间接消费约为1000亿元,这将对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此言论一出,即刻引起了高层决策者的重视和青睐。因为其所包含的经济学原理太容易理解了——大学生数量的增多,必然导致大学规模的扩展,从而需要增加大量的投资,如加盖教学楼、图书馆、增加师资等等;而且随着大学生数量的增长,家庭及个人将被迫进行更多的教育消费,同时大学生还会有其他一些间接消费,银行里的庞大储蓄就有了出路。这一既刺激投资又推动消费的政策建议,真可谓一举两得。将大学扩招作为拉动消费的手段,也许除了中国,世界上再无先例可循。

　　于是,一个根本未经充分审慎研究证明的经济推论,竟然导致了一项最让人不可思议的荒谬政策的出台。而且,决策层从决定扩招到召开部署扩招会议落实计划仅仅用去20多天的时间,在中国的官僚系统中能有如此之快的执行速度着实令人“刮目相看”。这当然体现出决策高层试图通过大学扩招刺激内需的急迫心情,但也充分凸显出,如此关系重大的民生政策的出台竟是何等的草率。于是乎,自1999年起,中国开始了近乎大跃进式的大学扩招。

　　经济学者高辉清认为,现在回过头来看,大学扩招以及普遍的高收费政策存在很大的问题。高认为,其实“高收费”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就出在“普遍”二字上。因为被扩招的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特招”来的学生,对“特招”来的学生实现“特价”,以此来弥补教育经费不足,实际上合情合理。但是,在利益的驱使下,高校并不只是对“特招”来的学生实现“特价”,而是取消了普通价格,对所有的学生都实施高收费。这一念之差就使得一个本来很好的政策走上了歧途,许多落后地区的孩子因此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并且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而且,很多家庭为了支付高昂的学费,不得不压缩日常开支而增加储蓄,使得内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先前,大学一直被视为一个财政性部门,纯粹依靠国家的投入。现在,把大学扩招作为刺激内需的重要经济手段,这说明政府已经把高等教育彻头彻尾地看作一个产业了。但是,大学扩招对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实际上非常有限。据

北京大学高教所对1999年高校扩招的经济效应的研究表明,大学扩招的短期经济效应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根据他们的计算,如果扩招200万人,并且每生年收费10000元,那么高等教育带动的国民经济增长约为572亿元,远低于1000亿元的水平。另外,由于受到高校本身资源不足和个人支付能力的限制,扩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要低于这个数字。与此同时,由于大学教育成本的上升与居民收入的增长极不相称,使许多家庭在面对日益提高的教育成本情况下,必然要缩减其他方面的消费开支。近期公布的社会调查一再显示,“为孩子攒钱上大学”已成为绝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储蓄的首选目标。

　　当然,也有很多人鼓吹,人们更应关注大学扩招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普及大学教育有利于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并将在中长期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所谓的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难道真的可以实现整体大学生素质和人力资本的提高吗？有一件事一直让笔者非常困惑,按常理说,大学生数量的增长,必然会强力带动相关文化消费的增长,比如对图书的消费需求。可是,大学生的图书消费和阅读时间却在日渐滑坡。据2005年9月《中国青年报》驻甘肃记者站在兰州9所高校就“网络时代大学生读书状况”的调查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大学生,除了课本,一学期的购书费用不足50元,有17%的人几乎一学期不买一本课外书。难道是图书太贵吗？显然不是,因为根据此次调查,如果按照每小时1.5元的上网费计算的话,大部分学生一学期的上网费用就相当于购书费用的4.2倍。更让人吃惊的是,有10%的大学生每天除上课外,读书时间不超过半小时,读书4小时以上的占不到13%。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近30%的人每天上网,其中有接近10%的大学生每天上网超过3小时,40%的男生、20%的女生上网的目的是玩游戏,60%的男生、70%的女生则是为了聊天。

　　这种现象绝非仅仅出现在兰州一地。在全国各大城市,很多大学生上网聊天、打游戏的时间远远超过读书的时间已经成为事实。大学周边除了饭店,最多的就是网吧,而且几乎家家爆满。据说在南京方山的一所大学新区,竟然有专门的客车接送大学生去网吧上网。难道这就是大学的大众教育对精英教育的胜利？难道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人力资本？

　　谁受益,谁受损？

　　事实证明,大学不仅没有拉动经济,而且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诸多改革一样变成了剥夺大众的代名词

　　现在回过头来反思这六年的大学改革,笔者不得不直言,大学教育被美其名曰为一种投资行为,是经济学家用所谓的人力资本理论给大学生编织的最华丽的谎言,它无非是被用来说服大学生应该为个人未来的收益增长承担大部分的教育费用。可是,大学生在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投资之后,根本未获得与其投资成本相匹配的收益。我们不妨来对比一下1993年和2000年入学的大学生相关数据。1993年全国高校的生均学费是500元左右,而到了2000年则是5000元左右,住宿费在1993年是每年100元左右,而2000年则是1200元左右。教育成本在大幅增加的同时,大学生的薪资水平却并未见同步增长。以飞利浦公司的彩电销售部门为例,1997年该公司引进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水平是800元左右,而2004年同样职位的起薪是2000元左右。不足两倍的薪资差距与相差近10倍的教育成本之间真是鲜明的对比。如果我们仍然把这种行为叫做投资,那只能说这是最不具经济理性的赔本投资。

　　大学生的低薪当然是缘于中国越来越高的大学生失业率,正是大学生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格局,决定了大学生必然成为大学扩招政策的最大利益受损群体。经济学者高辉清认为,大学扩招要为大学生失业的增加负主要责任,但是不该为总体失业负责任,因为它只是把一部分农民失业和工人失业,转化为了大学生失业。依笔者看来,六年前,决策层将大学扩招作为一种缓解当时失业压力的措施,是何等荒谬。因为大学扩招的数量与结构,必须充分考虑到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如果二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匹配,就只会导致更为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片面发展大学教育而忽视职业技术教育的短视后遗症,在当前被彻底地暴露了出来。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大学扩招的负面效应具有极强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特征。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大学生失业,决策层只有继续重复先前的老路,不断再继续扩大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提高研究生的收费,以延缓财务危机的爆发。但这一无异于慢性自杀的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那极为短视的大学扩招政策。

　　从政策经验层面上看,一项政策可能使某个问题得到改善,但却导致了其他问题的产生;或者可能使现在的某种状况得到改善,却为未来产生某种问题埋下隐患。完全可以判断,大学扩张不仅不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而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益再分配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一部分人失去的正是另外一部分人所得到的。这与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诸多改革一脉相承。长期以来,中国高度垄断的大学供给使大学教育的供求之间长期处于极度不均衡状态。而在这种条件下扩大招生和提高学费,无疑会给大学教育的需求者带来最大的利益损害。公众持有大量储蓄,不拿出来消费,或许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如果将其作为大学扩招和普遍收费的理由,那无异于使用近乎“抢劫”的手段来逼迫公众进行教育消费,从而导致社会财富的重新再分配。经济学者赵晓认为,大学扩招绝不是扩大内需的好方式,提高居民消费的关键是提高收入,在居民收入增长持续低于GDP增长的情况下,着重于挖老百姓口袋中的钱以刺激内需是有问题的。

　　一位有心人曾经对中国大学的学生宿舍的租金做过仔细的计算,他的计算结果让人相当吃惊:如果按照四人一间房的标准计算,中国的大学向学生收取的租金竟然是市场平均水平的三倍之多。只不过,平摊到每一个学生身上不那么显眼罢了。号称公益的大学,竟然经营着比房地产商还要丰厚的房地产买卖,实在是对公共产品的一种绝妙讽刺。

　　“大学经济”在给大学生带来利益损害的同时,却给另一部分人带来了颇多收益。现在,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各大学的基建部门和教材部门已经成为中国新的腐败重灾区,这无疑是拜“大学经济”所赐。如今,在全国任何一个大中城市,“大学城”都是一个颇为吸引人的房地产概念。早在2004年年初,河北廊坊即曝出“东方大学城”非法占用大面积耕地,开发建设“亚洲最大的高尔夫球场”和开发别墅的问题。随后,南京的“江宁大学城”、“仙林大学城”也先后被曝出违规用地。房地产开发商拿着教育部门的批文,违法占地大搞房地产开发,赚的也可谓是盆满钵满。这当然也是拜“大学经济”所赐。经济学者赵晓认为,在主要城市的房地产泡沫中,大学城建设确是一个因素,大学城建设所导致的大学负债率过高的问题将成为今后的一个隐患。目前,很多城市的大学城建设都与地方政府息息相关,政府也热衷于推动大学城建设,以带动所谓的地方房地产经济。大学已经被彻底纳入到地方政府的GDP政绩链条当中。这一切的真正根源均在于大学在短时间内的超常规膨胀。

　　“大学经济”的另一部分受益群体无疑就是我们所谓的知识精英们。甚至有评论认为,知识精英是大学扩招的最大受益者,而且已经被彻底赎买了,他们正在逐渐失去公共知识分子的应有气质。现在的大学校园和大楼是越来越气派了,可是大学的精神却日渐堕落,大师也是越来越少。梅贻琦先生那句最著名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也已经被当前的大学现实彻底颠覆了。大学再也不是原来人们所想象的精神家园和象牙塔,其内在的经济冲动丝毫不比任何一家商业性的公司逊色,创收已经成为大学校园内当之无愧的关键词。

　　教育部的官员们虽然一再重申,中国的大学教育改革是成功的,但眼前的事实却并不像官员们所想象的那么乐观。公众已将大学教育改革与医疗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并列为当下老百姓身上的新“三座大山”——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提前给你送终。难道这就是大学扩招政策制定者当初所设想的“大学经济”的愿景？对于某些人来说也许是的,但更多的人似乎希望“大学经济”的泡沫越早破灭越好。

　　其实,所谓的大学经济早已经破产了,而且“破”的是如此彻底,只剩下大学表面华丽的外衣。残酷的现实证明,大学不仅没有拉动经济,而且和1990年中期之后的诸多改革一样变成了剥夺大众的代名词。